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紫青稞》是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伏案多年的结晶。这部反映当代西藏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读本，以其新鲜、独特的西藏叙事给广大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惊喜。
90年以后，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文学创作领域也涌现出新的创作热潮。曾一度风行国内文坛的魔幻现实主义热潮退却，西藏文学暂时淡出人们的视线。可贵的是面对西藏文学暂时的低谷，作家们从没有放弃过探索新的创作路径，这使得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不仅在散文创作上推陈出新，出现了以马丽华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创作高峰，而且在小说主题和叙事方法上不断拓展出新的天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例如：白玛娜珍的作品中日益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次仁罗布的作品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开掘、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在乡土叙事方面所做的探索也是在同一背景下所做的努力，这使这部小说的创作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与以往的西藏乡土文学不同，《紫青稞》立足当下，截取西藏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特定时段，以现实主义为精神内核，采取了多重创作视角，真实描写了藏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品性，表现了西藏乡村崭新的社会风貌，表达了作者对西藏乡村的特殊关注。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精神是乡土小说创作的灵魂。“真实”又是现实主义精神的核心要素。尼玛潘多在她的创作谈中说道：“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经符号化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艰险的。我想做的就是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同的真实情感。”《紫青稞》实现了作家的这一创作诉求，作品避开概念化的描写，以贴近原生形态的“真实感”将一个真实的西藏乡村社会推到了我们的眼前，给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
一、多重视角的交替使用。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中，作家的创作视角或者站在现代启蒙者的角度批判乡村社会，对乡村的愚昧和黑暗作集中的展示，表达深切的同情和尖锐的批判；或者将乡村的生活状态视为一种文明形态，以此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从这一视角出发，乡村文明呈现的是比现代文明更为积极的精神面貌。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作家审视乡村社会的视野普遍变得开阔和多元。尼玛潘多在这一点上是有新意的，在展现普村风貌时避免了单一的视点，采用多重视角交替的方法：以现代启蒙者的姿态，揭露并批判以普村为典型的乡村社会存在的落后面；同时又不忘用乡村文明反观城市社会的虚弱面，讴歌乡民的淳朴、善良；更多的时候作者采用平行的视角，冷静、客观地抒写乡村的世态人情。多重视角的交替使用使得尼玛潘多笔下的农民形象、乡村社会更加真实饱满，更具层次感。
二、社会“裂变”的真实呈现。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的郭艳老师评价《紫青稞》“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充满血肉和肌理的西藏乡土，是反映西藏当下现实的一部充满理性和洞察力的作品，属于充满烟火气的当下和转型的时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广大的城乡社会带来了巨变。西藏也在这一场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完成着自己的蜕变。普村是西藏传统乡村社会的缩影，保留着西藏乡村社会固有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人伦道德、民族性格。尼玛潘多以动态的表现方式，用生动、细腻的笔触将古老普村在商业化浪潮冲击下所经历的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裂变”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让我们与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了现代的思想意识融入古老乡村的全过程，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小说一开始将我们带进一个散发着浓郁的藏乡气息的环境中。普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附近，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普村的村民善良、朴实、坚韧、悲天悯人同时也狭隘、怯懦、宿命。
