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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西作家朱山坡的小说创作，背景多选择为粤桂两省交界地区的乡村、 城镇，包含着厚重的粤桂文化色彩。小说中表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带有风格鲜明的南方气息；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带有象征意味的父亲形象群反映出桂东地区成年男性群体坚韧、倔强、甘于奉献的精神面貌；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使行文更添奇崛。其“乡村之子”的写作姿态，是奠定朱山坡小说在广西乡土文学长河中独特地位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朱山坡 粤桂文化 南方气息 乡土
继东西、鬼子、李冯之后，“广西后三剑客”之一的桂东作家朱山坡，以其独特而富有多样性的小说创作，给广西文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纵观其小说创作，叙事空间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象征着乡村故土的米庄，带有明显的前现代色彩；二是经济发达的大都市K城（广州）、深圳、南京；另外，还有一些城乡过渡地带，如蛋镇、高州、化州等，明显体现了近粤边城受到的文化浸染。虽然叙事空间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拓展，但并没有影响朱山坡小说地域美学色彩的展现，强烈的粤桂文化色彩渗透到朱山坡小说创作的每一个阶段和几乎每一部作品中。正如此，林白曾这样评价朱山坡：“他生活的地方是真正的乡村，离县城很远”，“房子当然也是泥砖房，也是潮湿暗阴有一种南方乡下的霉味”。a确实，朱山坡小说中丰富的粤桂风土人情描写、醇厚的南方文化气息，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彰显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自然与人文：独特的南方气息
在朱山坡的小说中，米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边地的一处盆地，四面环山，多水田，是一处较为封闭的边陲之地。一直以来，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华夏观念中，岭南文化处于边缘的地位，依靠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与文化传统自成一体。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丁帆先生曾强调“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重要性，称其为乡土小说的文学性所在。在朱山坡的创作中，广西的自然风貌、农民的日常生产勞动，便常常作为工笔画卷，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在承载单纯的审美价值之外，常常也带有更深刻的叙事功能。另有一些牧歌色彩明显的作品，带给读者纯净的审美体验，展示了淳朴的道德人性。
在写景层面，朴雅精细的风景图体现出了桂东山水带给朱山坡的浸润。从山水、草木到小镇街景，视域广阔，不胜枚举。在朱山坡的笔下，广西山岭绵绵、崎岖难行，河道险急湾多的地势特点跃然纸上，桂东之地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艺术性的展示：“河对岸的滩涂上，长满了茂盛的蒿草、水芹、野荠、艾草、茅草、薄荷、红蓼、菖蒲、野芋、野芭蕉和狗尾草……”b岭南山水之美，不需要多少语言的雕琢堆砌，信手拈来，便是那样精致丰盈。蛋镇的观音巷子寂寥少人，青砖黑瓦的老房子配上陈年的石板与青藤，历史的厚重感就迎面而来了。在创作谈中作者曾多次提到自己追求语言的简练，这一点便体现在写景方面：作者的语言显得隽永而极具诗意，画面感强。
人文景观，更是朱山坡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他笔下的广西村庄，水田漠漠，峰峦环抱。有着乡土经验的桂东之子朱山坡，对于家乡农业生产生活图景的展现驾轻就熟。在作物种植方面，作者笔下的农业村落，有着明显的南国气息、热带风格。在小说《米河水面挂灯笼》中，主人公先后种植过灯笼椒、芭蕉、橡树这些热带作物。灯笼椒苗的生长过程、各类作物的人工培护、成熟的芭蕉因滞销而迅速腐烂的场景，都有着详细的刻画。在刻画乡村风景的同时，作者也深入农民群体的生活中，书写他们除草、驱逐蝙蝠蚊蛾等农事活动的辛劳不易。另外，粤桂地区的饮食，在小说中也多有体现：炒粉、麻虾、鱼干、竹笋、山药……在米庄人的饭桌上，可以品味到山村生活的恬静悠长。在米庄女人的山歌和粤剧声中，我们也听到了劳动人民的朴拙与狡黠。
人文总是由独特的自然所孕育，在朱山坡作品中，许多自然意象不只是纯粹的自然，而是承载了人文的价值内涵。岭南多雨，霹雳雷、洪水等场景，象征着桂东百姓对上天惩治的一种想象。其中台风也是朱山坡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正如蛋镇人所说：台风是有声音和气味的，台风是能给人力量的，台风是可以报丧的。在《风暴预警期》中，台风已经不仅指涉一种自然现象，它已和蛋镇人民祖祖辈辈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为蕴含着蛋镇人精神内核的图腾。笔者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台风有着至少三种隐喻。其一，台风是蛋镇居民的精神力量之源，锻造了他们苦难中的坚韧品质。不期而至的台风，总是摧枯拉朽式地毁灭一切房屋家具、树木果实，在一次次的重建工作中，人们已经逐渐学会如何与灾难共处。其二，台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审视，罪恶在此时浮现，也在此刻被洗刷。在蛋镇，即使再作恶多端的人，也会畏惧台风的强力。洪水滚滚，平日隐匿的尸体、粪便、避孕套、卫生巾，都一齐涌到街上，不由分说。其三，台风的狂烈，正是高蹈的理想、道德的极端显现方式。段诗人不为人们接受，在台风中登上高树，吟诵诗歌；荣耀一生贫苦，却不计回报地养育着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此外，朱山坡还有一些乡村牧歌小说，以诗化风格，展现了山村小镇的人情美，以及独特的道德人伦。在《深山来客》中，身份神秘的鹿山夫妇恩爱有加，蛋镇人逐渐了解了他们生活的不易，纷纷把自己珍视的人参、阿胶送给他们，老吴也为之免费播放电影。当鹿山女人病情恶化不再出现，人们总会想念她祝福她，不愿承认她的去世。外一篇《春归松山湖》，文风隽永，讲述了李杜与春雪年少初遇，经历北漂波折的凄美爱情。作者形容松山湖“峰峦环抱，晨霭雨烟，烟波浩渺，白鹭轻鸣，静穆凝神”c。宛如世外仙境，遣词造句中带有明显的古典文学意蕴。《响水底》的女主人公秀雅贤惠忠贞，一心等待采茶送茶的丈夫归来，少妇的细腻心理立体而真实。在小说中，亦有许多可爱的比喻，如形容水声之大，如牛屁，如饿鸡，充满农家生活的意趣。
