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机关党员干部提升政治能力的三重向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来源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q54660927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治能力是把方向、观大势、顾全局的一种重要能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是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重要保障.从理论向度看,提升政治能力是做到“两个维护”“知行合一讲政治”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向度看,提升政治能力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防范化解政治风险、赢得民心民意的本质依归;从实践向度看,提升政治能力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深化党管干部原则的有效方式.围绕机关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主题,形成了理论向度、价值向度、实践向度三维统一的立体阐释格局,三者互为支撑、互为促进、有机统一,对于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政治建设统领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他文献
一、基本案情rn2019年8月19日,被告人王某某电话联系陈某某(另案处理)购买毒品,在某宾馆房间,陈某某交付约9克甲基苯丙胺和1小包辅料给王某某,王某某当场与陈某某等人吸食了一部分.公安民警于当日在该宾馆房间将王某某、陈某某抓获,当场查获甲基苯丙胺8.33克,甲基苯丙胺片剂0.2克,不含毒品成分的辅料0.93克.王某某到案后,另供述曾于2019年8月12日,通过电话联系陈某某后,在某宾馆房间内分别以260元每克、50元每粒的价格向陈某某购买了10克甲基苯丙胺及30粒价甲基苯丙胺片剂,共计付给陈某某420
期刊
在培智学校,学生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比较高,面对学生的问题行为,教师该如何矫正?可以按照“教学反思六步法”的程序,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找到科学依据—导入实践—动态调整”进行矫正.通过唐氏综合征儿童的辅导案例,我们发现,学生的问题行为的解决是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依的,只要方法科学、操作规范,就能收获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抗诉是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手段,也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刚性监督方式.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需要进一步对抗诉标准的把握问题进行探讨.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对民事检察事实问题、法律问题、程序问题、刑民交叉案件的抗诉标准进行分析发现,民事检察抗诉标准的把握应当遵循合法性、谦抑性、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遵循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适当性等原则,以促进抗诉的精准化、规范化建设.
赡养纠纷属于家庭纠纷的一种类型.虽然其一般属于私益诉讼范畴,但本案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和典型性.本案系脱贫成年子女任由老人居住危房,该行为不但危及老人及周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利益,且有违社会公德和人伦美德,在同类型群体中起到负面影响,从人身性、群体性和示范性三方面对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检察机关穷尽了其他救济途径,在综合考虑当事人意愿及全面听取民意后,提起公益诉讼,最终以“调解+司法确认”的方式对公益和私益进行了双重保护,取得法治教育、社会宣传以及弘扬中华民族美德的多重效果.
校园霸凌一直是威胁校园安全的重点问题,即便在校园环境相对单纯的农村高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校园霸凌事件.校园霸凌不仅对被霸凌者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也同时影响霸凌者、协助者及旁观者的身心健康;究其原因校园霸凌体现了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失,也体现了社会教育和立法层面的不完善;解决校园霸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青少年自身的四方联动、积极应对.
凝聚共同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显著优势.目前,司法激励研究以物质分析为主,对精神层面的解释不足,难以揭示当代中国司法活动背后的制度伦理.法院党组作为党领导司法的重要组织形式,承担着价值引领职能.它通过嵌入法院领导机构,获得了开展价值引领的组织权威、组织网络和组织信息.法院党组的价值引领能够弥补物质激励的局限,其主要依据由党的领导、服务大局和群众路线构成的价值体系,经由一系列动作、言语和物质传播符号对司法组织实施精神激励.这有利于推动党凝聚共同价值理念的制度优势在司法场域转化为政治定向、组织聚力、社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新时代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必经之路,从国家义务出发,一是要采取自上而下相应的“减排”政策和市场交易,二是要有妥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作为保障“双碳”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需要宪法、行政法、民法、社会法等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整体协调衔接.构建契合“双碳”目标实现的公益诉讼制度,在气候公益诉讼当事人的选择上,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提起诉讼中的作用;在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上,要根据碳排放利益的特殊性,进一步明确生态损害赔偿在公益诉讼制度下的运用;要逐步探索进行有限的行政公益诉讼、民事
对于律师这个“舶来品”,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态度和政策是有差异的.通过研究《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整体特征和传播倾向,可以略窥党在律师职业建构中的政策取向和原则立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党对律师在代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标志性意义有清晰的认识,对律师职业的建构和发展有整体的规划.党在律师职业建构中所采取的政策立场和结构性调整,一般是有其公共考量在内的.党在不同时期对律师的功能定位和角色期待,决定了这个职业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呈现出了明显的角色变迁和多元面相.
在刑法立法大一统模式下,行政犯规定于刑法典之中,刑法修正中不免要寻求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规范衔接.但从“立法参与主体、立法时间顺序以及立法理由说明”等多个维度来看,刑法与其他部门立法相互脱节,呈现出“分割式”立法局面;规范衔接的良好愿景实际上表现为刑法一厢情愿地“机械对接”,不仅未能在实质上产生“衔接”效果,反而引发规范用语表述不一致、立法事实不清晰及法益定位不明确等现实问题.直观来看,引入附属刑法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但因立法思维惯性与立法技术的制约,短期内难以付诸立法实践.目前,可通过协同立法模式克服“
李大钊是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和英雄,他终生奋斗的革命历程,始终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显现着奋斗、探索和牺牲的崇高精神.李大钊建党精神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其逻辑起点是以十月革命的“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其逻辑展开是逻辑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其一是阐述了“益进人类的幸福”的现实根据,其二是研究了“问题”与“主义”的现实需要;其逻辑归宿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即在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