农业是普村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普村的村民世代秉承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故土观念，虽然广种薄收，但他们如同生长在这里的紫青稞一样，也把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和所有传统的乡村社会一样，普村也是一个熟人聚集的社会，村民之间绝大部分具有亲缘关系。在普村，门第观念、血统意识等传统思想影响深厚，制约着社会人际关系。强苏拉因其居家密宗师的身份和显赫身世，自己又精通占卜，受到普村人的尊重。而铁匠扎西却被认为“骨格”低贱，连生活困顿、一贫如洗的阿妈曲宗也极力反对自己的儿子与措姆的婚事。对于普村的村民来讲。宗教是他们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无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响和左右。
而经济转型期‘的现代化冲击，让这些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发生了“裂变”，新的事物悄然兴起。昔日单一的生产方式逐渐趋于多元。世世代代靠天吃饭的农民走出了田地，走出了大山，经商成为普村人发家致富的新选择。传统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分崩离析，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社会变革中发生着变化。血统显赫的多吉并没有继承父亲强苏拉高贵的品格，他恶劣的人品被众人唾弃。而铁匠扎西的儿子旺久却凭借自己的辛勤打拼和良好品行，不仅成为颇有资产的企业家，更是赢得了同村人的尊重。而在变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村新人的典型——达吉更是这其中最生动的风景。在小说中，身处变革时代的她顺应时代的要求，主动地走出了大山，汇入了时代的潮流中。与祖辈们不同，她性格独立，不屈服于命运，对现代文明充满向往，有挑战精神和开拓意识。她的胸怀远大，心中装着的不仅有自己的幸福。还有乡民和整个乡村。尽管面对生活的困境她也有迷惘、彷徨，但她在思想认识上早已跳出父辈的局限，她的身上散发出鲜明的时代的气息。
“裂变”的过程是动态的，对抗中充满了艰难。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的尼玛潘多成功地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细致地展示出来，其中蕴含的生活真实令人信服。
三、“民族性格、心理”的真实书写。《紫青稞》对乡村世界的展示没有停留在对乡村表层文化元素的描写，而是努力把笔触伸进藏族乡民心灵的深处，成功书写了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阿玛曲宗是小说中三位主人公桑吉、达吉、边吉的母亲，她是一位传统思想深厚，命运多舛的女性。丈夫早逝，让她独自承担了养育四个孩子的艰辛，在贫穷与苦难中走过了大半生。阿玛曲宗的思想性格带有传统文化深刻的印记，她真诚、善良、具有深厚的悲悯之情。女儿桑吉未婚先孕，未婚夫多吉进城打工，音信全无。当桑吉萌生做掉孩子的念头时，原本责怪女儿丢人的阿玛曲宗愤愤道：“那是一条生命呀，你怎么能杀掉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是要遭报应的。一个灵魂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投胎人身，你却要扼杀他，这和野蛮的魔鬼有什么两样？”。她相信福祸皆由命定，在去县里做白内障手术时途中意外受伤的经历，使她更加确信强苏拉占卜中所言。即是眼睛看不见，也不再接受治疗。她的思想中有很强的门第观念、血统意识。因自己家境困窘，她在同村人面前常常自卑，自怜，尤其是面对血统高贵，家境富裕的强苏拉一家，她更是觉得低人一等；但面对铁匠扎西。她又自觉高他一等，言语中充满了轻蔑。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将阿玛曲宗在铁匠面前的盛气凌人表现得淋漓尽致。当阿玛曲宗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罗布旦增当了铁匠的女婿时，她到铁匠家门口扯着嗓门谩骂：“脸皮比野牦牛皮还厚的家伙……还没有见过你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当铁匠的妻子端着用平时难得一用的银碗盛满的青稞酒，善意劝解：“阿玛曲宗，不要生气，喝一碗酒，冷静冷静。”