村镇人民的仁义与良善，在《一夜长谈》《美差》《天色已晚》《霹雳雷》等多篇小说之中都有体现。作者提到，在家乡的习俗中，宰杀作为农业重要生产力的牛，有着坐牢的风险，但在饥荒年间，纳福村的人还是为了安抚饥民而冒险宰牛，并将汤分给路过的每一个人，甚至是平日里的仇人。在这些小说里，作者常使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如《美差》先极写瑶村是残疾村，又加入种种诡异的传言，有意营造一种可怖阴森的氛围，作者还特意描摹了兔唇女孩面目之丑陋；在《天色已晚》中，先渲染卖肉的老宋对“我”偷电影行为的挖苦讽刺，引起读者对“我”的同情和对老宋的鄙夷。但最后，瑶村村民好心送来黑公鸡、老宋免费为我留下一块好肉等行为，让我们在惊异之余，备感温情。 富有广西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地融合在作者的小说中，互为表里，余韵悠长。
二、父亲：象征性的地域形象
在朱山坡笔下，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群，他们既是家庭的核心，也是乡土家庭与外界社会产生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们总是坚韧隐忍，有时又固执倔强，坚守着自己所认定的价值立场，这便是“父亲”形象群。在他们身上，广西北流汉子坚韧好强的精神面貌与正直仗义的人格品质，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同时，各个父亲形象又是异彩纷呈的。朱山坡专著有一本小说集《十三个父亲》，父亲形象群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纵观这些父亲形象，大多具有浓厚的传统道德品质，譬如仁义、吃苦耐劳、坚守承诺等，这些良好的传统道德，又使父亲群像有了一种前现代的色彩，使其执着的人生态度有了“悲剧英雄”的意味。父亲群体勤劳朴实、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小说中体现得非常丰富明显，他们往往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劳动力与精神力量的来源。如《捕鳝记》，为给家里省下粮食，父亲沿河自我放逐，直至饿死；《风暴预警期》中养育五个非亲生子女的荣耀，一生贫苦却总想把最好的留给子女……这些父亲形象，都是作为道德精神的典范来塑造的，体现出了父亲群体对家庭、亲友、群体的责任感。朱山坡小说中的父亲，大多是力量与温情的象征，默默而深沉。
另外，朱山坡亦有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抑或带有传奇色彩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父亲不仅是传统美德的演绎者，同时又具有独当一面、重视尊严的英雄气质。如《革命者》，父亲和伯父巧妙演戏，拯救了四十八位革命者的性命；《旅途》中的父亲，在“我”走投无路的柳州之行中忽然挺身而出，震慑了嘲笑儿子的旅客，捍卫了家人的尊严。这些传奇故事中的父亲们，或是机智勇敢、甘于牺牲，或是风骨凛然、视死如归、不愿向生命中难以抵挡的衰竭力量妥协低头。对家庭的奉献精神、坚定的意志、捍卫尊严的人生态度，大概便是朱山坡对于广西家乡父亲群体，或者说对于广西乡土大地上成年男性在家庭中、社会中的行为方式与人格品质的总体印象。
朱山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虽然富有坚韧的精神品格与史诗般的英雄气质，但往往并不是生活中的胜利者；相反，他们时常体现出一种“悲剧英雄”的色彩。在这种张力之间，父亲形象精神品质方面的闪光点便更加深入人心。
父亲们之所以陷入悲剧性，有着多重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现实的压力，这与父亲一辈自身遗留的前现代或反现代因素有关，譬如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当这些因素与现代性产生摩擦，便也折射出广西乡土大地上的许多现实矛盾。传统的农业生产收益不稳定，自然气候、社会语境的多变性等因素，都给作为经济来源的父亲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挑战。在《米河水面挂灯笼》中，阙大胖务农勤勤恳恳，怀揣简单朴实的小康愿望，但两个女儿先后被强奸、自己被高州贩子和香港脚几次三番地欺骗，血本无归的坎坷命运，令人唏嘘。父亲一辈所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受到了现代生产、销售因素的冲击，譬如人工授精推广之后，迅速以价格和效率取胜，导致阙大胖的公猪接种无人问津。另外，父亲一辈的传统道德，也在商品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如《把世界分成兩半》中的农民父亲，转包田地，辛勤劳动，但缴纳公购粮过程中受折辱的经历，使他一直以来的“两分法”世界观彻底崩塌了，最后选择自缢，表达着自己对新型管理方式的不理解。物质经济层面的困难，落后生产方式的闭塞现状，是父亲形象悲剧性的主要原因。
其中之二是独特的性格气质，他们不服输的倔强性格近乎执念，这种执念使他们很少做出有实际意义的改变，助长了悲剧的发展。在 《米河水面挂灯笼》中，一个细节引人深思：阙大胖种植各类农作物都血本无归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放弃或进行生产层面的转圜，而是继续种植生姜。仿佛只要自己一直不辞辛苦，就一定能获得回报。当周围人都开始提醒阙大胖不要再轻信高州贩子的时候，阙大胖仍然执迷不悟，抱有希望。作为传统的务农者，他们有着自己“勤劳诚信”的劳动观念，却不了解外界的变化，缺乏与外界有效沟通的安全渠道与应变能力。北流位于桂东南，临近发展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发达的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生产之间擦出的火花更加激烈，这种悲剧便显得尤为典型。同样固执的典型还有《霹雳雷》中的阙邦银老人，不幸被雷击中后，陷入了无穷尽的“赎罪”行为之中。小说中父亲一辈深重的执念，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作者成功地诠释了广西人民朴实倔强、不甘妥协的地域性格特征。另外，由于作者始终站在农民立场上，给予这些形象以足够的理解与同情，种种悲剧之下的父亲形象，反而因此而带给读者反思现实的空间。
此外，朱山坡对父亲形象也有少数解构层面的塑造。譬如《败坏母亲声誉的人》中的继父张发球，有偷电影、赌博、向学生抖动生殖器等不良行径。显然，正如作者所说：“这些父亲、母亲的形象基本上不全是正面的，他们是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命运、人的卑微和这个时代的孤独、无奈、荒唐，也能看到我自己。 ”d可见，作者塑造这些父亲形象，不是简单地为了歌颂和赞美，而是试图以之来折射粤桂地域独特的文化和精神。
