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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Q正传》的主题，美籍学者林毓生先生认为是“观察中国人的阴暗和悲欢的一面”（见《中国意识危机》），国内大多数人认为它暴露了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笔者认为它的主题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之外，还表现了鲁迅先生在当时对革命的认识，即革命对个人而言，要解决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对社会而言，要解决政权问题。
鲁迅先生认为革命对个人而言应解决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是通过塑造阿Q这个形象来表现的；认为革命对社会而言应解决政权问题是通过地保这个形象来表现的。这二者还通过作者别具匠心的结构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阿Q的经历分为革命前和革命后两个部分。革命前的阿Q社会地位极低：没有任何属于他的生产资料，一顶毡帽，一件夹袄，一件布衫，一床棉被，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这些便是他的全部家当；赵太爷不准他姓赵，“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还动辄“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他虽然得意了几年，“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但这是沾了挨赵太爷嘴巴的光，这是何等卑微的地位。
阿Q不独没有地位，也没有恋爱的权利。他向吴妈求爱，其结果是被赵秀才打了一顿大竹杠，被赵府诈去工钱和布衫，为了向赵府赔‘罪’，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条万万不可脱的裤子了。作者有意将阿Q向吴妈求爱安排在赵太爷准备讨小的时候，其用意就更明显了。岂止如此，阿Q是连生计也无法保证的，尽管他“真能做”。恋爱悲剧后的阿Q，再也没有人请他干活了，饿得无法，到尼姑庵去盗了几个萝卜后就到城里去谋生去了。他虽然因作了小偷中兴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很快走向末路，连装钱的褡连都给了赵白眼。正在阿Q无路可走时，革命了，阿Q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喜欢谁就是谁，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不可一世的赵太爷迎着怯怯的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诚惶诚恐地叫他“Q哥”。连管土谷祠的老头儿也对他意外的和气。阿Q的社会地位高了，于婚姻也就有了幻想：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赵秀才的老婆固然不在话下，连先前情有所钟的吴妈也显出脚太大的弊端了。于生活也有了幻想，要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或赵家的桌椅。还得了实际的好处：一碗茶，两个饼，一支点过的四两烛。
鲁迅先生将这两部分对应写，形象地说明革命应解决人的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可惜辛亥革命只让阿Q的地位提高了短暂的一天，婚姻问题仅是幻觉，第二天“依然肚子饿”，而且阿Q还为他的幻想的好处送了命，这就是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深感失望乃至绝望的地方。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这是满足他的社会地位、满足他的婚姻的武器。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获得尊重，便只好“自尊”，“先前比你阔多了”，“比赵秀才还长三辈”，“儿子打老子”，这种“自尊”既解脱他的痛苦，又给他带来新的痛苦，便只好走向它的反面“自轻自贱”了，或打自己的耳光，以仿佛打了别个一样来寻求解脱。在遭到了很为他瞧不起的王胡、假洋鬼子的痛打，感到遭受了平生从未有过的屈辱时，便找气力小的小尼姑出气。在遭到恋爱悲剧后，阿Q已麻木到只好以忘却来解脱的地步。到了连生计问题也无法解决时，“精神”也就荡然无存，只好为了生存而耍无赖和铤而走险。革命后的短暂的时间里，他为争取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的愿望得到了精神的和很少一点实际的满足。如果革命真的提供了这种机会，这些便再也不是“精神的胜利”而是实际的胜利了。可惜辛亥革命并没有为他提供这种机会，所以阿Q不久又回到了先前用精神胜利法进行反抗的地步。鲁迅先生在这里虽然暴露了“国民的劣根性”，但也向我们暗示：个人的反抗是无力的，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是可悲的，只有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人的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阿Q依然是原来的阿Q。
鲁迅先生虽然当时对革命的对象、前途、任务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认为他主张革命应该把中国人变成人，即满足人的最低层次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和精神的起码需要（尊敬需要）是大抵不会错的。因为鲁迅先生向来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人，曾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也因为如此，鲁迅描写的阿Q在革命前为争生理需要和尊敬需要所付出的代价就特别大。革命后的阿Q要通过将圆圈画圆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就特别令人感到沉重。