阿玛曲宗一手打掉酒碗，用拐棍指着铁匠老伴的鼻梁骂到：“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在铁匠的酒碗里喝酒……”。 《紫青稞》不仅写出藏族农民个体性格的丰富，也写出了藏民族集体性格的丰富。普村的村民大都善良、朴实、悲天悯人，邻里之间，患难与共，相互扶助。村民们同情村子里那些住在矮小、简陋的房子里的弃妇和她们私生子，时时不忘给予帮助。逢年过节家底薄的人家给孩子买不起新衣，稍为富裕的家庭绝不吝啬，多会把压箱底的衣服借出。而贫穷的孩子们穿着向别人家借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新衣，一样在喜庆的气氛里过新年。普村人面对苦难和挫折乐观通达，“无论日子多么窘迫，他们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他们的舞步也从来没停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让人难忘：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房屋，冲毁了地里还未收割的庄稼。当洪水退却，普村人在“短暂的惊慌失措，又哭又闹之后，又恢复了淡定的性格。他们像往常的集体劳动一样，七手八脚地把阿玛曲宗家的东西全部搬到了铁匠扎西家。刚开始，人们显得心情沉重，没过一会儿，竟有人哼起了劳动歌，慢慢地，还有人配合，最后竟成了赛歌会，情歌、悲歌、劳动歌，百十里外都能听到歌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普村遇到了什么喜事。”
同时普村的村民宿命、狭隘、得过且过、不善改变。顺从境遇是普村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他们认定现实的困境是命定的，一味将幸福寄托于佛祖的恩惠，自己则满足于喝着一杯清淡的青稞酒安闲度日。铁匠扎西不甘被环境所困，为了增加收入，带着儿子在农闲季节离开普村到牧区找活干，村民们却笑称他是“想不到死的人”。当秋天扎西背着鼓囊囊的包，赶着羊群回来时，内心充满嫉妒的村民手里接过扎西送来的牛羊肉，言语间却少不了讥讽。普村的村民好面子，喜攀比，每一次村里的聚会或活动都成为村民们的服饰大比拼。普村的村民无比依恋故土，即使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但村民们尤其是村里的老人们确信：“这里有祖先的汗水，这里有祖先的气息，还有祖先留下来的福，他们离不开祖先的保佑”，“再穷再累，也没有动过离开故土的念头。”守望故土诚然可贵，但此间也表露出了不思变革的惰性。基于深厚的生活经验，尼玛潘多的人物刻画绝不留于表面，鲜明的性格、微妙的心理让笔下的人物变得生动、活泼，血肉丰满。
四、细节的真实显现。
作家李准说：“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细节可以说是构成艺术作品的细胞，正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增添了不朽的魅力。《紫青稞》的细节描写生动可信，如写桑吉家时从小屋里漂浮着的尘埃人手：“天窗内射来的一柱光正好射在阿妈曲宗的脸上，她有些不舒服，挪了挪位置，那一柱光就在卡垫上形成了一个圈，光柱中悬浮着尘埃，像是在幸灾乐祸地舞蹈，桑吉拍了一下卡垫，更多的尘埃加入到舞蹈者的行列”突出了小屋的简陋与贫穷。即使写喝青稞酒这样的小事时，尼玛潘多也写得有声有色有情绪：“当橙黄的酒顺着壶嘴流进放着糌粑的碗里，“磁一声气泡外涌，香气扑鼻。”小说对藏乡环境中人的情感心理、农事劳动中的细微之处都有鲜明而又逼真的描写，这些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五、藏乡风情的真实描写。
《紫青稞》是一部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本，作品对后藏独特的地域风情的生动表现，读之让人记忆深刻：后藏乡村原始、古朴的自然山水；农事劳动中对歌、说笑的热闹场面；宗教法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风俗；社会转型期农村涌现的新风气。
《紫青稞》的成功和尼玛潘多独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她的少年时光是在西藏后藏的乡村度过的，因此她了解藏族农民的生活境遇、情感世界，了解农村的农事风俗，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深深依恋。成年后，尼玛潘多走出乡村，走进内地的高等院校，走上新闻工作者的岗位。常年的写作生涯和特殊的职业逐渐培养起她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和生动的表现力。是这样两种经历的合力使得她的乡村叙事在客观呈现与理性批判上更具力度。
作为一部成功表现中国转型期西藏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成功之作，《紫青稞》自发表后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不仅文艺界好评如潮，在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取得进入前40名的佳绩，而且因为藏文译本的及时出版，藏语广播剧的跟进播出，使作品在广大的母语读者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15年经过评审会评定，《紫青稞》获得西藏文艺界最高奖项“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优秀作品奖，是为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吉米平阶
