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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学教育的精髓在于“诗教”，而“诗教”的精神则在于以审美的方式感发人的性情，实现人格塑成与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政治等诸多目的。关于传统“诗教”的现代研究和阐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逐渐展开，并且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本文拟对“诗教”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品格进行解读，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诗教”，并对现实文学教育有所助益。
一、“诗教”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品格
“诗教”的核心命题在于“教化”，即“启发情性”、宣扬伦理道德，并兼以“博学多识”之实用功能。因此，“诗教”所呈现出的并非单纯的文学命题，而是一种具有多重内涵的关系命题——人创造了诗歌，而诗歌又作用于人。具体而言，则可分为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人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文学功用论意义上诗歌与人的关系，以及最终意义上人与人的关系。如“诗言志”、“诗缘情”等可以归结为发生学层面；“诗之为学，情性而已”、“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等可归结到功用论层面；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则可归结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
在这三重关系中，隐含着一个理论前提：有一种类似于中介物的“情性”可以穿行于诗歌文本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畅通无碍。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共通性的，可以通过诗歌为中介来实现情感上的交流和对话。正如孟子基于“性善”这一前提提出“仁政”论、荀子基于“性恶”前提设计“礼乐教化”体系一样，“诗教”理论也是基于人类在情感经验、感性认知等多方面的共通性前提的。取消了这一前提，“诗教”便无法成立。而事实上人的情感皆是经验性、个体性的，虽然可以大致归纳为“喜怒哀乐爱恶”等“六情”（或“五情”、“七情”）等基本类型，但具体到每个经验个体而言，其“喜怒哀乐爱恶”则是有赖于其生活经验、人生经历而各自不同的。因此，如何克服具体的经验壁垒，实现有效的情感交流和对话，才是“诗教”面临的最大难题。
对此，儒家提出了一种生活化的“诗教”理论，即在日常生活中体味诗的意蕴和乐趣，把抽象的哲理和道德等融入日常行为中，如《论语》“侍坐”章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所“咏”的，显然是诗，但绝非以泛化的、教条式的高头讲章的形式来宣讲诗的内容和文化底蕴，而是在日常行为里渗入“诗歌吟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这种文学教育方式在当代的教育体制中是匮乏的，但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方式，却依旧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电子多媒体设备日益普及的当代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程度越来越高，如何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复活传统“诗教”的精神，才是目前文学教育所亟待应对的难题。
二、“诗教”的当代启示
研究传统“诗教”固然有历史、学术的重要价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阐发“诗教”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精髓，传承古代文化的精神遗产。就此而言，传统“诗教”的实践品格或许比它的具体实践历史更具当代启示意义。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实践品格，“诗教”才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对那个时代所亟待回答的问题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实践品格，才吸引着当代的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在“诗教”传统中寻求智慧来源。
举例而言，《论语》中曾记载孔子之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其内涵却异常丰富：首先，它对文学的基本功能“兴、观、群、怨”有凝炼的概括；其次，它在文学之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又提升出文学的社会和伦理功能，即“事父”和“事君”等。这些都是涉及文学、美学研究之核心命题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此不必赘述。本文更关注其所言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般的阐释认为，这是一则关于认知教育如识字、辨物等的言论。这样的理解就历史实际而言没有错误；但对于当代而言，却是不够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为科学、更适合人的识字辨物等认知规律的初步学习方法，那么，依据此种理解，“诗教”的当下意义又从何谈起？
我觉得更应该从我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谈起。在现代生活的基本语境下，人的日常生活已经从“自然”中脱离出来，这可以说是人类的绝大进步，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关于“自然”的知识结构单一、经验贫乏。比如我们的时代的文学中，对于“自然”的描绘再也不像传统那样“名物”繁多细致，当代人再也无法像屈原那样铺叙种类多样、名称各异的花花草草，再也做不到《昆虫记》的刻绘入微。换言之，除了整体上的观照而外，我们丧失了从细节上感受自然之美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当代文学教育中的启示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文学的方式丰富人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和审美体验。《论语》中曾引用一位老者的话批评孔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倡导“诗教”的孔子是否“五谷不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当下“五谷不分”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分工高度细致、科技高度发达的生活固然不需要人凡事都亲力亲为，但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于保存我们经验的完整性，进而增进我们感性认识、审美体验的丰富性却是必要的。
在这里，当下文学教育所应该复活的，正是传统“诗教”的这种实践品格，因为实践不仅关联着我们的生存，更与我们的感性、情感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诗教”对于当代人的本质的完整、全面的实现是颇有助益的。
参考文献：
[1]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140.