这些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父亲”形象群，蕴含着粤桂地方独特的历史记忆、人文特色，不仅与广西北流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息息相关，那些革命历史传奇故事中，也存在着作者对于桂系军阀、国共战争历史的想象与认识，以及对于家乡风土人情的追忆。朱山坡的父亲群像在展现广西北流成年男性群像层面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让我们了解到，在这片传说中瘴气弥漫的神秘大地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坚韧的人，用勤劳谱写着他们平凡而灿烂的人生。
三、相辅相成：桂东风土的艺术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的艺术形式也承载着内容表达层面的作用，二者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艺术形式的选择，在塑造作者气质、文风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作家层面看，朱山坡小说的艺术表达颇具特色，在虚实相生形式的表象背后，蕴含着土生土长的广西北流人民独特的世界观、人生智慧。
虚实结合，是朱山坡小说中常见的典型艺术手法，现实与幻想的杂糅，体现了桂地浓厚的浪漫气息。翻开书卷，各种民间传说编织着广西民俗文化的绮丽画卷，将读者引入米庄、蛋镇人的想象空间。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蕴含了丰富的民间传说，经由荣耀老人讲述的关于疍家人是“绿毛水怪”“人形青蛙”“鬼魅婴儿”的传说故事，显得煞有其事，富有超自然的意味：“这种青蛙身形巨大，有头有脸，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有鼻子，一句话，人头蛙身，能直立行走，还会说人话。”e种种虚构，表现出了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环境中的蛋镇村民，对于以船为家、神出鬼没的疍家人下意识的抵触与诡异想象。同时，也为居无定所、缺乏身份认同却坚韧独立的两广渔民，增添了一抹诡秘壮美的色彩。广西壮族有崇蛙的传统，这些故事也增添了民族特色。 在一些城市题材的小说中，亦有虚实结合手法的运用，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常常出现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例如小说《惊叫》，“我”与姐姐相隔着惠州与深圳，却遥遥听见了姐姐临终前的呼救，后来姐姐变成了惠江边的水鸟。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表达的需要，添加了夸张与虚构的成分，却更能体现姐弟之间感情的深挚。另外，精神病人也是作者表达的一个重要载体。如《送我去樟树镇》，讲述了由一位女精神病患者搭车中的怪异行为而引发的诡异故事，充满了荒诞离奇；《鸟失踪》中的父亲，坚信死去的哥哥喜宏变成了鸟，并随鸟儿一起隐居山林，出走越南。在这类小说中，故事情节由于融入了精神病人的臆想而变得扑朔迷离，但當谜底终于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更真切的温情与更真实的人生苦难。
类似虚幻的想象也体现在广西人民对“死亡”的认识与仪式的塑造之中，这种生死观，体现出广西人民独特的价值观念。朱山坡的小说创作想象跳脱，文风奇诡，笔触多涉及桂地人民对于生死的态度。村庄人民对于生死之事的重视、晚辈的“孝”与“礼”，也体现在种种丧葬习俗的繁复考究之中。在朱山坡的小说中，稍稍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格外挂心自己死后的棺椁。村民对于棺材的讲究，不仅停留在木材、形制上，而要以柳州厚木、尺寸大者为上。在运输过程中亦有许多说法，比如《送口棺材去上津》中，送棺之人一路不可回头，不可停留，要在路途中多吃点苦头，死者就会在泉下少受些折磨。此文中，还引入了当地的歌谣，仿佛老妪操着广西方言的缓缓悲歌已经萦绕耳畔，有着强烈的音乐性与代入感。
死生之事，蕴含着广西北流村民对生命、对自然的理解。死亡，在米庄人民看来，是一项重要的仪式。《跟范宏大告别》中，阙天津老人临终前坚持要排除万难，与年长于自己的范宏大正式告别；《陪夜的女人》中亦提及：“习俗是，人之将死，最后要躺的地方必是堂屋，死在堂屋，死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才死得安心。”f于是，方志德老人在病危时一次次被抬往堂屋，只为恪守既定的规矩。小说描摹的丧葬习俗中，也有许多独特的民俗元素，譬如《风暴预警期》，详尽地描写了五兄妹在荣耀的葬仪上搭灵棚、写经文、设幡旗、为全村预备饭菜、请班队奏鸣响器的整个过程。《一夜长谈》的结尾，也有主人公为送别亡父烧香火、点长明灯的场景描写。
朱山坡在设置情节时，有意营造一种“惊愕”的阅读体验，即设置一些难以预想的“突发事件”与强烈反差的转折，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与传奇色彩。譬如在《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读者和文中的表妹一样，到最后才明白，躺在身边一夜的男子居然是一具尸体。又如在《一个朋友叫李克》中，“我”从一开始被确诊“癌症”变为确诊“无病”，而李克从生命力十足到走向死亡，原来一切都是一场导演出的戏，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静下心仔细思考，才品味出那“压哨三分”的含义。在叙事方面，朱山坡很少或几乎不会刻意采用复杂的写作技术，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他的小说叙事畅快，不拖沓，多中短篇体制，故事性极强，体现出了作者创作态度层面的亲近。即使长篇小说也是如此，例如《懦夫传》，虽为历史题材，时间跨度较大，但叙事的推进无半点拖泥带水，不在不重要的细节上耗费笔墨，而着重表现马旦的精神蜕变，张弛有度。
另外，朱山坡的小说语言有一种简净之美，富有诗歌的节奏感和力量，这与他诗歌创作的经历不无关系。朱山坡总是能用尽量少的文字，承载尽量多的信息与感情，这种语言看似简单，实则一定是经过了细致的打磨与精炼的。比如在《单筒望远镜》中，作者在开头只用了一句最简单的“弟弟要吃肉”g代替了复杂的饥荒大背景交代。在结尾，又用一句“弟弟死于乱棒。家丑，在此不必赘述”h交代了饥饿幼小的弟弟的悲惨结局，没有任何感情的宣泄和铺垫、渲染，却留给我们难以抹去的惋惜与深思，这便是朱山坡语言的奇特力量。他以短篇小说见长，奇崛、利落的故事情节，与他的语言相得益彰。
四、乡土经验的审美与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乡村之子，乡土经验给朱山坡创作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虽然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带来了城市经验对乡土小说创作的冲击，朱山坡的小说创作同样也体现了这种城市题材的拓展之势。然而，朱山坡的乡土书写，以及其在乡土书写中体现出的“乡村之子”的写作姿态，是决定其众多优秀小说作品价值的重要因素，也是奠定其文坛认可度的重要因素。
