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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0日，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祥于凌晨两点左右，在家中去世，现年33岁。据公安部门初步勘验系自缢身亡，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获知此消息，无异于听到晴天霹雳。
2008年11月，我曾专程到北川采访灾民过冬情况，也正是在冯祥的陪同下进行了两天多的采访，期间，他还邀请我到他的家一处临时借来的住所，喝了一瓶白酒。可是，他怎么就……我怎么也难以相信他会选择这条路。
我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到达北川老县城。那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县城周围被铁丝网围着，山东来的特警把守着临时建成的城门，我试图说服门卫入城采访，他们告诉我必须有县委某领导的签字。第三天早上8点半，我便从绵阳赶到了安昌镇——北川县委临时办公的地方。农委主任董玉飞自杀后，北川县委下发文件要求干部必须正常双休，所以我选择周一赴访。
北川县委宣传部接待我的正是副部长冯祥。他正在接电话，对我的到访，他开始显得比较冷淡：“我这里每天要接待很多国内外的记者。”我试探性地询问到北川县领导干部灾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才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仅宣传部的干部家属中就有7人遇难，他8岁的儿子也没了。遗体一直没能找到，他的妻子是小学老师。地震中，她的尾椎骨折，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幸无大碍。
“人生三大痛。最痛莫过于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大痛苦，可我是黑发人送黑发人啊!说实话，我现在活着都觉得没意思了，我还能继续坐在这里，完全是为亲人和朋友活着，我买的房子还欠着别人7万多块钱，地震中。房子没了，钱，我还得还啊……”他说他从心里特别理解农委主任董玉飞的自杀行为。
我当时从冯祥的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份责任感、一种压力感和一腔的工作豪情。
他说：“干部们虽然租房子住，可是相对很多受灾群众还是要好的多，我们好歹还有国家发的工资，不管怎么讲，我们每个月比群众领到的救济款要多不少。这个时候，谈别的都不重要了，名和利都看淡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继续活着是为了亲属朋友，可是。我坐在这里工作却完全是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觉党性。”
地震后的幸存者是幸运的，但是，他们却需要在瞬间发生的巨变后承受生命必须承受而又难以承受的情感之重、生活之重和工作之重，他们的压力，之大，旁人是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的。
冯祥向我回忆起地震当天。2008年5月12日，准备出差的冯祥突然想到自己没带洗漱用品，便返回了家中。他的家在5楼，当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就在他收拾好物品打算出门时，顷刻间，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地震了!我一把将母亲拉进了卫生间里，人根本没法站立了，我使劲拽着母亲的手，我们不得不坐在地上，也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母亲一直在挣脱我的手往卫生间外滑，尘土弥漫，我和母亲也就相隔不到两米的距离，却谁也看不见谁，最后，我只好用膝盖把母亲死死地顶在墙上。”
漫长的一分多钟终于过去了，冯祥还是看不到母亲的脸。他想说话，却又张不开嘴，尘土已将周围的一切置于混沌之中。又等了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周围才可以分辨一些东西，他对母亲说：“北川完了!这次肯定得死很多人。”“我担心余震再来，于是，拉着母亲想要找门出去，却没能找到，人已经被震懵了，最后，我拉着母亲直接从5楼的窗户口走了出去。”废墟已经堆积到冯祥家所在的5楼位置。
他一下子呆了。刚才还人潮涌动、车流穿梭的北川县城，此时沉浸在一片灰蒙蒙的死寂之中，看不到一个人影。又过了几分钟，空气中的灰尘变得稀薄起来，他只看到几个人立在废墟之上。“妈，小学呢?小学怎么看不见了?我们的孩子还在里边。”冯祥急了。想要立刻冲到孩子所在的小学寻找爱子，可脚下的路却异常坎坷，到处是堆积的废墟，到处是裸露的电线……
他的孩子最终没能找到，在与众人一起救援的日子里，只要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他就会冲上前去问个究竟。最终，他还是死了心：“没了，北川那么多人都没了，整座小学都被埋了，孩子肯定是没了!”
震后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会尽量在晚上回家陪伴妻子。“她比我更想念孩子，我怕她自己想不开。”
聊天中，我竭尽心力去理解他的心境和处境，我认为他需要多一份朋友的理解，但是，他却自始至终都给我一种积极、坚强的印象，尽管谈到了生死。尽管对眼前的困难有诸多想法，但是，他的语气是坚定的，眼睛里始终流露出一种坚毅。
在两天多的时间里，他陪同我到北川县城采访。我深深地记着他站在县城边的山上，仰望苍天，一言不发，泪流满面；我也深深记着他走进县城时的，自言自语——这里是人民医院，没了!这里是交通局，没了!这里是信用联社，没了!那边是北川小学，埋了……
完了。他问我：“9月24日那天，电闪雷鸣，平均几秒钟一个大雷，像在头顶炸开一样，那雨下得大啊!你说是老天爷在为北川哭泣吗?可老天爷要是真为这些冤魂哭泣的话，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大家要来地震呢?”