魯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有革命应解决个人什么问题的思考，自然也有革命对社会而言应解决政权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便通过“地保”这个形象体现了出来。“地保”是当时农村最基层政权的负责者，是对民众最直接的压迫者、统治者。鲁迅先生对他没有肖像描写，语言描写以及生平事迹的介绍，有意用职位名代人名，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即不是将他作为“人”来刻划，而是将他作为“政权”的象征来刻划。正因为这个缘故，作品中的“地保”不是像人一样地运动，而是像机器一样维护地主利益和欺诈普通百姓。当阿Q说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时，他就立即报告了赵太爷，害得阿Q挨了一个嘴巴，他又趁机诈去阿Q二百文钱。阿Q“恋爱悲剧”后，地保帮赵府诈去阿Q的工钱和布衫，命阿Q向赵府赔罪，并约法五章，他自己诈去阿Q四百文钱。阿Q被疑为小偷时，他诈去一张门幕。可见阿Q要解决地位、婚姻、生计问题，就必须要打倒“地保”，也就是说必须推翻封建政权。可是辛亥革命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举人老爷成了帮办民政，带兵的也是先前的老把总”，正因为政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以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一切依旧，想革命的阿Q遭枪毙，县城里仅革掉一根辫子，而未庄连辫子都没革掉。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因此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地方。
鲁迅先生认为革命对社会而言应解决政权问题的思想既是由来已久的，又是一贯的，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认识到，为了使国家新生，必须推翻清政府。在《范爱农》里，痛心地写到范爱农被己做了孔教会会长的校长去掉饭碗而走向死地。在《灯下漫笔》里更是明确宣称“毁坏这厨房，推翻这宴席”，因此，我们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里体现革命应解决政权问题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
一部优秀作品，必然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的结合。《阿Q正传》所表现的对革命的认识也必然会在结构上体现出来。下面以每节的第一字表示该节，先拟出它的结构示意图。
从上面的结构示意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作者为了表现他对革命的认识，在结构上是经过苦心经营的。过去有人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有缺陷，显得相当一般，这是没有体会到《阿Q正传》的深一层主旨的缘故，作者写革命前的事是为写革命后服务的。革命前就社会而言出现了政权问题，就个人而言出现了社会地位问题、婚姻问题和生计问题，希望在革命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在革命后的一个短暂时间内有解决的迹象，这在《革命》一章写得很形象。可是，不久，一切依然如故，这表现在《不准革命》一章。不仅如此，而且想革命的阿Q还遭杀了头。这就是《大团圆》，这是特别令鲁迅先生失望的。
《阿Q正传》革命前的内容与革命后的内容完全对应，革命出现的问题在革命后略有转机接着又依然如故。地保出现三次，分别出现在阿Q为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而努力的时候，给阿Q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些绝不是巧合，而是为表达主题的需要精心设计的结果。
龚如君，四川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四川德阳。本文编校：洪鸣
鲁迅先生认为革命对个人而言应解决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是通过塑造阿Q这个形象来表现的；认为革命对社会而言应解决政权问题是通过地保这个形象来表现的。这二者还通过作者别具匠心的结构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阿Q的经历分为革命前和革命后两个部分。革命前的阿Q社会地位极低：没有任何属于他的生产资料，一顶毡帽，一件夹袄，一件布衫，一床棉被，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这些便是他的全部家当；赵太爷不准他姓赵，“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还动辄“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他虽然得意了几年，“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但这是沾了挨赵太爷嘴巴的光，这是何等卑微的地位。
阿Q不独没有地位，也没有恋爱的权利。他向吴妈求爱，其结果是被赵秀才打了一顿大竹杠，被赵府诈去工钱和布衫，为了向赵府赔‘罪’，他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一条万万不可脱的裤子了。作者有意将阿Q向吴妈求爱安排在赵太爷准备讨小的时候，其用意就更明显了。岂止如此，阿Q是连生计也无法保证的，尽管他“真能做”。恋爱悲剧后的阿Q，再也没有人请他干活了，饿得无法，到尼姑庵去盗了几个萝卜后就到城里去谋生去了。他虽然因作了小偷中兴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很快走向末路，连装钱的褡连都给了赵白眼。正在阿Q无路可走时，革命了，阿Q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喜欢谁就是谁，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不可一世的赵太爷迎着怯怯的低声叫他“老Q”。赵白眼诚惶诚恐地叫他“Q哥”。连管土谷祠的老头儿也对他意外的和气。阿Q的社会地位高了，于婚姻也就有了幻想：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赵秀才的老婆固然不在话下，连先前情有所钟的吴妈也显出脚太大的弊端了。于生活也有了幻想，要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或赵家的桌椅。还得了实际的好处：一碗茶，两个饼，一支点过的四两烛。