广西文学的花圃异彩纷呈，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学样式的多元性。在乡土小说的叙事层面，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都曾有良好的基础，如以陆地《美丽的南方》为代表的现实生活与农业生产描写，其表现广西农村生产生活全貌的细致丰富，宛如壮锦上美丽的图纹；又如鬼子、李冯等人兼具现代主义探索与现实关怀的小说创作，带有毫不暧昧的批判意识与独特的“剑气”。朱山坡延续了广西乡土小说的整体特征，又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与延伸。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保留了许多乡土原始性元素的底色，使桂地山水风光、桂地子民的野性与坚韧的生命力再次得到展示与歌唱。在他的小说中，有现实描写，也有虚构魔幻，更添一分奇崛神秘。这些独具南方气息、广西风味的小说，对于乡村题材小说队伍的壮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广西乡村地域特色的描摹展现，是这些小说的主要价值之一。
一个作家能够脱颖而出，个人特征必不可少。除了对广西文学传统的续写之外，朱山坡小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们所体现出的独特性。其一，作为作家创作背景的文学地理版图的特殊性。无论是乡村牧歌小说还是城乡双向在场的小说，在数量上都已屡见不鲜，但朱山坡小说在粤桂交接处的呐喊、低吟，于大处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于小处也丰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桂东南文学的版图，富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在这两广接壤之地，形成了许多典型而有意味的观照。他的创作重心不仅仅在于对闭塞的呐喊，更是对碰撞的直视与见证。不是将城乡简单地对立或融合，而是站在变革之中思考良性发展的可能性。其次，不同于以往小说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底层现实生活书写的侧重，朱山坡小说在人物形象精神层面的探索也尤为丰富，体现出更深刻的现代思考深度。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的反抗杀人，陈村的逆来顺受，都在贴近底层现实生存的角度来揭示、记录。但朱山坡将更多的笔墨用来描写人的精神，尤其是人精神的异化与挣扎。如《马强壮精神自传》，借人物进行了许多哲学层面上的思索。在经历了恣意的叛逆、颓废的虚无感之后，这种思维力的生长，体现了广西文学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同时，朱山坡拥有丰厚的乡村经验，并且能够采用“乡村之子”的写作姿态，站在北流乡土人民的生活之中，从他们的眼光中看待问题，这使得他所展示的乡土世界更加真实可感，也较为全面地体现了21世纪桂东乡村独特的自然风貌、精神文化内核与人伦关系。 对于乡村，朱山坡内心的悲悯与隐忧时时弥漫在小说之中。这种悲悯，首先体现在作者对环境破坏、故土不再的哀思与反思。在《米河水面挂灯笼》的前半部分，阙大胖可以随意地捞起清甜的米河水解渴，但行文至结尾，米河的水面已经长满了水葫芦。在高州与米庄不平等的发展之中，城市俨然是污染、肮脏与不诚信的源头。另外，这种悲悯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生态层面，还深入了農民的切身生活，体味农村传统渐次崩塌的过程中人性层面的变化。对于乡村中的农民，朱山坡也倾注了同样亲近的关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农民很多时候都是无助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诚信堪忧的高州、化州贩子，按照他们的贩卖计划进行种植，一旦出现差错，便也只有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于力叔叔、阙大胖便是典型的悲剧案例。另外，城市化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改变，首先是更加明显的功利思想，《跟范宏大告别》中，作者直言：“但近年来风气不同了，亲情乡情日渐淡薄了，麻木了。”i原始的乡村伦理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金钱与利益的诱惑。其二，城乡差距的显现给农村人民带来了一种焦虑。在《感谢何其大》 中，银香对“农转非”抱有深深的执念，她给儿子取名“非农”，并为了完成这一心愿不择手段。人们向往着城市文明，却又往往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但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受到的冲击，作者的态度总体较为理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在很多地方也亟须现代性的改造。比如在《懦夫传》中，有一个细节提到了旧习俗的破除：张正恩的女儿因为失身被残忍地沉江，但毛雪花得以改嫁、入党，开始了新的生活。《马强壮精神自传》的主题，虽然是对城市的审视与批判，但同样写到了城市带给农民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借人物，作者表现了自身的复杂感情态度：即使在内心未曾一日剪断对乡村自然、传统的感情倾向，但不对其做一味的诗化处理，不否认现代性的正面。
在当代中国乡村，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正在经受着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冲击，有被侵蚀瓦解的危险，从而造成一种精神文化内核缺席的状态，隐含着混乱、失序。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人性的异化与理想的失落，也是经常被讨论的主题。例如以《信徒》中的郭敬业为代表的颓废“城市精英”群体，在体制中面临金钱诱惑与理想和底线的冲突，作为一种现实被揭开了伤疤。同时，现代化与城市化造成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一些独具价值的地方风貌正被慢慢消磨殆尽。朱山坡小说中体现出的乡风民俗、地方特色，以及阐发出的复杂感情，显得尤为珍贵，兼有着美学价值与镜像价值。抵御精神价值世界崩塌的力量，也许就在这一字一句的苦心经营之中。
a林白：《关于朱山坡》，《文艺报》2017年12月11日第3版。
be朱山坡：《风暴预警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第119页。
c 朱山坡：《春归松山湖》，《芙蓉》2018年第5期，第123页。
d 朱山坡：《让写作更快感一些》，《作品》2011年第1期，第34页。
fgh朱山坡：《灵魂课》，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第152页，第163页。
i 朱山坡：《喂饱两匹马》，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参考文献：
[1] 朱山坡.深山来客[J].芙蓉，2018（5）.
