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编书编刊时起，就接受一项经典训练：选题计划是编辑工作的基础。此语据说出自苏联人马尔库斯。此公与当今享盛名的马尔库塞在译名上仅有一音之差，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是把编辑工作纳入当年的“规范”的奠基者。
　　选题工作如此重要，无非是表明编辑、出版要有更多的自觉导向——通过确定题材，把书刊的舆论，通向一个轨道。于是，一时间，命题作文之风大盛。直到如今，这大概还是编辑、出版的主要工作程序。也许可以说，此风于今尤烈——虽然政治导向已经大多变成了“商业导向”。一旦文化工作要更大程度地走向工厂化，所谓“文化工业”日渐兴旺发达，它会更加繁荣起来。
　　这种编辑作业方式，既占有过去，又掌握未来，显然属于编辑学——近年新兴的一门科学——中的“显学”。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却未必适合“文化阁楼”。
　　无论通过统一计划，还是通过广大市场，把知识者组织起来，大家都来根据一些题目写书作文，就全社会说，是否会有许多学术精品出现，很值得怀疑。可以因此有精妙绝伦的鼓动宣传，有撩人心弦的best seller，但是否也会有潜心深研的学术大作呢？
　　《读书》既是“阁楼”产品，自难按照这种方式，根据选题—组稿—审稿……的顺序依次运作。当然，既为刊物，自然也有意图，有导向。但是，不可能时时处处自觉地出题作文。我们的“编辑”，只是经常出去向文人学士采集他们手边的既成的佳作妙文，然后依类相从，编排成刊。这种方式，大概也属编辑行业中的“不三不四”之流，无以名之，姑谓之曰“倒过来”的编辑。
　　也因此，读《读书》，不必如读许多著名刊物者从头条文章即可看出它本期的意图方向。我们的头条，二条，也许写在半年一年之前，谁也料不到它会在今天出世。某期某类文章的多寡，也不表示意向。常有好心的读者误会此事，顺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