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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亚太局势的特点及各方动向
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加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虽然仍是“西强东弱”的格局，但“东升西降”态势明显，并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在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性陷入制度困境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相对衰落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对美国和部分亚太国家造成进一步的现实和心理冲击。
二、美国落实“重返亚洲”战略部署
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崛起的影响，提高对华政策在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提出“太平洋世纪”论，宣布“重返亚洲”。外交上，推进“前沿部署”外交，增加外交投入和人员数量，增强公共外交。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希望未来将TPP与APEC合并成为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机制。政治上，全面参与APEC、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机制，引导议题设置和发展方向；安全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公布《2012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增加亚太军力配置，挑起或利用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泰柬领土争端等地区热点，巩固老盟友关系，建立新伙伴关系，重构亚太安全格局。美国还改变此前立场，高调介入中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宣称《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主张南海航行自由，并与日、菲等国举行联合军演。2013年美国国防预算显示美军数量从57万削减至49万人，但在亚太的军力不降反增。
三、美国的亚太盟友配合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巩固同盟关系，加强彼此协调
日本服从美国加强美日同盟的政策。日本在其经济遭遇冷战后两个“失去的十年”后，又进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其世界经济第二地位被中国取代。日本战略“焦虑”十分严重，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焦点话题。日本最初的反应是“顺势而为”，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合作。鸠山政府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具有明显“脱美”倾向。但日本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美国在普天间军事基地问题上拒绝妥协，鸠山在本国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被迫下台。菅直人政府上台后，日本重回对美依附路线，接受美国提出的按2006年达成的日美协定处理军事基地争议问题。经济上，日本积极考虑加入TPP谈判；安全上，日本推出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应对朝鲜和中国威胁为借口，明确将其国防首要“假想敌”由前苏联转化为中国，其军事力量部署重点由“北方”转向面对中国的“西南方”，其军事力量建设模式也由过去因准备反击苏军登陆日本而重视地面装甲部队转向为对付中国而更加重视海空军力量建设、尤其是加强潜艇力量。[1]再度挑起钓鱼岛问题，显示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立场，借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韩国对美安全依赖增加。“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支持韩国强硬应对，在争议地区进行实弹演习，造成朝韩关系持续紧张。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上升，将美军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间从2012年推迟至2015年，建立韩美外长、防长“2 2”会谈机制，强化韩美同盟关系。韩国还不顾国内强烈反对，强行批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但不愿影响对华经济合作。
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增加海空军备投入，挑起南海岛屿争端，并积极联合南海权益声索国一致对华，企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以便从中渔利。
澳大利亚同意美国在其北部达尔文港增加驻军，同时希望继续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四、美国的“新生伙伴”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倚重美国，政策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和摇摆性
部分东亚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受西方“中国威胁论”影响，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上升。东盟各国贯彻“大国平衡战略”的原则不变，但针对目标发生逆转。199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推动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的针对目标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主导东亚局势。而今天，东盟对中国崛起更为焦虑，总体上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东盟不会放弃借重中国发展经济，同时也在警惕美国力量重新占据压倒性优势，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配合有限。此外，东盟内部分歧很大，海陆国家诉求不一。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与中国存在南海问题，力求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而柬埔寨、老挝等国不希望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发生对抗。
印度在美国的积极拉拢下仍坚持自己的战略部署。虽不认为美国是印度的可靠伙伴，却借助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削弱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关注，捞取自身战略利益。
五、俄罗斯重视亚太，但主要精力仍放在欧洲
俄罗斯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有助于缓解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有利于俄罗斯集中精力在欧洲就反导问题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博弈；在亚太地区“以攻为守”，参加东亚峰会，提醒各方顾及俄罗斯的亚太利益；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强势出招，划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红线；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希望避免直接卷入争端，在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对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出口大量武器以获取实利。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及其演变态势
一、 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安全架构
首先，“一超多强”的格局在亚太地区得到充分体现。美国是影响亚太安全格局的最大因素；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的力量对比决定着亚太安全结构的基本形态；美、中、日、韩、东盟、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印度分别代表全球超级大国、地区大国、重要地区力量和重要域外力量，共同构建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
其次，双边安全机制是亚太安全结构的基础。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存在，同盟之间网络化趋势明显。美日印军事演习、美日澳安全对话、美日韩三边对话已经实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日高层对话等双边战略磋商频繁举行，对中美日三边对话、三边协调的期待也很高。2007年发表的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认为，“东亚的稳定将特别取决于美日中三角关系”。