[2] 朱山坡.十三个父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3] 朱山坡.论语班[J].青春，2008（3）.
[4] 朱山坡.马强壮精神自传[M].广西：漓江出版社，2017.
[5]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 者： 周晓坤，暨南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朱山坡 粤桂文化 南方气息 乡土
继东西、鬼子、李冯之后，“广西后三剑客”之一的桂东作家朱山坡，以其独特而富有多样性的小说创作，给广西文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纵观其小说创作，叙事空间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象征着乡村故土的米庄，带有明显的前现代色彩；二是经济发达的大都市K城（广州）、深圳、南京；另外，还有一些城乡过渡地带，如蛋镇、高州、化州等，明显体现了近粤边城受到的文化浸染。虽然叙事空间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拓展，但并没有影响朱山坡小说地域美学色彩的展现，强烈的粤桂文化色彩渗透到朱山坡小说创作的每一个阶段和几乎每一部作品中。正如此，林白曾这样评价朱山坡：“他生活的地方是真正的乡村，离县城很远”，“房子当然也是泥砖房，也是潮湿暗阴有一种南方乡下的霉味”。a确实，朱山坡小说中丰富的粤桂风土人情描写、醇厚的南方文化气息，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彰显了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自然与人文：独特的南方气息
在朱山坡的小说中，米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边地的一处盆地，四面环山，多水田，是一处较为封闭的边陲之地。一直以来，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华夏观念中，岭南文化处于边缘的地位，依靠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与文化传统自成一体。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丁帆先生曾强调“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重要性，称其为乡土小说的文学性所在。在朱山坡的创作中，广西的自然风貌、农民的日常生产勞动，便常常作为工笔画卷，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在承载单纯的审美价值之外，常常也带有更深刻的叙事功能。另有一些牧歌色彩明显的作品，带给读者纯净的审美体验，展示了淳朴的道德人性。
在写景层面，朴雅精细的风景图体现出了桂东山水带给朱山坡的浸润。从山水、草木到小镇街景，视域广阔，不胜枚举。在朱山坡的笔下，广西山岭绵绵、崎岖难行，河道险急湾多的地势特点跃然纸上，桂东之地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艺术性的展示：“河对岸的滩涂上，长满了茂盛的蒿草、水芹、野荠、艾草、茅草、薄荷、红蓼、菖蒲、野芋、野芭蕉和狗尾草……”b岭南山水之美，不需要多少语言的雕琢堆砌，信手拈来，便是那样精致丰盈。蛋镇的观音巷子寂寥少人，青砖黑瓦的老房子配上陈年的石板与青藤，历史的厚重感就迎面而来了。在创作谈中作者曾多次提到自己追求语言的简练，这一点便体现在写景方面：作者的语言显得隽永而极具诗意，画面感强。
人文景观，更是朱山坡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他笔下的广西村庄，水田漠漠，峰峦环抱。有着乡土经验的桂东之子朱山坡，对于家乡农业生产生活图景的展现驾轻就熟。在作物种植方面，作者笔下的农业村落，有着明显的南国气息、热带风格。在小说《米河水面挂灯笼》中，主人公先后种植过灯笼椒、芭蕉、橡树这些热带作物。灯笼椒苗的生长过程、各类作物的人工培护、成熟的芭蕉因滞销而迅速腐烂的场景，都有着详细的刻画。在刻画乡村风景的同时，作者也深入农民群体的生活中，书写他们除草、驱逐蝙蝠蚊蛾等农事活动的辛劳不易。另外，粤桂地区的饮食，在小说中也多有体现：炒粉、麻虾、鱼干、竹笋、山药……在米庄人的饭桌上，可以品味到山村生活的恬静悠长。在米庄女人的山歌和粤剧声中，我们也听到了劳动人民的朴拙与狡黠。
人文总是由独特的自然所孕育，在朱山坡作品中，许多自然意象不只是纯粹的自然，而是承载了人文的价值内涵。岭南多雨，霹雳雷、洪水等场景，象征着桂东百姓对上天惩治的一种想象。其中台风也是朱山坡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正如蛋镇人所说：台风是有声音和气味的，台风是能给人力量的，台风是可以报丧的。在《风暴预警期》中，台风已经不仅指涉一种自然现象，它已和蛋镇人民祖祖辈辈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为蕴含着蛋镇人精神内核的图腾。笔者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台风有着至少三种隐喻。其一，台风是蛋镇居民的精神力量之源，锻造了他们苦难中的坚韧品质。不期而至的台风，总是摧枯拉朽式地毁灭一切房屋家具、树木果实，在一次次的重建工作中，人们已经逐渐学会如何与灾难共处。其二，台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审视，罪恶在此时浮现，也在此刻被洗刷。在蛋镇，即使再作恶多端的人，也会畏惧台风的强力。洪水滚滚，平日隐匿的尸体、粪便、避孕套、卫生巾，都一齐涌到街上，不由分说。其三，台风的狂烈，正是高蹈的理想、道德的极端显现方式。段诗人不为人们接受，在台风中登上高树，吟诵诗歌；荣耀一生贫苦，却不计回报地养育着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此外，朱山坡还有一些乡村牧歌小说，以诗化风格，展现了山村小镇的人情美，以及独特的道德人伦。在《深山来客》中，身份神秘的鹿山夫妇恩爱有加，蛋镇人逐渐了解了他们生活的不易，纷纷把自己珍视的人参、阿胶送给他们，老吴也为之免费播放电影。当鹿山女人病情恶化不再出现，人们总会想念她祝福她，不愿承认她的去世。外一篇《春归松山湖》，文风隽永，讲述了李杜与春雪年少初遇，经历北漂波折的凄美爱情。作者形容松山湖“峰峦环抱，晨霭雨烟，烟波浩渺，白鹭轻鸣，静穆凝神”c。宛如世外仙境，遣词造句中带有明显的古典文学意蕴。《响水底》的女主人公秀雅贤惠忠贞，一心等待采茶送茶的丈夫归来，少妇的细腻心理立体而真实。在小说中，亦有许多可爱的比喻，如形容水声之大，如牛屁，如饿鸡，充满农家生活的意趣。
