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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被很多人视为文化大师。何谓大师?从佛学的角度来解释,一般是指大师范、大导师,因此佛祖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三界之大师”。到后来,凡有道高僧或出家人均被称为大师。再而后,大师之谓逐渐俗化而走下神坛,凡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往往都冠之以“大师”的名号。现如今,“大师”日益泛滥,人们对“大师”称号也多有追捧,因而举国上下大师鹊起。这就带来一个疑问,“大师”是什么人都想称、都敢称、都能称得起的吗?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发现做文化大师难,难的是成为文化大师要无私地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一生的心血;难的是文化大师既要有社会公认的高深学问,又要有崇高的道德风范;难的是文化大师的一言一行会有无数人关注和监督;难的是文化大师肩上有卸不掉的社会担当。传统文化告诉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为人要厚道,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大师级的人物无疑应该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范,对社会、对他人、对历史都要担当非同一般人的责任。在民众的心目中,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那是因为他堪称社会的精英和楷模。在我国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大师始终是举旗的人,在代代相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大师就应是“钢筋铁骨”。试想,没有厚德载物的胸怀,缺乏物我两忘、舍身为国的境界,能称得起“大师”吗?
余秋雨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的“捐款门事件”中,其言行有违“言必信,行必果”的基本准则,没有担当起社会责任来。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样的史实和道理:享誉海内外且为我国历朝历代尊为万世之表的大教育家孔子,对于做人鲜明地提出了“人无信不立”的主张;春秋时期的晋文公,称“信”为“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燕昭王求贤时,高筑黄金台以取信天下士;汉代的季布“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顾云有“果践玉音,不移金诺”之说;钱起也称“且感千金诺,宁辞万里游”,全都是强调为人处世要“言必信,行必果”。
待人诚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才能被视为患难可依、生死可托的股肱知己。还拿燕王招贤来说,由于求贤若渴,态度信诚,便有郭隗以“市马”之议后,又毛遂自荐说:请以我为“马骨”,加以重用,比我更贤能的人,就会争相而来的。燕昭王言听计从,果然尊他为师,天天求教,十分恭敬;又在易水旁筑以高台,积以黄金,以奉四方贤士。由于信布天下,果然有贤士纷纷来投,像邹衍、剧辛、乐毅这些猛将名相都来效命,使燕国很快强盛起来。诗仙李白在《行路难》中感慨道:“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就是赞颂以信义招贤纳士的胜景。
施信于人,取信于人,便如鱼得水,遇难呈祥。与此相反,正如孔子所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言行不一,不讲信用,最终不仅一事无成,还会招致灾祸。我国历史传说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幽王亡国的故事了:周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为讨得褒姒一笑,他竟一再随意点燃了保家卫国之用的烽火。烽火台狼烟四起时,众诸侯立即率兵惊慌而来,目睹了这场恶作剧,原来是个谎骗。褒姒倒是笑了,但是周幽王的信义也就付之于那如同儿戏的烽火。不久,敌人真的来了,周幽王又点燃烽火。此时,众诸侯却不以为真,都不来相救,这位自作自受的幽王,十分可悲地被杀于骊山之下。这可是“失了信,丢了命,自作孽,不可活”啊!
众所周知,言而无信是一切腐朽没落、面临败亡一类人的显著特征。德国法西斯头子之一的戈培尔有句臭名昭著的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干尽了背信弃义的勾当,这无疑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余秋雨先生应该明晓,讲信用,是一切有良知、负责任的人士应共同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毛泽东说过:“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陈毅也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党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明文规定:“要讲真话,言行一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倡导并坚守的一个“信”字。正是因为我们党言行一致,说到办到,所以才得到亿万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赞扬:“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这些发自于人民群众的肺腑之言,已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我想,文化大师的社会担当,表现在对国家、民族、他人和历史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严格遵守和履行这一义务与责任是有道德的表现。古今中外,只有具备道德崇高、知识渊博、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无愧于文化大师的称号。文化大师无疑是一种很高尚的荣誉,这种荣誉是个人无私履行了对国家和社会所尽的义务与责任,为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后,自然而然地得到的,而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单凭主观臆想追求所能得到的。一个人如果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为了名利和个人某种目的去追求个人荣誉,他就断然不会积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不会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作出牺牲,也不会实事求是地、客观诚实地评价自己,甚至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损害或窃取别人的成果,虚报功绩,掩饰错误。这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伤害,而且会给自己带来耻辱。
以愚见,大师之意首先在“师”字。不管是佛家导师释迦牟尼,还是儒家宗师孔子、孟子,之所以被后人尊为大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为师之风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也就是说,为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先要为人范。顾名思义,大师乃师之大者也,因而就更应该率先为人范,而为范的要义就是社会担当,为百姓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文明,担当起崇高的社会责任。比如不久前刚辞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敬仰,不仅因为他的横贯东西的学识成就,更因为他的为人品格。在他身上不仅熔铸着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仁爱、恕道、气节、情操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而且还凝聚着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人格平等观念和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他一生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季羡林如是,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亦如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限于一时一地,不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在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担当,因而他们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从而也才成为人人景仰的大师。他们与那些只重个人得失而沽名钓誉的所谓“大师”有着天壤之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学问做得多大,不管名声叫得多响,只要他胸中没有社会担当的崇高道义,那么他就与真正的大师格格不入。
(责编/赵哲)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发现做文化大师难,难的是成为文化大师要无私地为国家和人民付出一生的心血;难的是文化大师既要有社会公认的高深学问,又要有崇高的道德风范;难的是文化大师的一言一行会有无数人关注和监督;难的是文化大师肩上有卸不掉的社会担当。传统文化告诉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为人要厚道,要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大师级的人物无疑应该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范,对社会、对他人、对历史都要担当非同一般人的责任。在民众的心目中,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大师,那是因为他堪称社会的精英和楷模。在我国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大师始终是举旗的人,在代代相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大师就应是“钢筋铁骨”。试想,没有厚德载物的胸怀,缺乏物我两忘、舍身为国的境界,能称得起“大师”吗?