第三，多边安全合作是亚太安全结构的发展趋势。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香格里拉对话成为安全交往新平台，各方对多边安全机制的认同上升。
二、 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正处于加速演变阶段
首先，亚太安全结构的影响因素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扩展。除了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亚太地区还存在着恐怖主义、海盗、岛屿争端、跨国犯罪、跨国传染病、气候变化、水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合作已成为东亚各国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此次亚太战略调整的特点就是强调制度霸权建设，已经从军事安全延伸至非传统安全领域。
其次，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遏制的主要对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对华关系视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关键目标，要“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牢固地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框架中”。[2]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多边战略安排、联合军演均围绕中国展开。2011年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亚洲存在着“很多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将继续深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盟友关系，“扩展同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合作、交流和演习和训练”。把中国排除在军事合作范围之外，凸显其针对中国的意图。
第三，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更具有动态性和网络化特征。美国此次亚太安全战略转型的重点就是对双边同盟进行网络化“重塑”。美日韩重启三边对话机制，围绕应对朝鲜紧急事态、朝鲜发射“卫星”、二次核试等议题频繁磋商；加强军事合作，日本和韩国相互派员观摩美韩黄海军演和美日联合军演，并加强情报交流。美日澳进行联合军演，加强三方情报合作，2006年启动三边外长级战略对话，2007年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首次三边防长会议。日澳还加强安全合作，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举行外长与防长级的“2 2”会议，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联合开展救灾与维和训练。美日印互动迈向机制化，日印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启动部长级战略对话，安全合作进一步发展。
第四，亚太安全结构逐步超越冷战遗存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大影响。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其影响依然存在。在亚洲，朝鲜半岛对峙格局依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停息。但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不断发展，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安全意识日益弱化，早在1997年中国就提出了“新安全观”，主张通过“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方式，实现地区多边合作安全。东盟、韩国等部分东亚国家也都赞同通过合作安全模式实现自身和地区安全。
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动因
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是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直接动因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冷战期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针对苏联的传统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以双边同盟为主构建轴辐（hub-and-spokes）安全模式。1991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开启了第一次转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
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加快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力量对比虽然仍是“西强东弱”的格局，但“东升西降”态势明显，并突出地表现在亚太地区。在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性陷入制度困境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相对衰落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对美国和部分亚太国家造成进一步的现实和心理冲击。
二、美国落实“重返亚洲”战略部署
美国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崛起的影响，提高对华政策在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提出“太平洋世纪”论，宣布“重返亚洲”。外交上，推进“前沿部署”外交，增加外交投入和人员数量，增强公共外交。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希望未来将TPP与APEC合并成为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机制。政治上，全面参与APEC、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机制，引导议题设置和发展方向；安全上，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公布《2012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增加亚太军力配置，挑起或利用朝鲜核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泰柬领土争端等地区热点，巩固老盟友关系，建立新伙伴关系，重构亚太安全格局。美国还改变此前立场，高调介入中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宣称《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主张南海航行自由，并与日、菲等国举行联合军演。2013年美国国防预算显示美军数量从57万削减至49万人，但在亚太的军力不降反增。
三、美国的亚太盟友配合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巩固同盟关系，加强彼此协调
日本服从美国加强美日同盟的政策。日本在其经济遭遇冷战后两个“失去的十年”后，又进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其世界经济第二地位被中国取代。日本战略“焦虑”十分严重，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焦点话题。日本最初的反应是“顺势而为”，加强与东亚各国的合作。鸠山政府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具有明显“脱美”倾向。但日本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美国在普天间军事基地问题上拒绝妥协，鸠山在本国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被迫下台。菅直人政府上台后，日本重回对美依附路线，接受美国提出的按2006年达成的日美协定处理军事基地争议问题。经济上，日本积极考虑加入TPP谈判；安全上，日本推出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应对朝鲜和中国威胁为借口，明确将其国防首要“假想敌”由前苏联转化为中国，其军事力量部署重点由“北方”转向面对中国的“西南方”，其军事力量建设模式也由过去因准备反击苏军登陆日本而重视地面装甲部队转向为对付中国而更加重视海空军力量建设、尤其是加强潜艇力量。[1]再度挑起钓鱼岛问题，显示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立场，借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韩国对美安全依赖增加。“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支持韩国强硬应对，在争议地区进行实弹演习，造成朝韩关系持续紧张。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上升，将美军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间从2012年推迟至2015年，建立韩美外长、防长“2 2”会谈机制，强化韩美同盟关系。韩国还不顾国内强烈反对，强行批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但不愿影响对华经济合作。