90年以后，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文学创作领域也涌现出新的创作热潮。曾一度风行国内文坛的魔幻现实主义热潮退却，西藏文学暂时淡出人们的视线。可贵的是面对西藏文学暂时的低谷，作家们从没有放弃过探索新的创作路径，这使得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不仅在散文创作上推陈出新，出现了以马丽华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创作高峰，而且在小说主题和叙事方法上不断拓展出新的天地，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例如：白玛娜珍的作品中日益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次仁罗布的作品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开掘、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尼玛潘多的《紫青稞》在乡土叙事方面所做的探索也是在同一背景下所做的努力，这使这部小说的创作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与以往的西藏乡土文学不同，《紫青稞》立足当下，截取西藏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特定时段，以现实主义为精神内核，采取了多重创作视角，真实描写了藏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品性，表现了西藏乡村崭新的社会风貌，表达了作者对西藏乡村的特殊关注。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精神是乡土小说创作的灵魂。“真实”又是现实主义精神的核心要素。尼玛潘多在她的创作谈中说道：“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经符号化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艰险的。我想做的就是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同的真实情感。”《紫青稞》实现了作家的这一创作诉求，作品避开概念化的描写，以贴近原生形态的“真实感”将一个真实的西藏乡村社会推到了我们的眼前，给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
一、多重视角的交替使用。在传统的乡土文学中，作家的创作视角或者站在现代启蒙者的角度批判乡村社会，对乡村的愚昧和黑暗作集中的展示，表达深切的同情和尖锐的批判；或者将乡村的生活状态视为一种文明形态，以此来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从这一视角出发，乡村文明呈现的是比现代文明更为积极的精神面貌。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作家审视乡村社会的视野普遍变得开阔和多元。尼玛潘多在这一点上是有新意的，在展现普村风貌时避免了单一的视点，采用多重视角交替的方法：以现代启蒙者的姿态，揭露并批判以普村为典型的乡村社会存在的落后面；同时又不忘用乡村文明反观城市社会的虚弱面，讴歌乡民的淳朴、善良；更多的时候作者采用平行的视角，冷静、客观地抒写乡村的世态人情。多重视角的交替使用使得尼玛潘多笔下的农民形象、乡村社会更加真实饱满，更具层次感。
二、社会“裂变”的真实呈现。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的郭艳老师评价《紫青稞》“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充满血肉和肌理的西藏乡土，是反映西藏当下现实的一部充满理性和洞察力的作品，属于充满烟火气的当下和转型的时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广大的城乡社会带来了巨变。西藏也在这一场社会转型的浪潮中完成着自己的蜕变。普村是西藏传统乡村社会的缩影，保留着西藏乡村社会固有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人伦道德、民族性格。尼玛潘多以动态的表现方式，用生动、细腻的笔触将古老普村在商业化浪潮冲击下所经历的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裂变”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让我们与书中的人物一起经历了现代的思想意识融入古老乡村的全过程，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小说一开始将我们带进一个散发着浓郁的藏乡气息的环境中。普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附近，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普村的村民善良、朴实、坚韧、悲天悯人同时也狭隘、怯懦、宿命。