眼前的县城完全扭曲了，裸露在外的已经折断的钢筋茬子，魔鬼一样狰狞可怖。灰蒙蒙的空气凝固成一个巨大的锅盖罩在县城的上方，一只难以辨清面目的黑鸟在流经县城的一池浑水上空低回盘旋，凄厉的叫声使得这地狱一般的死寂愈加阴森。
在北川县城采访完，我们又一起去了曲山小学的板房区，接着，他又回县委发了几份材料，才与我一起返回绵阳市区。
他临时居住的地方在火车站斜对面的一条胡同里，正好我住的宾馆也在那条胡同，下车时，他便对我说：“原来咱们住这么近啊!晚上去我家里吧，我们喝点小酒。”
他顺道买了点小菜——半斤鸡爪、一斤小白菜，买小白菜时，他砍了两毛钱。我趁着他买菜的空当，在旁边一个商店选了一瓶白酒。
晚饭是他的妻子做的。等待开饭的期间，他还不停地接着一个又一个工作上的来电。
那晚，他很高兴，频频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因为碰杯时用力过大，还把我手中的纸杯碰扁了，将白酒撒在了桌子上。喝到兴头上，他从另一个房间拿出一盒湖南产的香烟，说：“这是一位湖南的记者到北川采访时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抽。”
他向我介绍了许多灾后重建的情况，说自己非常爱好写作，最近正在着手调查灾民的心理状况，打算写一篇调查报道。
眼看着时间已经接近夜里11点钟，将要回去时，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冯部长，我打算明天到漩坪、禹里以及唐家山堰塞湖一线采访。希望您能帮我开张介绍信，以免我进山之后突然造访，相关领导会感到为难。”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他穿着拖鞋一直陪我下楼。又送我出了小区，直到我可以看见自己住的宾馆，才转身回去。
第二天早上7点半，他便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返回安昌镇的北川县委宣传部，他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又加盖了公章。我便带着介绍信辞别他直奔了漩坪乡。
接下来的几日，尽管道路泥泞，由于有北川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采访进展比较顺利。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我给冯祥打了一个电话，他热情地说：“有机会一定要来北川呀!也非常感谢你们媒体对灾区群众的关注和关心!”没曾想，这却成了我们的最后通话。
他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我无从知道。失去这么一位热心的兄弟，我的内心感到莫名的伤痛和自责般的不安，为那次分别后没再主动与他保持联系。
我要说：冯翔，正如你在博客上留给世人的遗言所说的，假如……假如真是一种解脱，愿你在天国安详快乐，至少可以天天守在你心心念念割舍不下的儿子身边，教他写字，听他唱歌，看着他喊爸爸时的笑脸……那是怎样一种满足。兄弟，一路走好!
获知此消息，无异于听到晴天霹雳。
2008年11月，我曾专程到北川采访灾民过冬情况，也正是在冯祥的陪同下进行了两天多的采访，期间，他还邀请我到他的家一处临时借来的住所，喝了一瓶白酒。可是，他怎么就……我怎么也难以相信他会选择这条路。
我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到达北川老县城。那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县城周围被铁丝网围着，山东来的特警把守着临时建成的城门，我试图说服门卫入城采访，他们告诉我必须有县委某领导的签字。第三天早上8点半，我便从绵阳赶到了安昌镇——北川县委临时办公的地方。农委主任董玉飞自杀后，北川县委下发文件要求干部必须正常双休，所以我选择周一赴访。
北川县委宣传部接待我的正是副部长冯祥。他正在接电话，对我的到访，他开始显得比较冷淡：“我这里每天要接待很多国内外的记者。”我试探性地询问到北川县领导干部灾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才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仅宣传部的干部家属中就有7人遇难，他8岁的儿子也没了。遗体一直没能找到，他的妻子是小学老师。地震中，她的尾椎骨折，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幸无大碍。
“人生三大痛。最痛莫过于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大痛苦，可我是黑发人送黑发人啊!说实话，我现在活着都觉得没意思了，我还能继续坐在这里，完全是为亲人和朋友活着，我买的房子还欠着别人7万多块钱，地震中。房子没了，钱，我还得还啊……”他说他从心里特别理解农委主任董玉飞的自杀行为。
我当时从冯祥的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份责任感、一种压力感和一腔的工作豪情。
他说：“干部们虽然租房子住，可是相对很多受灾群众还是要好的多，我们好歹还有国家发的工资，不管怎么讲，我们每个月比群众领到的救济款要多不少。这个时候，谈别的都不重要了，名和利都看淡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继续活着是为了亲属朋友，可是。我坐在这里工作却完全是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觉党性。”
地震后的幸存者是幸运的，但是，他们却需要在瞬间发生的巨变后承受生命必须承受而又难以承受的情感之重、生活之重和工作之重，他们的压力，之大，旁人是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的。
冯祥向我回忆起地震当天。2008年5月12日，准备出差的冯祥突然想到自己没带洗漱用品，便返回了家中。他的家在5楼，当时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就在他收拾好物品打算出门时，顷刻间，地动山摇，山崩地裂。“地震了!我一把将母亲拉进了卫生间里，人根本没法站立了，我使劲拽着母亲的手，我们不得不坐在地上，也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母亲一直在挣脱我的手往卫生间外滑，尘土弥漫，我和母亲也就相隔不到两米的距离，却谁也看不见谁，最后，我只好用膝盖把母亲死死地顶在墙上。”
漫长的一分多钟终于过去了，冯祥还是看不到母亲的脸。他想说话，却又张不开嘴，尘土已将周围的一切置于混沌之中。又等了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周围才可以分辨一些东西，他对母亲说：“北川完了!这次肯定得死很多人。”“我担心余震再来，于是，拉着母亲想要找门出去，却没能找到，人已经被震懵了，最后，我拉着母亲直接从5楼的窗户口走了出去。”废墟已经堆积到冯祥家所在的5楼位置。
他一下子呆了。刚才还人潮涌动、车流穿梭的北川县城，此时沉浸在一片灰蒙蒙的死寂之中，看不到一个人影。又过了几分钟，空气中的灰尘变得稀薄起来，他只看到几个人立在废墟之上。“妈，小学呢?小学怎么看不见了?我们的孩子还在里边。”冯祥急了。想要立刻冲到孩子所在的小学寻找爱子，可脚下的路却异常坎坷，到处是堆积的废墟，到处是裸露的电线……
他的孩子最终没能找到，在与众人一起救援的日子里，只要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他就会冲上前去问个究竟。最终，他还是死了心：“没了，北川那么多人都没了，整座小学都被埋了，孩子肯定是没了!”
