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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9年2月,南宋灭亡。两年后,一支由四千四百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十四万大军渡海而去,以征伐日本。700余年后,考古学家在日本福冈附近海底,找到了这支失踪的舰队。
2002年8月,日本长崎县北松浦郡的鹰岛(Takashima)伊万里湾(Imari Bay),热闹不同于往日,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组织的水下科考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詹姆斯•德尔加多是第一个参加到该项目里的西方学者。
离发掘点不远,渔船从海湾西侧悠悠然开过,再远处,大型货船正缓缓驶入伊万里港,天空中不时有飞机掠过。看着脚下蓝灰色的海水,德尔加多非常庆幸秘密掩藏在这样一个未受现代化打扰的小港湾。深吸一口气,他拉紧了潜水面具,然后跃进伊万里湾温暖而浑浊的海水里,一串水泡从脚底升起。
德尔加多与在水中等待他的三个日本学者沿着一条扎进黑暗的尼龙绳向下潜去。海底的能见度很低,工作人员用真空泵小心翼翼地吸起淤泥,沉睡数百年之久的泥沙被缓缓搅动。
与德尔加多曾参与的其它水下考古不同,伊万里湾海底没有巨大的船体,只有红色的铠甲碎片,带着燃烧痕迹的木块,向人们暗示这里的风浪曾经撕碎过一艘船,或者整整一只舰队。小鱼从头盔里游进游出,旁边是一簇箭头和一个陶器。它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支庞大舰队的残骸之上嬉戏,而七个世纪之前,这支被忽必烈从中国派出来攻打日本的舰队曾像它们一样徜徉在这个海湾。
蒙古舰队
1279年春节后不久,忽必烈终于拥有了中国全境,将目光转向了东瀛,五年前对日作战失败始终让他耿耿于怀。这年八月,忽必烈再度遣使要求日本投降,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日本杀死蒙古国使的消息。
忽必烈大为光火,1281年6月,一支阵容空前的舰队就在范文虎的带领下从庆元(今浙江宁波)扬帆东渡。在这之前不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统帅金方庆率领的东路军已经乘坐九百艘战舰先行启程。
根据计划,江南军将先与东路军汇合,然后共同出击。但是,由于距离遥远及通讯不便,以及两军主帅的明争暗斗,两只舰队并没有按计划合作,东路军先行进攻了日本人,但没有得手。
当范文虎的舰队赶到鹰岛时,日本人已经凭借海岸防御工事与东路军对峙了一段时间,两军会合,士气大振。但蒙古大军数次抢滩,仍未能成功。七月底的西太平洋,暖湿的季风从东南而来,蒙古大军被困于船上,士气低迷。
正当日本人做好准备迎接蒙古大军最后一击,蒙古舰队却在一场暴风雨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人只看到海面漂浮着残骸,一些精疲力竭的蒙古士兵在水里奄奄一息。“神风”的威名从此流传开来,成为日本文艺作品中不老的话题。
二战后,传说的光芒逐渐褪去,人们对待历史渐趋理性,历史学家开始探寻日本七百年前躲过蒙古铁骑的真相,却发现这个被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几世纪的战役却连战场的具体位置都没有定论。
日本列岛有大小岛屿几千个,绵延数千公里,寻找忽必烈大汗未曾返航的舰队,又该从何处开始?
伊万里湾的碎片
日本福冈县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蒙古和日本交战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福冈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到中国和朝鲜半岛都非常近,其与汉城和上海的直线距离甚至比到东京的距离还短,历来被称为日本的“亚洲门户”,也算得上是极佳的登陆点。蒙古舰队是否沉没在福冈附近海域?