农业是普村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普村的村民世代秉承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故土观念，虽然广种薄收，但他们如同生长在这里的紫青稞一样，也把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和所有传统的乡村社会一样，普村也是一个熟人聚集的社会，村民之间绝大部分具有亲缘关系。在普村，门第观念、血统意识等传统思想影响深厚，制约着社会人际关系。强苏拉因其居家密宗师的身份和显赫身世，自己又精通占卜，受到普村人的尊重。而铁匠扎西却被认为“骨格”低贱，连生活困顿、一贫如洗的阿妈曲宗也极力反对自己的儿子与措姆的婚事。对于普村的村民来讲。宗教是他们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无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响和左右。
而经济转型期‘的现代化冲击，让这些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发生了“裂变”，新的事物悄然兴起。昔日单一的生产方式逐渐趋于多元。世世代代靠天吃饭的农民走出了田地，走出了大山，经商成为普村人发家致富的新选择。传统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在商业化的影响下分崩离析，人的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社会变革中发生着变化。血统显赫的多吉并没有继承父亲强苏拉高贵的品格，他恶劣的人品被众人唾弃。而铁匠扎西的儿子旺久却凭借自己的辛勤打拼和良好品行，不仅成为颇有资产的企业家，更是赢得了同村人的尊重。而在变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村新人的典型——达吉更是这其中最生动的风景。在小说中，身处变革时代的她顺应时代的要求，主动地走出了大山，汇入了时代的潮流中。与祖辈们不同，她性格独立，不屈服于命运，对现代文明充满向往，有挑战精神和开拓意识。她的胸怀远大，心中装着的不仅有自己的幸福。还有乡民和整个乡村。尽管面对生活的困境她也有迷惘、彷徨，但她在思想认识上早已跳出父辈的局限，她的身上散发出鲜明的时代的气息。
“裂变”的过程是动态的，对抗中充满了艰难。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的尼玛潘多成功地将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细致地展示出来，其中蕴含的生活真实令人信服。
三、“民族性格、心理”的真实书写。《紫青稞》对乡村世界的展示没有停留在对乡村表层文化元素的描写，而是努力把笔触伸进藏族乡民心灵的深处，成功书写了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阿玛曲宗是小说中三位主人公桑吉、达吉、边吉的母亲，她是一位传统思想深厚，命运多舛的女性。丈夫早逝，让她独自承担了养育四个孩子的艰辛，在贫穷与苦难中走过了大半生。阿玛曲宗的思想性格带有传统文化深刻的印记，她真诚、善良、具有深厚的悲悯之情。女儿桑吉未婚先孕，未婚夫多吉进城打工，音信全无。当桑吉萌生做掉孩子的念头时，原本责怪女儿丢人的阿玛曲宗愤愤道：“那是一条生命呀，你怎么能杀掉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是要遭报应的。一个灵魂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投胎人身，你却要扼杀他，这和野蛮的魔鬼有什么两样？”。她相信福祸皆由命定，在去县里做白内障手术时途中意外受伤的经历，使她更加确信强苏拉占卜中所言。即是眼睛看不见，也不再接受治疗。她的思想中有很强的门第观念、血统意识。因自己家境困窘，她在同村人面前常常自卑，自怜，尤其是面对血统高贵，家境富裕的强苏拉一家，她更是觉得低人一等；但面对铁匠扎西。她又自觉高他一等，言语中充满了轻蔑。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将阿玛曲宗在铁匠面前的盛气凌人表现得淋漓尽致。当阿玛曲宗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罗布旦增当了铁匠的女婿时，她到铁匠家门口扯着嗓门谩骂：“脸皮比野牦牛皮还厚的家伙……还没有见过你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当铁匠的妻子端着用平时难得一用的银碗盛满的青稞酒，善意劝解：“阿玛曲宗，不要生气，喝一碗酒，冷静冷静。”阿玛曲宗一手打掉酒碗，用拐棍指着铁匠老伴的鼻梁骂到：“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在铁匠的酒碗里喝酒……”。 《紫青稞》不仅写出藏族农民个体性格的丰富，也写出了藏民族集体性格的丰富。普村的村民大都善良、朴实、悲天悯人，邻里之间，患难与共，相互扶助。村民们同情村子里那些住在矮小、简陋的房子里的弃妇和她们私生子，时时不忘给予帮助。逢年过节家底薄的人家给孩子买不起新衣，稍为富裕的家庭绝不吝啬，多会把压箱底的衣服借出。