村镇人民的仁义与良善，在《一夜长谈》《美差》《天色已晚》《霹雳雷》等多篇小说之中都有体现。作者提到，在家乡的习俗中，宰杀作为农业重要生产力的牛，有着坐牢的风险，但在饥荒年间，纳福村的人还是为了安抚饥民而冒险宰牛，并将汤分给路过的每一个人，甚至是平日里的仇人。在这些小说里，作者常使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如《美差》先极写瑶村是残疾村，又加入种种诡异的传言，有意营造一种可怖阴森的氛围，作者还特意描摹了兔唇女孩面目之丑陋；在《天色已晚》中，先渲染卖肉的老宋对“我”偷电影行为的挖苦讽刺，引起读者对“我”的同情和对老宋的鄙夷。但最后，瑶村村民好心送来黑公鸡、老宋免费为我留下一块好肉等行为，让我们在惊异之余，备感温情。 富有广西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地融合在作者的小说中，互为表里，余韵悠长。
二、父亲：象征性的地域形象
在朱山坡笔下，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群，他们既是家庭的核心，也是乡土家庭与外界社会产生联系的重要桥梁。他们总是坚韧隐忍，有时又固执倔强，坚守着自己所认定的价值立场，这便是“父亲”形象群。在他们身上，广西北流汉子坚韧好强的精神面貌与正直仗义的人格品质，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同时，各个父亲形象又是异彩纷呈的。朱山坡专著有一本小说集《十三个父亲》，父亲形象群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纵观这些父亲形象，大多具有浓厚的传统道德品质，譬如仁义、吃苦耐劳、坚守承诺等，这些良好的传统道德，又使父亲群像有了一种前现代的色彩，使其执着的人生态度有了“悲剧英雄”的意味。父亲群体勤劳朴实、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小说中体现得非常丰富明显，他们往往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劳动力与精神力量的来源。如《捕鳝记》，为给家里省下粮食，父亲沿河自我放逐，直至饿死；《风暴预警期》中养育五个非亲生子女的荣耀，一生贫苦却总想把最好的留给子女……这些父亲形象，都是作为道德精神的典范来塑造的，体现出了父亲群体对家庭、亲友、群体的责任感。朱山坡小说中的父亲，大多是力量与温情的象征，默默而深沉。
另外，朱山坡亦有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抑或带有传奇色彩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父亲不仅是传统美德的演绎者，同时又具有独当一面、重视尊严的英雄气质。如《革命者》，父亲和伯父巧妙演戏，拯救了四十八位革命者的性命；《旅途》中的父亲，在“我”走投无路的柳州之行中忽然挺身而出，震慑了嘲笑儿子的旅客，捍卫了家人的尊严。这些传奇故事中的父亲们，或是机智勇敢、甘于牺牲，或是风骨凛然、视死如归、不愿向生命中难以抵挡的衰竭力量妥协低头。对家庭的奉献精神、坚定的意志、捍卫尊严的人生态度，大概便是朱山坡对于广西家乡父亲群体，或者说对于广西乡土大地上成年男性在家庭中、社会中的行为方式与人格品质的总体印象。
朱山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虽然富有坚韧的精神品格与史诗般的英雄气质，但往往并不是生活中的胜利者；相反，他们时常体现出一种“悲剧英雄”的色彩。在这种张力之间，父亲形象精神品质方面的闪光点便更加深入人心。
父亲们之所以陷入悲剧性，有着多重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现实的压力，这与父亲一辈自身遗留的前现代或反现代因素有关，譬如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当这些因素与现代性产生摩擦，便也折射出广西乡土大地上的许多现实矛盾。传统的农业生产收益不稳定，自然气候、社会语境的多变性等因素，都给作为经济来源的父亲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挑战。在《米河水面挂灯笼》中，阙大胖务农勤勤恳恳，怀揣简单朴实的小康愿望，但两个女儿先后被强奸、自己被高州贩子和香港脚几次三番地欺骗，血本无归的坎坷命运，令人唏嘘。父亲一辈所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受到了现代生产、销售因素的冲击，譬如人工授精推广之后，迅速以价格和效率取胜，导致阙大胖的公猪接种无人问津。另外，父亲一辈的传统道德，也在商品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如《把世界分成兩半》中的农民父亲，转包田地，辛勤劳动，但缴纳公购粮过程中受折辱的经历，使他一直以来的“两分法”世界观彻底崩塌了，最后选择自缢，表达着自己对新型管理方式的不理解。物质经济层面的困难，落后生产方式的闭塞现状，是父亲形象悲剧性的主要原因。
其中之二是独特的性格气质，他们不服输的倔强性格近乎执念，这种执念使他们很少做出有实际意义的改变，助长了悲剧的发展。在 《米河水面挂灯笼》中，一个细节引人深思：阙大胖种植各类农作物都血本无归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放弃或进行生产层面的转圜，而是继续种植生姜。仿佛只要自己一直不辞辛苦，就一定能获得回报。当周围人都开始提醒阙大胖不要再轻信高州贩子的时候，阙大胖仍然执迷不悟，抱有希望。作为传统的务农者，他们有着自己“勤劳诚信”的劳动观念，却不了解外界的变化，缺乏与外界有效沟通的安全渠道与应变能力。北流位于桂东南，临近发展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发达的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生产之间擦出的火花更加激烈，这种悲剧便显得尤为典型。同样固执的典型还有《霹雳雷》中的阙邦银老人，不幸被雷击中后，陷入了无穷尽的“赎罪”行为之中。小说中父亲一辈深重的执念，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作者成功地诠释了广西人民朴实倔强、不甘妥协的地域性格特征。另外，由于作者始终站在农民立场上，给予这些形象以足够的理解与同情，种种悲剧之下的父亲形象，反而因此而带给读者反思现实的空间。
此外，朱山坡对父亲形象也有少数解构层面的塑造。譬如《败坏母亲声誉的人》中的继父张发球，有偷电影、赌博、向学生抖动生殖器等不良行径。显然，正如作者所说：“这些父亲、母亲的形象基本上不全是正面的，他们是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命运、人的卑微和这个时代的孤独、无奈、荒唐，也能看到我自己。 ”d可见，作者塑造这些父亲形象，不是简单地为了歌颂和赞美，而是试图以之来折射粤桂地域独特的文化和精神。
这些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父亲”形象群，蕴含着粤桂地方独特的历史记忆、人文特色，不仅与广西北流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息息相关，那些革命历史传奇故事中，也存在着作者对于桂系军阀、国共战争历史的想象与认识，以及对于家乡风土人情的追忆。朱山坡的父亲群像在展现广西北流成年男性群像层面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让我们了解到，在这片传说中瘴气弥漫的神秘大地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坚韧的人，用勤劳谱写着他们平凡而灿烂的人生。