东京大学的海洋工程学教授茂在寅男(Torao Mozai)曾与参加“神风特攻队”的士兵一起服役,非常了解“神风”传说在日本军营中的影响力。然而,茂在教授始终不相信是所谓的“神风”拯救了他的国家,并在退休后极力追查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他从1978年开始在福冈附近海域寻找蒙古舰队。遍寻不获之后,他听说长崎县鹰岛的渔民经常从伊万里湾捞出古怪的东西,于是将阵地转移到了伊万里湾。
鹰岛位于长崎西北部,岛上渔民祖祖辈辈都在南部的伊万里湾打鱼,但令他们头痛的是鱼网总是从海底捞出碎陶片,常常划破鱼网。1974年的一个清晨,渔夫向江国一(Kuniichi Mukae)在海边沙子里挖出了一个生满铜锈的铜块,上面刻着古怪的文字。向江国一不知道自己捡到了什么,他把这块金属带回家,扔进了工具箱。
1980年,茂在寅男来到伊万里湾寻找古物。消息传开,向江国一想起自己几年前捡来的铜块,他回家翻出工具箱找到那块方形的金属,交给了茂在寅男。很快,这块金属被鉴定为一枚铸造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铜印,上面刻着蒙古人独创的八思巴文,属于蒙古军队中的一名千夫长。从接到铜印那一刻起,茂在寅男就相信自己找到了忽必烈大汗舰队可能藏身的大概位置:鹰岛。
茂在寅男用声纳探测了整个伊万里湾的海底,发现海湾里存在着一连串的声纳异常,但最终没有发现沉船或其它大型残骸。除此之外,茂在教授找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刀剑、陶瓷、箭头等,虽然没有确证此地即为忽必烈舰队的沉没之地,但他为日本新生代的考古学家指明了方向,其中便包括林田宪三(Kenzo Hayashida)。
林田宪三198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此后回到日本并选择了水下考古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的目标也是寻找忽必烈“消失的舰队”。
正当林田宪三对从哪里开始寻找大汗的舰队一筹莫展之际,鹰岛铜印的消息传来,林田宪三也有了方向。1994年,他成为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会长,组织了一支由潜水员、考古学家、海洋学家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伊万里湾进行保护性发掘工作,从10月中旬开始,为期两个月。
针对蒙古舰队存在证据始终缺失的情况,林田宪三决定从寻找大型船舶存在的证据入手,首先确定海底声纳异常是地形的自然起伏还是舰队的残骸。
潜水点离海岸只有一百多米,林田和其他潜水员乘快艇来到指定位置。他们要找寻的谜沉睡在十多米深的海底,覆盖在一米厚的淤泥之下,已被掩埋了七个世纪。
考古队在一点五米厚的淤泥下找到一个巨大的木质结构物体——一个超过一人高的木锚。林田宪三迅速将之转移到实验室,浸泡在高浓度的糖水中,并进一步分析木锚的来源。根据木锚的尺寸,可以确定其来自于大型的远洋船只,但它是否是就来自1281年征讨日本的蒙古舰队呢?
研究人员从木锚里提取了花粉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制造木锚的材料是产自中国的红栎木;C14测年表明木锚所用木料距今770±90年,即树木生长于1134-1214年这个时间段里,而蒙古舰队侵日发生在这个时间范围的右侧,时间上基本吻合;同时,木锚中镶嵌的花岗岩成分与中国福建的花岗岩成分完全一样。
1994年调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次调查中,林田宪三的团队一共找到了三个巨大的木锚,其中两个镶嵌有花岗岩。在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接下来组织的几次调查中,林田宪三的团队又相继发现了七个同样的木锚,这说明他们找到的是一支舰队。而根据木锚倒向海岸排列的特点,专家断定船身应该沉没在木锚和海岸之间。随着清理海底淤泥工作的深入,潜水员打捞出了几千块破碎的船板,还有蒙古士兵的头盔、刀、剑、箭头、士兵的遗骸甚至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炮弹”。
林田宪三最终找到了忽必烈大汗征日霸业的梦碎之地。
破解“神风”迷梦
然而,为什么忽必烈的精锐之师最终会葬身鱼腹?七个世纪来,日本人坚信是“神风”从蒙古舰队手中拯救了日本。在天皇被神化的末期,“神风”传说甚至演变成为了凝聚日本国民信心的救命稻草。
然而,真相显然不会如日本小说中描写的那般,传说中的“神风”更可能是一场台风。但是,这需要更加扎实的证据证明。
林田宪三邀请了热带风暴专家朱利安•海明(Julian Heming)帮助他调查1281年的8月是否有台风袭击过日本。在分析了近年来影响当地的台风之后,朱利安认为,台风频繁光顾日本的时候一般是8-10月,如果在这个时候被困在海上无法登陆,蒙古舰队确实很有可能遭到台风的袭击;根据种种迹象来看,还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台风之一:超级台风。
朱利安•海明用2003年9月的超级台风“鸣蝉”(Typhoon Maemi)移动的路径模拟出1281年台风运行的轨迹:台风形成后向西北移动到日本西南,而此时蒙古舰队就停泊在这里;当台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加速席卷至沿海地区,舰队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阵型应对,十几米高的海浪若泰山压顶,舰船被抛向海岸,撞得粉碎。