[2]燕国材.唐宋心理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
[3]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2.
一、“诗教”的理论前提与实践品格
“诗教”的核心命题在于“教化”，即“启发情性”、宣扬伦理道德，并兼以“博学多识”之实用功能。因此，“诗教”所呈现出的并非单纯的文学命题，而是一种具有多重内涵的关系命题——人创造了诗歌，而诗歌又作用于人。具体而言，则可分为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人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文学功用论意义上诗歌与人的关系，以及最终意义上人与人的关系。如“诗言志”、“诗缘情”等可以归结为发生学层面；“诗之为学，情性而已”、“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等可归结到功用论层面；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则可归结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
在这三重关系中，隐含着一个理论前提：有一种类似于中介物的“情性”可以穿行于诗歌文本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畅通无碍。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共通性的，可以通过诗歌为中介来实现情感上的交流和对话。正如孟子基于“性善”这一前提提出“仁政”论、荀子基于“性恶”前提设计“礼乐教化”体系一样，“诗教”理论也是基于人类在情感经验、感性认知等多方面的共通性前提的。取消了这一前提，“诗教”便无法成立。而事实上人的情感皆是经验性、个体性的，虽然可以大致归纳为“喜怒哀乐爱恶”等“六情”（或“五情”、“七情”）等基本类型，但具体到每个经验个体而言，其“喜怒哀乐爱恶”则是有赖于其生活经验、人生经历而各自不同的。因此，如何克服具体的经验壁垒，实现有效的情感交流和对话，才是“诗教”面临的最大难题。
对此，儒家提出了一种生活化的“诗教”理论，即在日常生活中体味诗的意蕴和乐趣，把抽象的哲理和道德等融入日常行为中，如《论语》“侍坐”章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处所“咏”的，显然是诗，但绝非以泛化的、教条式的高头讲章的形式来宣讲诗的内容和文化底蕴，而是在日常行为里渗入“诗歌吟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这种文学教育方式在当代的教育体制中是匮乏的，但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方式，却依旧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电子多媒体设备日益普及的当代生活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程度越来越高，如何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复活传统“诗教”的精神，才是目前文学教育所亟待应对的难题。
二、“诗教”的当代启示
研究传统“诗教”固然有历史、学术的重要价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阐发“诗教”所蕴含的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精髓，传承古代文化的精神遗产。就此而言，传统“诗教”的实践品格或许比它的具体实践历史更具当代启示意义。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实践品格，“诗教”才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对那个时代所亟待回答的问题有所回应；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实践品格，才吸引着当代的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在“诗教”传统中寻求智慧来源。
举例而言，《论语》中曾记载孔子之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其内涵却异常丰富：首先，它对文学的基本功能“兴、观、群、怨”有凝炼的概括；其次，它在文学之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又提升出文学的社会和伦理功能，即“事父”和“事君”等。这些都是涉及文学、美学研究之核心命题的一些重要概念，在此不必赘述。本文更关注其所言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般的阐释认为，这是一则关于认知教育如识字、辨物等的言论。这样的理解就历史实际而言没有错误；但对于当代而言，却是不够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为科学、更适合人的识字辨物等认知规律的初步学习方法，那么，依据此种理解，“诗教”的当下意义又从何谈起？
我觉得更应该从我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谈起。在现代生活的基本语境下，人的日常生活已经从“自然”中脱离出来，这可以说是人类的绝大进步，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关于“自然”的知识结构单一、经验贫乏。比如我们的时代的文学中，对于“自然”的描绘再也不像传统那样“名物”繁多细致，当代人再也无法像屈原那样铺叙种类多样、名称各异的花花草草，再也做不到《昆虫记》的刻绘入微。换言之，除了整体上的观照而外，我们丧失了从细节上感受自然之美的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当代文学教育中的启示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以一种文学的方式丰富人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和审美体验。《论语》中曾引用一位老者的话批评孔子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倡导“诗教”的孔子是否“五谷不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当下“五谷不分”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分工高度细致、科技高度发达的生活固然不需要人凡事都亲力亲为，但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于保存我们经验的完整性，进而增进我们感性认识、审美体验的丰富性却是必要的。
在这里，当下文学教育所应该复活的，正是传统“诗教”的这种实践品格，因为实践不仅关联着我们的生存，更与我们的感性、情感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诗教”对于当代人的本质的完整、全面的实现是颇有助益的。
参考文献：
[1]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140.
[2]燕国材.唐宋心理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
[3]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