三、相辅相成：桂东风土的艺术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的艺术形式也承载着内容表达层面的作用，二者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艺术形式的选择，在塑造作者气质、文风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作家层面看，朱山坡小说的艺术表达颇具特色，在虚实相生形式的表象背后，蕴含着土生土长的广西北流人民独特的世界观、人生智慧。
虚实结合，是朱山坡小说中常见的典型艺术手法，现实与幻想的杂糅，体现了桂地浓厚的浪漫气息。翻开书卷，各种民间传说编织着广西民俗文化的绮丽画卷，将读者引入米庄、蛋镇人的想象空间。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蕴含了丰富的民间传说，经由荣耀老人讲述的关于疍家人是“绿毛水怪”“人形青蛙”“鬼魅婴儿”的传说故事，显得煞有其事，富有超自然的意味：“这种青蛙身形巨大，有头有脸，有眼睛，有耳朵，有嘴巴，有鼻子，一句话，人头蛙身，能直立行走，还会说人话。”e种种虚构，表现出了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环境中的蛋镇村民，对于以船为家、神出鬼没的疍家人下意识的抵触与诡异想象。同时，也为居无定所、缺乏身份认同却坚韧独立的两广渔民，增添了一抹诡秘壮美的色彩。广西壮族有崇蛙的传统，这些故事也增添了民族特色。 在一些城市题材的小说中，亦有虚实结合手法的运用，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常常出现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例如小说《惊叫》，“我”与姐姐相隔着惠州与深圳，却遥遥听见了姐姐临终前的呼救，后来姐姐变成了惠江边的水鸟。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表达的需要，添加了夸张与虚构的成分，却更能体现姐弟之间感情的深挚。另外，精神病人也是作者表达的一个重要载体。如《送我去樟树镇》，讲述了由一位女精神病患者搭车中的怪异行为而引发的诡异故事，充满了荒诞离奇；《鸟失踪》中的父亲，坚信死去的哥哥喜宏变成了鸟，并随鸟儿一起隐居山林，出走越南。在这类小说中，故事情节由于融入了精神病人的臆想而变得扑朔迷离，但當谜底终于揭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更真切的温情与更真实的人生苦难。
类似虚幻的想象也体现在广西人民对“死亡”的认识与仪式的塑造之中，这种生死观，体现出广西人民独特的价值观念。朱山坡的小说创作想象跳脱，文风奇诡，笔触多涉及桂地人民对于生死的态度。村庄人民对于生死之事的重视、晚辈的“孝”与“礼”，也体现在种种丧葬习俗的繁复考究之中。在朱山坡的小说中，稍稍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格外挂心自己死后的棺椁。村民对于棺材的讲究，不仅停留在木材、形制上，而要以柳州厚木、尺寸大者为上。在运输过程中亦有许多说法，比如《送口棺材去上津》中，送棺之人一路不可回头，不可停留，要在路途中多吃点苦头，死者就会在泉下少受些折磨。此文中，还引入了当地的歌谣，仿佛老妪操着广西方言的缓缓悲歌已经萦绕耳畔，有着强烈的音乐性与代入感。
死生之事，蕴含着广西北流村民对生命、对自然的理解。死亡，在米庄人民看来，是一项重要的仪式。《跟范宏大告别》中，阙天津老人临终前坚持要排除万难，与年长于自己的范宏大正式告别；《陪夜的女人》中亦提及：“习俗是，人之将死，最后要躺的地方必是堂屋，死在堂屋，死在列祖列宗牌位面前，才死得安心。”f于是，方志德老人在病危时一次次被抬往堂屋，只为恪守既定的规矩。小说描摹的丧葬习俗中，也有许多独特的民俗元素，譬如《风暴预警期》，详尽地描写了五兄妹在荣耀的葬仪上搭灵棚、写经文、设幡旗、为全村预备饭菜、请班队奏鸣响器的整个过程。《一夜长谈》的结尾，也有主人公为送别亡父烧香火、点长明灯的场景描写。
朱山坡在设置情节时，有意营造一种“惊愕”的阅读体验，即设置一些难以预想的“突发事件”与强烈反差的转折，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与传奇色彩。譬如在《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读者和文中的表妹一样，到最后才明白，躺在身边一夜的男子居然是一具尸体。又如在《一个朋友叫李克》中，“我”从一开始被确诊“癌症”变为确诊“无病”，而李克从生命力十足到走向死亡，原来一切都是一场导演出的戏，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静下心仔细思考，才品味出那“压哨三分”的含义。在叙事方面，朱山坡很少或几乎不会刻意采用复杂的写作技术，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他的小说叙事畅快，不拖沓，多中短篇体制，故事性极强，体现出了作者创作态度层面的亲近。即使长篇小说也是如此，例如《懦夫传》，虽为历史题材，时间跨度较大，但叙事的推进无半点拖泥带水，不在不重要的细节上耗费笔墨，而着重表现马旦的精神蜕变，张弛有度。
另外，朱山坡的小说语言有一种简净之美，富有诗歌的节奏感和力量，这与他诗歌创作的经历不无关系。朱山坡总是能用尽量少的文字，承载尽量多的信息与感情，这种语言看似简单，实则一定是经过了细致的打磨与精炼的。比如在《单筒望远镜》中，作者在开头只用了一句最简单的“弟弟要吃肉”g代替了复杂的饥荒大背景交代。在结尾，又用一句“弟弟死于乱棒。家丑，在此不必赘述”h交代了饥饿幼小的弟弟的悲惨结局，没有任何感情的宣泄和铺垫、渲染，却留给我们难以抹去的惋惜与深思，这便是朱山坡语言的奇特力量。他以短篇小说见长，奇崛、利落的故事情节，与他的语言相得益彰。
四、乡土经验的审美与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乡村之子，乡土经验给朱山坡创作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虽然正如前文所述，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空间的拓展也带来了城市经验对乡土小说创作的冲击，朱山坡的小说创作同样也体现了这种城市题材的拓展之势。然而，朱山坡的乡土书写，以及其在乡土书写中体现出的“乡村之子”的写作姿态，是决定其众多优秀小说作品价值的重要因素，也是奠定其文坛认可度的重要因素。
