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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年11月中央政府将民间金融认定为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首次明确表明了民间金融的地位。但是，在金融体系创新与监管之间，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层面，在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层面，都需要法律规制为先导，以金融发展为目标，以金融生态平衡和科学发展为最终目的。同时，要注意以全球化为前提、网络化为中介、金融化为关键，核心就是在法律规制的前提下实现金融创新，这样才能实现“中等收入困境”与“依附论”下的突围，最后实现历史发展规律下的超越，实现真正的富国强民。
关键词：金融生态；法律规制；中等收入陷阱；依附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4.2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51-02
一、悬在我国市场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回顾2011年，浙江温州因为民间金融导致大批商人“跑路”；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因为民间金融而导致房地产“鬼城”；金融界的“老鼠仓”以及证券操纵乱象丛生。分析2010年、2011年的经济数据，我国GDP增速一直在递减，笔者认为，这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一直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显示了一直以来悬在我国市场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问题。
根据2011年度宏观经济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不断放缓，而CPI增长率在不断升高，这反映实际增长率在不断递减，而这三季度也是这几年我国民间借贷问题最频发的季度。①也许这其中有很多的解释，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房地产的泡沫、经营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的消逝、自然灾害的贫乏、欧美债务危机等。但笔者认为，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问题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低估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从金融生态视角下基于“中等收入陷阱”与“依附论”的思考来阐释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
二、隐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怪圈”与“博弈困境”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3000-10000美元）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10000美元）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10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②
从世界银行的标准以及人民论坛杂志的征求意见来看，我国已经开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难以逃脱这种陷阱。典型如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还有东南亚等国家，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虽然世界上也有成功逃离这种陷阱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但是从世界整体绝大多数而言，还是难以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一种“依附论”的理论，又称“外围——中心论”，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裔讲座教授巴格瓦提曾经在文章中指出“依附论”是一种“悲惨性增长”。
欧美国家就仿佛是中心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控制着高附加值的创新设计，比如Iphone、Microsoft、Nike等，他们是绝大部分产品的订单方。而我们这些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产品加工生产方，利用的是我们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通过这种低附加值、低收入的加工生产，然后贴上“Made in China”出口到这些中心的发达国家。其结局是我们国家到处充斥的是富士康这样的加工企业，缺乏创造力，缺乏创新的激励，因为创新设计都被这种无形的“经济怪圈”所吞噬，被处于中心上层的发达国家而霸据。我们的富士康式的发展是以美国Iphone式的更为快速发展为代价的。其结果还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每一步的成长还受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强势影响，而在这其中，发达国家更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充足的资金储备，这样他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就牢牢掌握着定价权和汇率。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世界金融危机（而这更大程度是由发达国家的贪婪和法律规制缺失导致的）就不断地购买主权债券，在这本来就不公平的金融体系中，拥有定价权和主导地位的中心发达国家就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盘剥了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数年的经济积累。想想20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越南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数年的经济积累换来的却是依然甚至更为贫穷的自己，以及更为富裕的发达国家。笔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平衡的世界，世界经济整体在一定时期几乎是保持均衡的，一国经济的发展也预示着另一国的衰退。比如日本1987年人均GDP世界第一，那么美国的经济霸主就遭到了挑战；日本从1989年开始陷入“失落的十年”，与此同时是中国的强势发展和美国经济的稳步上升。基于这样的观点，那么“依附论”下的“悲惨性增长”便是一种残酷的现实。
关键词：金融生态；法律规制；中等收入陷阱；依附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z）.2012.04.2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51-02
一、悬在我国市场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回顾2011年，浙江温州因为民间金融导致大批商人“跑路”；内蒙古鄂尔多斯也因为民间金融而导致房地产“鬼城”；金融界的“老鼠仓”以及证券操纵乱象丛生。分析2010年、2011年的经济数据，我国GDP增速一直在递减，笔者认为，这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一直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也显示了一直以来悬在我国市场经济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问题。
根据2011年度宏观经济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不断放缓，而CPI增长率在不断升高，这反映实际增长率在不断递减，而这三季度也是这几年我国民间借贷问题最频发的季度。①也许这其中有很多的解释，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房地产的泡沫、经营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的消逝、自然灾害的贫乏、欧美债务危机等。但笔者认为，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问题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低估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从金融生态视角下基于“中等收入陷阱”与“依附论”的思考来阐释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
二、隐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怪圈”与“博弈困境”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3000-10000美元）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10000美元）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10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②
从世界银行的标准以及人民论坛杂志的征求意见来看，我国已经开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难以逃脱这种陷阱。典型如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还有东南亚等国家，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虽然世界上也有成功逃离这种陷阱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但是从世界整体绝大多数而言，还是难以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一种“依附论”的理论，又称“外围——中心论”，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麻省理工学院的印度裔讲座教授巴格瓦提曾经在文章中指出“依附论”是一种“悲惨性增长”。
欧美国家就仿佛是中心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控制着高附加值的创新设计，比如Iphone、Microsoft、Nike等，他们是绝大部分产品的订单方。而我们这些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产品加工生产方，利用的是我们的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通过这种低附加值、低收入的加工生产，然后贴上“Made in China”出口到这些中心的发达国家。其结局是我们国家到处充斥的是富士康这样的加工企业，缺乏创造力，缺乏创新的激励，因为创新设计都被这种无形的“经济怪圈”所吞噬，被处于中心上层的发达国家而霸据。我们的富士康式的发展是以美国Iphone式的更为快速发展为代价的。其结果还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每一步的成长还受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强势影响，而在这其中，发达国家更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充足的资金储备，这样他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就牢牢掌握着定价权和汇率。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世界金融危机（而这更大程度是由发达国家的贪婪和法律规制缺失导致的）就不断地购买主权债券，在这本来就不公平的金融体系中，拥有定价权和主导地位的中心发达国家就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盘剥了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数年的经济积累。想想20世纪80年代的阿根廷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越南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数年的经济积累换来的却是依然甚至更为贫穷的自己，以及更为富裕的发达国家。笔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平衡的世界，世界经济整体在一定时期几乎是保持均衡的，一国经济的发展也预示着另一国的衰退。比如日本1987年人均GDP世界第一，那么美国的经济霸主就遭到了挑战；日本从1989年开始陷入“失落的十年”，与此同时是中国的强势发展和美国经济的稳步上升。基于这样的观点，那么“依附论”下的“悲惨性增长”便是一种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