余秋雨在“5·12汶川大地震”后的“捐款门事件”中,其言行有违“言必信,行必果”的基本准则,没有担当起社会责任来。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样的史实和道理:享誉海内外且为我国历朝历代尊为万世之表的大教育家孔子,对于做人鲜明地提出了“人无信不立”的主张;春秋时期的晋文公,称“信”为“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燕昭王求贤时,高筑黄金台以取信天下士;汉代的季布“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顾云有“果践玉音,不移金诺”之说;钱起也称“且感千金诺,宁辞万里游”,全都是强调为人处世要“言必信,行必果”。
待人诚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才能被视为患难可依、生死可托的股肱知己。还拿燕王招贤来说,由于求贤若渴,态度信诚,便有郭隗以“市马”之议后,又毛遂自荐说:请以我为“马骨”,加以重用,比我更贤能的人,就会争相而来的。燕昭王言听计从,果然尊他为师,天天求教,十分恭敬;又在易水旁筑以高台,积以黄金,以奉四方贤士。由于信布天下,果然有贤士纷纷来投,像邹衍、剧辛、乐毅这些猛将名相都来效命,使燕国很快强盛起来。诗仙李白在《行路难》中感慨道:“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就是赞颂以信义招贤纳士的胜景。
施信于人,取信于人,便如鱼得水,遇难呈祥。与此相反,正如孔子所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言行不一,不讲信用,最终不仅一事无成,还会招致灾祸。我国历史传说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幽王亡国的故事了:周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为讨得褒姒一笑,他竟一再随意点燃了保家卫国之用的烽火。烽火台狼烟四起时,众诸侯立即率兵惊慌而来,目睹了这场恶作剧,原来是个谎骗。褒姒倒是笑了,但是周幽王的信义也就付之于那如同儿戏的烽火。不久,敌人真的来了,周幽王又点燃烽火。此时,众诸侯却不以为真,都不来相救,这位自作自受的幽王,十分可悲地被杀于骊山之下。这可是“失了信,丢了命,自作孽,不可活”啊!
众所周知,言而无信是一切腐朽没落、面临败亡一类人的显著特征。德国法西斯头子之一的戈培尔有句臭名昭著的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干尽了背信弃义的勾当,这无疑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余秋雨先生应该明晓,讲信用,是一切有良知、负责任的人士应共同遵守的社会道德规范。毛泽东说过:“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陈毅也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党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明文规定:“要讲真话,言行一致。”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倡导并坚守的一个“信”字。正是因为我们党言行一致,说到办到,所以才得到亿万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赞扬:“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这些发自于人民群众的肺腑之言,已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所证明。
我想,文化大师的社会担当,表现在对国家、民族、他人和历史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严格遵守和履行这一义务与责任是有道德的表现。古今中外,只有具备道德崇高、知识渊博、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无愧于文化大师的称号。文化大师无疑是一种很高尚的荣誉,这种荣誉是个人无私履行了对国家和社会所尽的义务与责任,为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后,自然而然地得到的,而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单凭主观臆想追求所能得到的。一个人如果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为了名利和个人某种目的去追求个人荣誉,他就断然不会积极、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不会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作出牺牲,也不会实事求是地、客观诚实地评价自己,甚至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损害或窃取别人的成果,虚报功绩,掩饰错误。这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伤害,而且会给自己带来耻辱。
以愚见,大师之意首先在“师”字。不管是佛家导师释迦牟尼,还是儒家宗师孔子、孟子,之所以被后人尊为大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为师之风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也就是说,为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先要为人范。顾名思义,大师乃师之大者也,因而就更应该率先为人范,而为范的要义就是社会担当,为百姓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为人类的文明,担当起崇高的社会责任。比如不久前刚辞世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之所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敬仰,不仅因为他的横贯东西的学识成就,更因为他的为人品格。在他身上不仅熔铸着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仁爱、恕道、气节、情操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而且还凝聚着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人格平等观念和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他一生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季羡林如是,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亦如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限于一时一地,不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在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担当,因而他们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从而也才成为人人景仰的大师。他们与那些只重个人得失而沽名钓誉的所谓“大师”有着天壤之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学问做得多大,不管名声叫得多响,只要他胸中没有社会担当的崇高道义,那么他就与真正的大师格格不入。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