而贫穷的孩子们穿着向别人家借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新衣，一样在喜庆的气氛里过新年。普村人面对苦难和挫折乐观通达，“无论日子多么窘迫，他们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他们的舞步也从来没停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让人难忘：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房屋，冲毁了地里还未收割的庄稼。当洪水退却，普村人在“短暂的惊慌失措，又哭又闹之后，又恢复了淡定的性格。他们像往常的集体劳动一样，七手八脚地把阿玛曲宗家的东西全部搬到了铁匠扎西家。刚开始，人们显得心情沉重，没过一会儿，竟有人哼起了劳动歌，慢慢地，还有人配合，最后竟成了赛歌会，情歌、悲歌、劳动歌，百十里外都能听到歌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普村遇到了什么喜事。”
同时普村的村民宿命、狭隘、得过且过、不善改变。顺从境遇是普村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他们认定现实的困境是命定的，一味将幸福寄托于佛祖的恩惠，自己则满足于喝着一杯清淡的青稞酒安闲度日。铁匠扎西不甘被环境所困，为了增加收入，带着儿子在农闲季节离开普村到牧区找活干，村民们却笑称他是“想不到死的人”。当秋天扎西背着鼓囊囊的包，赶着羊群回来时，内心充满嫉妒的村民手里接过扎西送来的牛羊肉，言语间却少不了讥讽。普村的村民好面子，喜攀比，每一次村里的聚会或活动都成为村民们的服饰大比拼。普村的村民无比依恋故土，即使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但村民们尤其是村里的老人们确信：“这里有祖先的汗水，这里有祖先的气息，还有祖先留下来的福，他们离不开祖先的保佑”，“再穷再累，也没有动过离开故土的念头。”守望故土诚然可贵，但此间也表露出了不思变革的惰性。基于深厚的生活经验，尼玛潘多的人物刻画绝不留于表面，鲜明的性格、微妙的心理让笔下的人物变得生动、活泼，血肉丰满。
四、细节的真实显现。
作家李准说：“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细节可以说是构成艺术作品的细胞，正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为艺术作品的生命增添了不朽的魅力。《紫青稞》的细节描写生动可信，如写桑吉家时从小屋里漂浮着的尘埃人手：“天窗内射来的一柱光正好射在阿妈曲宗的脸上，她有些不舒服，挪了挪位置，那一柱光就在卡垫上形成了一个圈，光柱中悬浮着尘埃，像是在幸灾乐祸地舞蹈，桑吉拍了一下卡垫，更多的尘埃加入到舞蹈者的行列”突出了小屋的简陋与贫穷。即使写喝青稞酒这样的小事时，尼玛潘多也写得有声有色有情绪：“当橙黄的酒顺着壶嘴流进放着糌粑的碗里，“磁一声气泡外涌，香气扑鼻。”小说对藏乡环境中人的情感心理、农事劳动中的细微之处都有鲜明而又逼真的描写，这些描写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五、藏乡风情的真实描写。
《紫青稞》是一部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文本，作品对后藏独特的地域风情的生动表现，读之让人记忆深刻：后藏乡村原始、古朴的自然山水；农事劳动中对歌、说笑的热闹场面；宗教法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风俗；社会转型期农村涌现的新风气。
《紫青稞》的成功和尼玛潘多独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她的少年时光是在西藏后藏的乡村度过的，因此她了解藏族农民的生活境遇、情感世界，了解农村的农事风俗，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深深依恋。成年后，尼玛潘多走出乡村，走进内地的高等院校，走上新闻工作者的岗位。常年的写作生涯和特殊的职业逐渐培养起她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和生动的表现力。是这样两种经历的合力使得她的乡村叙事在客观呈现与理性批判上更具力度。
作为一部成功表现中国转型期西藏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成功之作，《紫青稞》自发表后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不仅文艺界好评如潮，在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取得进入前40名的佳绩，而且因为藏文译本的及时出版，藏语广播剧的跟进播出，使作品在广大的母语读者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15年经过评审会评定，《紫青稞》获得西藏文艺界最高奖项“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优秀作品奖，是为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吉米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