在朱利安进行气象模拟的同时,林田宪三和他的团队则重新回到伊万里湾寻找更多台风存在证据。通过多次的水下调查,他们也有了新发现:海底十个木锚系缆绳的一端都是朝向海岸,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船从海洋向海岸抛去。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蒙古舰队很可能的确遭遇了一场超级台风。
真凶
从中国史料却又可以引出一些奇怪之事:关于这场失利,《元史•世祖本纪》中仅有寥寥几个字,言大军为“风涛所激”,“十存一二”;《元史•列传》则从两个角度讲述了战争全过程。“丧全师”后回国的范文虎、忻都等人向忽必烈汇报:“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遣还乡里。”而被俘后逃回国内的士兵则哭诉:“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十万之众,得还三人耳”。
既然蒙古舰队遭受了超级台风的袭击,士卒死伤无数,为什么主帅能够在一片混乱之中安然度过灾难?当时的中国,造船术精湛,能够建造出超过八十米长的大型远洋船只,水密舱可以有效降低船只在台风中沉没的几率,木头和石块制造的锚重量超过一吨,但它们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带着这些疑问,林田宪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一个桅杆支座引起了林田宪三的注意:作为承受桅杆重量及由风帆传过来力量的基础,桅杆支座是船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而在伊万里湾海床上发现的桅杆支座显然质量不合格,它们并不能与桅杆紧密结合。这会导致桅杆在风中摇晃,进而扭曲变形,使得船只不能保持稳定。同时,木料上还存在着5-6个钉孔密集地挤在同一个部位的情况,表明这些木头是被重复使用过的。
木锚同样也存在问题。通常情况下,镶嵌石头的豁口必须精密开凿以使石头与木锚紧密结合,每个开口只能放一块石头以保证稳定;而在鹰岛找到的木锚上用了两块较小的石头拼凑。与那些精打细凿的锚相比,这种锚的制造过程虽然快捷,但牺牲了坚固。另外,那些从伊万里湾海底打捞起来瓦罐也做工粗糙,似乎也是生产于匆忙之中。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让十万人客死他乡的真正凶手,更可怕的事实还在伊万里湾的海底。2005年,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再次组织了伊万里湾调查。这一次,林田宪三找到了一块刻有汉字的漆片,从残片上能够辨认出“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的字样。
“殿司”是宋朝官署“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南宋末期的殿司管辖了国家水军的主力,范文虎正是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身份带领南宋残余的水师投降蒙古人的。林田找到的这块漆片表明忽必烈大汗的舰队中有南宋投降过来的舰船,而这些船大部分都是河船,相较于远洋船只,河船平底且没有龙骨,吃水较浅,不能够抵御大的风浪,并不是能够跨海作战的远洋舰队。林田宪三重新检视了打捞上来的数千块舰船残骸,结果表明它们没有一块属于有龙骨的远洋船只。
再回头考之于史料,或许可以得到解释:当忽必烈在1279年下令泉州等地建造战船备战后,他仍然希望日本能够和平地臣服于自己,而不至于再度劳师动众,因此准许范文虎在八月再次派人跟随日本僧侣去日本,“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
然而,1280年2月,日本处死国使杜世忠等人的消息就传回国内,断绝了忽必烈想让日本和平臣服的念头;8月,战争机器就开始加速运转起来,帝国各地的粮草开始向东南汇聚,沿海港口船坞的灯火彻夜通明。
准备一支庞大的舰队显然需要时间,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忽必烈就等不及了。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等到大都商议征讨日本,江南军的准备也加快了步伐。
然而,当忽必烈在1279年发出建造军舰的敕令逾两年时,福建省左丞蒲寿庚向大汗报告说:“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由此可见,要在一年时间内组建一支三千五百艘军舰的庞大舰队,实在是好高骛远。于是,在忽必烈大汗的再三催促下,船坞里的材料在匆忙中准备、严格的工序被精简;范文虎四处召集张世杰的旧部从军,并“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终于拼凑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只不过这些舰船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龙骨、无法抵抗风浪的内陆河船而已。
林田宪三终于解开了忽必烈大汗的舰队覆灭的谜底: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从入海那一刻起就是脆弱的,它的命运早已在江南的造船厂里被注定,台风只不过施加了最后一击。 ■