广西文学的花圃异彩纷呈，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学样式的多元性。在乡土小说的叙事层面，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都曾有良好的基础，如以陆地《美丽的南方》为代表的现实生活与农业生产描写，其表现广西农村生产生活全貌的细致丰富，宛如壮锦上美丽的图纹；又如鬼子、李冯等人兼具现代主义探索与现实关怀的小说创作，带有毫不暧昧的批判意识与独特的“剑气”。朱山坡延续了广西乡土小说的整体特征，又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与延伸。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保留了许多乡土原始性元素的底色，使桂地山水风光、桂地子民的野性与坚韧的生命力再次得到展示与歌唱。在他的小说中，有现实描写，也有虚构魔幻，更添一分奇崛神秘。这些独具南方气息、广西风味的小说，对于乡村题材小说队伍的壮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广西乡村地域特色的描摹展现，是这些小说的主要价值之一。
一个作家能够脱颖而出，个人特征必不可少。除了对广西文学传统的续写之外，朱山坡小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们所体现出的独特性。其一，作为作家创作背景的文学地理版图的特殊性。无论是乡村牧歌小说还是城乡双向在场的小说，在数量上都已屡见不鲜，但朱山坡小说在粤桂交接处的呐喊、低吟，于大处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于小处也丰富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桂东南文学的版图，富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在这两广接壤之地，形成了许多典型而有意味的观照。他的创作重心不仅仅在于对闭塞的呐喊，更是对碰撞的直视与见证。不是将城乡简单地对立或融合，而是站在变革之中思考良性发展的可能性。其次，不同于以往小说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底层现实生活书写的侧重，朱山坡小说在人物形象精神层面的探索也尤为丰富，体现出更深刻的现代思考深度。鬼子《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的反抗杀人，陈村的逆来顺受，都在贴近底层现实生存的角度来揭示、记录。但朱山坡将更多的笔墨用来描写人的精神，尤其是人精神的异化与挣扎。如《马强壮精神自传》，借人物进行了许多哲学层面上的思索。在经历了恣意的叛逆、颓废的虚无感之后，这种思维力的生长，体现了广西文学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同时，朱山坡拥有丰厚的乡村经验，并且能够采用“乡村之子”的写作姿态，站在北流乡土人民的生活之中，从他们的眼光中看待问题，这使得他所展示的乡土世界更加真实可感，也较为全面地体现了21世纪桂东乡村独特的自然风貌、精神文化内核与人伦关系。 对于乡村，朱山坡内心的悲悯与隐忧时时弥漫在小说之中。这种悲悯，首先体现在作者对环境破坏、故土不再的哀思与反思。在《米河水面挂灯笼》的前半部分，阙大胖可以随意地捞起清甜的米河水解渴，但行文至结尾，米河的水面已经长满了水葫芦。在高州与米庄不平等的发展之中，城市俨然是污染、肮脏与不诚信的源头。另外，这种悲悯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生态层面，还深入了農民的切身生活，体味农村传统渐次崩塌的过程中人性层面的变化。对于乡村中的农民，朱山坡也倾注了同样亲近的关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农民很多时候都是无助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农业生产，完全依赖诚信堪忧的高州、化州贩子，按照他们的贩卖计划进行种植，一旦出现差错，便也只有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于力叔叔、阙大胖便是典型的悲剧案例。另外，城市化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改变，首先是更加明显的功利思想，《跟范宏大告别》中，作者直言：“但近年来风气不同了，亲情乡情日渐淡薄了，麻木了。”i原始的乡村伦理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金钱与利益的诱惑。其二，城乡差距的显现给农村人民带来了一种焦虑。在《感谢何其大》 中，银香对“农转非”抱有深深的执念，她给儿子取名“非农”，并为了完成这一心愿不择手段。人们向往着城市文明，却又往往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但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受到的冲击，作者的态度总体较为理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在很多地方也亟须现代性的改造。比如在《懦夫传》中，有一个细节提到了旧习俗的破除：张正恩的女儿因为失身被残忍地沉江，但毛雪花得以改嫁、入党，开始了新的生活。《马强壮精神自传》的主题，虽然是对城市的审视与批判，但同样写到了城市带给农民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借人物，作者表现了自身的复杂感情态度：即使在内心未曾一日剪断对乡村自然、传统的感情倾向，但不对其做一味的诗化处理，不否认现代性的正面。
在当代中国乡村，传统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正在经受着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冲击，有被侵蚀瓦解的危险，从而造成一种精神文化内核缺席的状态，隐含着混乱、失序。在朱山坡的小说中，人性的异化与理想的失落，也是经常被讨论的主题。例如以《信徒》中的郭敬业为代表的颓废“城市精英”群体，在体制中面临金钱诱惑与理想和底线的冲突，作为一种现实被揭开了伤疤。同时，现代化与城市化造成的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一些独具价值的地方风貌正被慢慢消磨殆尽。朱山坡小说中体现出的乡风民俗、地方特色，以及阐发出的复杂感情，显得尤为珍贵，兼有着美学价值与镜像价值。抵御精神价值世界崩塌的力量，也许就在这一字一句的苦心经营之中。
a林白：《关于朱山坡》，《文艺报》2017年12月11日第3版。
be朱山坡：《风暴预警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第119页。
c 朱山坡：《春归松山湖》，《芙蓉》2018年第5期，第123页。
d 朱山坡：《让写作更快感一些》，《作品》2011年第1期，第34页。
fgh朱山坡：《灵魂课》，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第152页，第163页。
i 朱山坡：《喂饱两匹马》，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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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周晓坤，暨南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