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段沙湿地，位于长江和东海的交汇处，是目前长江口最靠外的一个冲积型河口沙洲，总面积达420.2平方公里，是国内唯一基本保持原始河口沙洲地貌及发育过程的重要地区，被誉为长江南支河段最年轻的处女地。
　　据了解，九段沙湿地内部的生物资源非常丰富，区域内生活着大量的珍稀濒危生物，其中尤以鱼类和鸟类居多。基于这样的原因，九段沙湿地成为一些不法分子觊觎的对象，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的现象时有发生。

26人守护420平方公里保护区

　　九段沙湿地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作用的重要性，理应受到重点保护，然而在实践中，却依然存在不少难题。记者了解到，目前九段沙湿地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人手的捉襟见肘。成立于2000年的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署（以下简称“管理署”），目前共有26名工作人员。换言之，这26人需要保护420平方公里的区域，也就意味着人均看管17平方公里，其难度可想而知。管理署保护科科长曾祥林告诉记者，在这26人中，目前专职负责湿地保护的保护科工作人员共有5名，每天有2人在保护区内值班，此时的人均看管面积甚至要达到七八十平方公里。执法人员的严重不足导致许多地方无人值守，出现看守“盲区”。 以割除非法捕捞工具为例，在一次行动中，保护科所有工作人员悉数出动，打算清除不法分子布置好的网具。但由于没有专业工具，所有人只能徒手割除，一天的时间也就割除了68个，然而这已经算是非常高效了。对于那些实在无法割除的网具，我们只能采取割除一部分的方式，至少可以使其这一次的捕捞行为落空，也算是从一方面增加其捕捞的成本，希望他们能够就此收手。
　　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针对这一难题，管理署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早在2003年10月，《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已出台，这也为保护区的管理奠定了制度框架，同时也将保护管理全面纳入了法治的轨道。管理署则利用该契机，构建了以自身为主体，由公安、环保、渔政等部门以及边防、海警等单位参加的“协调联动、全面覆盖”的执法网络，在“联合处置、归类管理”联合执法机制有序完善的前提下，初步建立了保護区域内管理部门、执法单位、周边渔民共同参与的“分界面、归类别、全动员”式的社区共管模式。
　　曾祥林告诉记者，管理署于2016年联手公安、渔政、海事等执法部门，采取逐步驱离的办法，对长期困扰保护管理的“三无”船只进行了清理整治。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在国家绿盾行动督导的指导下，保护区管理机构以问题为导向，对照标准，依照要求，逐步深入，依次扩大，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尤其是去年10月以来，管理部门联合公安、渔政等多部门执法联动，先后开展了2019长江大保护渔业管理专项行动、2019年“长江口水域·九段沙之春”联合执法整治系列行动等。通过这些专项行动共清理鳗苗网20张，深水网39张，地笼网34个，割除浮子2099只，清除高滩围网11处、网绳4500余米，放生蛸蜞3000余斤、青蟹60余斤、海鲈鱼60余斤。抓获涉嫌刑事犯罪人员6名，行政处罚1500元。如此一来，也有效打压了两苗（鳗苗、蟹苗）期间保护区内非法捕捞的势头，极大地保护了区域内的生物资源。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在早先的媒体报道中，也有提及在九段沙湿地保护区内加强视频监控建设，在已有的上沙视频监控点的基础上，增加无人机、远程视频监控布点项目建设，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提高实时监控能力和即时处置能力，进一步减少保护区内违法现象发生。

强制手段缺乏 执法有难度

　　这一系列措施是好的开始，也十分必要。然而要想在42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做到360度无死角的防御，仍旧是一个严峻的、亟待解决的课题。落实到具体的日常执法，则更需要进一步细化各种方案。比如，在九段沙湿地保护区内，有大量的芦苇。据了解，有些芦苇荡甚至可以达到两米多的高度，这对日常执法也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曾祥林对此也深有体会：“有一次，执法人员深入芦苇荡对正在作案的不法分子进行抓捕，我们可以听到那些人就在不远处，甚至已经高喊让他们出来，但由于行动和视线均受到阻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法分子逃脱。”
　　同时，强制手段的缺乏，也让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中有些为难。曾祥林告诉记者：“我们曾经接到举报称有人在保护区内毒杀野鸭。由于没有找到被毒杀的野鸭，只得将几名嫌疑人移交给相关部门。由于证据不足，最后只能以擅自进入保护区的事由，对他们进行罚款3000元的处罚。”
　　除了执法人员捉襟见肘以外，另一个难题在于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严厉而又精准的打击这些不法分子，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当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湿地立法。尽管在2013年国家林业局已颁布了《湿地保护管理规定》，但总体而言刚性不足。对于九段沙湿地保护区而言，前文所述《上海市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就规定在保护区内禁止捕捞、狩猎，擅自进入保护区或者从事可能损害湿地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不法分子来说，对其进行行政罚款，拆除其用于非法捕捞的工具的确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现实中也的确存在过段时间后又重操旧业的情况。

光靠打击还不够

　　众所周知，刑法的一大特性就是其最后手段性。当其他法律法规对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无法进行调整时，刑法可以作为最后的手段予以纠正。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其中也对非法捕捞和非法狩猎的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的最高法定刑均为三年，而在司法实践中，涉及这两个罪名的判决似乎也是缓刑居多。如此一来，是否真能起到打击此类行为的作用？当然，或许有人会提议，可以从法定刑上加大打击力度，但是重刑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打击犯罪始终是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同时，若要提高法定刑，还必须考虑到其罪刑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单纯的提高法定刑绝不是明智之举。当前更为可行的方法是，刑事打击必不可少，但相应的“配套措施”也不可或缺。
　　近年来，生态环境修复的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开始慢慢普及。记者从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处了解到，该院就曾办理过几起发生在九段沙湿地保护区内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去年11月，被告人陈某在九段沙湿地内使用农药对53只野鸭进行毒杀。据陈某交代，一般会将这些鸭子以每只100元的价格卖给一些饭店经营者，并最终成为盘中餐。事后经鉴定，这些野鸭分别为绿头鸭、斑嘴鸭，均属于野生鸟类，同时也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针对这样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捕捞行为，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还依法向法院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陈某赔偿因毒杀野鸭所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失。
　　无独有偶。本刊曾经在今年年初报道过同样由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理的本市首例“劳役代偿”案件，在对被告人刻以刑事处罚的同时，还敦促其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包括赔偿一定的金额用于补植复绿，参加巡护拆鸟网、林业养护和河道保洁等生态养护工作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被告人主动承担责任，使生态环境得到修复。或许，通过这样的思路，可以逐渐减少类似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甚至可以起到遏制的作用，让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结语

　　据介绍，截至2018年底，九段沙湿地保护区内现有高等植物61种;2018年全年调查的昆虫120种;鱼类则有135种，其中斑尾刺虾虎鱼、鲻鱼、、弹涂鱼和中国花鲈为优势种。同时，保护区内还有16目46科211种鸟类，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3种。列入《中日保护候鸟协定》的鸟类132种，列入《中澳保护候鸟协定》的鸟类52种。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的濒危种的鸟类3种，易危种的鸟类9种，近危种的鸟类6种。可以说，九段沙湿地内的生物资源非常丰富，也十分珍贵。通过各方的努力，九段沙湿地动植物种类及实有量正在持续增长，尤其是濒危物种的实有量逐年递增。我们希望， 今后也能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