鲁迅先生将这两部分对应写，形象地说明革命应解决人的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可惜辛亥革命只让阿Q的地位提高了短暂的一天，婚姻问题仅是幻觉，第二天“依然肚子饿”，而且阿Q还为他的幻想的好处送了命，这就是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深感失望乃至绝望的地方。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这是满足他的社会地位、满足他的婚姻的武器。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获得尊重，便只好“自尊”，“先前比你阔多了”，“比赵秀才还长三辈”，“儿子打老子”，这种“自尊”既解脱他的痛苦，又给他带来新的痛苦，便只好走向它的反面“自轻自贱”了，或打自己的耳光，以仿佛打了别个一样来寻求解脱。在遭到了很为他瞧不起的王胡、假洋鬼子的痛打，感到遭受了平生从未有过的屈辱时，便找气力小的小尼姑出气。在遭到恋爱悲剧后，阿Q已麻木到只好以忘却来解脱的地步。到了连生计问题也无法解决时，“精神”也就荡然无存，只好为了生存而耍无赖和铤而走险。革命后的短暂的时间里，他为争取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的愿望得到了精神的和很少一点实际的满足。如果革命真的提供了这种机会，这些便再也不是“精神的胜利”而是实际的胜利了。可惜辛亥革命并没有为他提供这种机会，所以阿Q不久又回到了先前用精神胜利法进行反抗的地步。鲁迅先生在这里虽然暴露了“国民的劣根性”，但也向我们暗示：个人的反抗是无力的，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是可悲的，只有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人的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辛亥革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阿Q依然是原来的阿Q。
鲁迅先生虽然当时对革命的对象、前途、任务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认为他主张革命应该把中国人变成人，即满足人的最低层次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和精神的起码需要（尊敬需要）是大抵不会错的。因为鲁迅先生向来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人，曾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也因为如此，鲁迅描写的阿Q在革命前为争生理需要和尊敬需要所付出的代价就特别大。革命后的阿Q要通过将圆圈画圆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就特别令人感到沉重。
魯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有革命应解决个人什么问题的思考，自然也有革命对社会而言应解决政权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便通过“地保”这个形象体现了出来。“地保”是当时农村最基层政权的负责者，是对民众最直接的压迫者、统治者。鲁迅先生对他没有肖像描写，语言描写以及生平事迹的介绍，有意用职位名代人名，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即不是将他作为“人”来刻划，而是将他作为“政权”的象征来刻划。正因为这个缘故，作品中的“地保”不是像人一样地运动，而是像机器一样维护地主利益和欺诈普通百姓。当阿Q说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时，他就立即报告了赵太爷，害得阿Q挨了一个嘴巴，他又趁机诈去阿Q二百文钱。阿Q“恋爱悲剧”后，地保帮赵府诈去阿Q的工钱和布衫，命阿Q向赵府赔罪，并约法五章，他自己诈去阿Q四百文钱。阿Q被疑为小偷时，他诈去一张门幕。可见阿Q要解决地位、婚姻、生计问题，就必须要打倒“地保”，也就是说必须推翻封建政权。可是辛亥革命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举人老爷成了帮办民政，带兵的也是先前的老把总”，正因为政权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所以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一切依旧，想革命的阿Q遭枪毙，县城里仅革掉一根辫子，而未庄连辫子都没革掉。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因此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地方。
鲁迅先生认为革命对社会而言应解决政权问题的思想既是由来已久的，又是一贯的，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认识到，为了使国家新生，必须推翻清政府。在《范爱农》里，痛心地写到范爱农被己做了孔教会会长的校长去掉饭碗而走向死地。在《灯下漫笔》里更是明确宣称“毁坏这厨房，推翻这宴席”，因此，我们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里体现革命应解决政权问题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
一部优秀作品，必然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的结合。《阿Q正传》所表现的对革命的认识也必然会在结构上体现出来。下面以每节的第一字表示该节，先拟出它的结构示意图。
从上面的结构示意图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作者为了表现他对革命的认识，在结构上是经过苦心经营的。过去有人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有缺陷，显得相当一般，这是没有体会到《阿Q正传》的深一层主旨的缘故，作者写革命前的事是为写革命后服务的。革命前就社会而言出现了政权问题，就个人而言出现了社会地位问题、婚姻问题和生计问题，希望在革命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在革命后的一个短暂时间内有解决的迹象，这在《革命》一章写得很形象。可是，不久，一切依然如故，这表现在《不准革命》一章。不仅如此，而且想革命的阿Q还遭杀了头。这就是《大团圆》，这是特别令鲁迅先生失望的。
《阿Q正传》革命前的内容与革命后的内容完全对应，革命出现的问题在革命后略有转机接着又依然如故。地保出现三次，分别出现在阿Q为社会地位、婚姻、生计问题而努力的时候，给阿Q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些绝不是巧合，而是为表达主题的需要精心设计的结果。
龚如君，四川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四川德阳。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