震后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会尽量在晚上回家陪伴妻子。“她比我更想念孩子，我怕她自己想不开。”
聊天中，我竭尽心力去理解他的心境和处境，我认为他需要多一份朋友的理解，但是，他却自始至终都给我一种积极、坚强的印象，尽管谈到了生死。尽管对眼前的困难有诸多想法，但是，他的语气是坚定的，眼睛里始终流露出一种坚毅。
在两天多的时间里，他陪同我到北川县城采访。我深深地记着他站在县城边的山上，仰望苍天，一言不发，泪流满面；我也深深记着他走进县城时的，自言自语——这里是人民医院，没了!这里是交通局，没了!这里是信用联社，没了!那边是北川小学，埋了……
完了。他问我：“9月24日那天，电闪雷鸣，平均几秒钟一个大雷，像在头顶炸开一样，那雨下得大啊!你说是老天爷在为北川哭泣吗?可老天爷要是真为这些冤魂哭泣的话，为什么不提前告诉大家要来地震呢?”
眼前的县城完全扭曲了，裸露在外的已经折断的钢筋茬子，魔鬼一样狰狞可怖。灰蒙蒙的空气凝固成一个巨大的锅盖罩在县城的上方，一只难以辨清面目的黑鸟在流经县城的一池浑水上空低回盘旋，凄厉的叫声使得这地狱一般的死寂愈加阴森。
在北川县城采访完，我们又一起去了曲山小学的板房区，接着，他又回县委发了几份材料，才与我一起返回绵阳市区。
他临时居住的地方在火车站斜对面的一条胡同里，正好我住的宾馆也在那条胡同，下车时，他便对我说：“原来咱们住这么近啊!晚上去我家里吧，我们喝点小酒。”
他顺道买了点小菜——半斤鸡爪、一斤小白菜，买小白菜时，他砍了两毛钱。我趁着他买菜的空当，在旁边一个商店选了一瓶白酒。
晚饭是他的妻子做的。等待开饭的期间，他还不停地接着一个又一个工作上的来电。
那晚，他很高兴，频频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因为碰杯时用力过大，还把我手中的纸杯碰扁了，将白酒撒在了桌子上。喝到兴头上，他从另一个房间拿出一盒湖南产的香烟，说：“这是一位湖南的记者到北川采访时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抽。”
他向我介绍了许多灾后重建的情况，说自己非常爱好写作，最近正在着手调查灾民的心理状况，打算写一篇调查报道。
眼看着时间已经接近夜里11点钟，将要回去时，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冯部长，我打算明天到漩坪、禹里以及唐家山堰塞湖一线采访。希望您能帮我开张介绍信，以免我进山之后突然造访，相关领导会感到为难。”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他穿着拖鞋一直陪我下楼。又送我出了小区，直到我可以看见自己住的宾馆，才转身回去。
第二天早上7点半，他便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返回安昌镇的北川县委宣传部，他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又加盖了公章。我便带着介绍信辞别他直奔了漩坪乡。
接下来的几日，尽管道路泥泞，由于有北川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采访进展比较顺利。
在返回北京的途中，我给冯祥打了一个电话，他热情地说：“有机会一定要来北川呀!也非常感谢你们媒体对灾区群众的关注和关心!”没曾想，这却成了我们的最后通话。
他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我无从知道。失去这么一位热心的兄弟，我的内心感到莫名的伤痛和自责般的不安，为那次分别后没再主动与他保持联系。
我要说：冯翔，正如你在博客上留给世人的遗言所说的，假如……假如真是一种解脱，愿你在天国安详快乐，至少可以天天守在你心心念念割舍不下的儿子身边，教他写字，听他唱歌，看着他喊爸爸时的笑脸……那是怎样一种满足。兄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