菲律宾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增加海空军备投入，挑起南海岛屿争端，并积极联合南海权益声索国一致对华，企图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以便从中渔利。
澳大利亚同意美国在其北部达尔文港增加驻军，同时希望继续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
四、美国的“新生伙伴”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倚重美国，政策上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和摇摆性
部分东亚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的国家，受西方“中国威胁论”影响，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上升。东盟各国贯彻“大国平衡战略”的原则不变，但针对目标发生逆转。199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推动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的针对目标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主导东亚局势。而今天，东盟对中国崛起更为焦虑，总体上欢迎美国“重返亚洲”，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东盟不会放弃借重中国发展经济，同时也在警惕美国力量重新占据压倒性优势，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配合有限。此外，东盟内部分歧很大，海陆国家诉求不一。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与中国存在南海问题，力求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而柬埔寨、老挝等国不希望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发生对抗。
印度在美国的积极拉拢下仍坚持自己的战略部署。虽不认为美国是印度的可靠伙伴，却借助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削弱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关注，捞取自身战略利益。
五、俄罗斯重视亚太，但主要精力仍放在欧洲
俄罗斯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有助于缓解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有利于俄罗斯集中精力在欧洲就反导问题与美国和北约进行博弈；在亚太地区“以攻为守”，参加东亚峰会，提醒各方顾及俄罗斯的亚太利益；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强势出招，划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红线；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希望避免直接卷入争端，在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对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出口大量武器以获取实利。
当前亚太安全结构及其演变态势
一、 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安全架构
首先，“一超多强”的格局在亚太地区得到充分体现。美国是影响亚太安全格局的最大因素；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的力量对比决定着亚太安全结构的基本形态；美、中、日、韩、东盟、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印度分别代表全球超级大国、地区大国、重要地区力量和重要域外力量，共同构建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
其次，双边安全机制是亚太安全结构的基础。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依然存在，同盟之间网络化趋势明显。美日印军事演习、美日澳安全对话、美日韩三边对话已经实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日高层对话等双边战略磋商频繁举行，对中美日三边对话、三边协调的期待也很高。2007年发表的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认为，“东亚的稳定将特别取决于美日中三角关系”。
第三，多边安全合作是亚太安全结构的发展趋势。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合作机制，香格里拉对话成为安全交往新平台，各方对多边安全机制的认同上升。
二、 当前的亚太安全结构正处于加速演变阶段
首先，亚太安全结构的影响因素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扩展。除了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亚太地区还存在着恐怖主义、海盗、岛屿争端、跨国犯罪、跨国传染病、气候变化、水资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合作已成为东亚各国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此次亚太战略调整的特点就是强调制度霸权建设，已经从军事安全延伸至非传统安全领域。
其次，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遏制的主要对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对华关系视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关键目标，要“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牢固地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框架中”。[2]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多边战略安排、联合军演均围绕中国展开。2011年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亚洲存在着“很多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将继续深化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盟友关系，“扩展同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合作、交流和演习和训练”。把中国排除在军事合作范围之外，凸显其针对中国的意图。
第三，亚太地区安全结构更具有动态性和网络化特征。美国此次亚太安全战略转型的重点就是对双边同盟进行网络化“重塑”。美日韩重启三边对话机制，围绕应对朝鲜紧急事态、朝鲜发射“卫星”、二次核试等议题频繁磋商；加强军事合作，日本和韩国相互派员观摩美韩黄海军演和美日联合军演，并加强情报交流。美日澳进行联合军演，加强三方情报合作，2006年启动三边外长级战略对话，2007年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首次三边防长会议。日澳还加强安全合作，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举行外长与防长级的“2 2”会议，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联合开展救灾与维和训练。美日印互动迈向机制化，日印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启动部长级战略对话，安全合作进一步发展。
第四，亚太安全结构逐步超越冷战遗存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强大影响。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其影响依然存在。在亚洲，朝鲜半岛对峙格局依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停息。但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不断发展，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安全意识日益弱化，早在1997年中国就提出了“新安全观”，主张通过“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方式，实现地区多边合作安全。东盟、韩国等部分东亚国家也都赞同通过合作安全模式实现自身和地区安全。
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动因
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是亚太安全结构演变的直接动因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冷战期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针对苏联的传统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以双边同盟为主构建轴辐（hub-and-spokes）安全模式。1991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开启了第一次转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