2002年8月,日本长崎县北松浦郡的鹰岛(Takashima)伊万里湾(Imari Bay),热闹不同于往日,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组织的水下科考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詹姆斯•德尔加多是第一个参加到该项目里的西方学者。
离发掘点不远,渔船从海湾西侧悠悠然开过,再远处,大型货船正缓缓驶入伊万里港,天空中不时有飞机掠过。看着脚下蓝灰色的海水,德尔加多非常庆幸秘密掩藏在这样一个未受现代化打扰的小港湾。深吸一口气,他拉紧了潜水面具,然后跃进伊万里湾温暖而浑浊的海水里,一串水泡从脚底升起。
德尔加多与在水中等待他的三个日本学者沿着一条扎进黑暗的尼龙绳向下潜去。海底的能见度很低,工作人员用真空泵小心翼翼地吸起淤泥,沉睡数百年之久的泥沙被缓缓搅动。
与德尔加多曾参与的其它水下考古不同,伊万里湾海底没有巨大的船体,只有红色的铠甲碎片,带着燃烧痕迹的木块,向人们暗示这里的风浪曾经撕碎过一艘船,或者整整一只舰队。小鱼从头盔里游进游出,旁边是一簇箭头和一个陶器。它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支庞大舰队的残骸之上嬉戏,而七个世纪之前,这支被忽必烈从中国派出来攻打日本的舰队曾像它们一样徜徉在这个海湾。
蒙古舰队
1279年春节后不久,忽必烈终于拥有了中国全境,将目光转向了东瀛,五年前对日作战失败始终让他耿耿于怀。这年八月,忽必烈再度遣使要求日本投降,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日本杀死蒙古国使的消息。
忽必烈大为光火,1281年6月,一支阵容空前的舰队就在范文虎的带领下从庆元(今浙江宁波)扬帆东渡。在这之前不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统帅金方庆率领的东路军已经乘坐九百艘战舰先行启程。
根据计划,江南军将先与东路军汇合,然后共同出击。但是,由于距离遥远及通讯不便,以及两军主帅的明争暗斗,两只舰队并没有按计划合作,东路军先行进攻了日本人,但没有得手。
当范文虎的舰队赶到鹰岛时,日本人已经凭借海岸防御工事与东路军对峙了一段时间,两军会合,士气大振。但蒙古大军数次抢滩,仍未能成功。七月底的西太平洋,暖湿的季风从东南而来,蒙古大军被困于船上,士气低迷。
正当日本人做好准备迎接蒙古大军最后一击,蒙古舰队却在一场暴风雨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人只看到海面漂浮着残骸,一些精疲力竭的蒙古士兵在水里奄奄一息。“神风”的威名从此流传开来,成为日本文艺作品中不老的话题。
二战后,传说的光芒逐渐褪去,人们对待历史渐趋理性,历史学家开始探寻日本七百年前躲过蒙古铁骑的真相,却发现这个被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几世纪的战役却连战场的具体位置都没有定论。
日本列岛有大小岛屿几千个,绵延数千公里,寻找忽必烈大汗未曾返航的舰队,又该从何处开始?
伊万里湾的碎片
日本福冈县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蒙古和日本交战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福冈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北部,到中国和朝鲜半岛都非常近,其与汉城和上海的直线距离甚至比到东京的距离还短,历来被称为日本的“亚洲门户”,也算得上是极佳的登陆点。蒙古舰队是否沉没在福冈附近海域?
东京大学的海洋工程学教授茂在寅男(Torao Mozai)曾与参加“神风特攻队”的士兵一起服役,非常了解“神风”传说在日本军营中的影响力。然而,茂在教授始终不相信是所谓的“神风”拯救了他的国家,并在退休后极力追查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他从1978年开始在福冈附近海域寻找蒙古舰队。遍寻不获之后,他听说长崎县鹰岛的渔民经常从伊万里湾捞出古怪的东西,于是将阵地转移到了伊万里湾。
鹰岛位于长崎西北部,岛上渔民祖祖辈辈都在南部的伊万里湾打鱼,但令他们头痛的是鱼网总是从海底捞出碎陶片,常常划破鱼网。1974年的一个清晨,渔夫向江国一(Kuniichi Mukae)在海边沙子里挖出了一个生满铜锈的铜块,上面刻着古怪的文字。向江国一不知道自己捡到了什么,他把这块金属带回家,扔进了工具箱。
1980年,茂在寅男来到伊万里湾寻找古物。消息传开,向江国一想起自己几年前捡来的铜块,他回家翻出工具箱找到那块方形的金属,交给了茂在寅男。很快,这块金属被鉴定为一枚铸造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铜印,上面刻着蒙古人独创的八思巴文,属于蒙古军队中的一名千夫长。从接到铜印那一刻起,茂在寅男就相信自己找到了忽必烈大汗舰队可能藏身的大概位置:鹰岛。
茂在寅男用声纳探测了整个伊万里湾的海底,发现海湾里存在着一连串的声纳异常,但最终没有发现沉船或其它大型残骸。除此之外,茂在教授找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刀剑、陶瓷、箭头等,虽然没有确证此地即为忽必烈舰队的沉没之地,但他为日本新生代的考古学家指明了方向,其中便包括林田宪三(Kenzo Hayashida)。
林田宪三198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此后回到日本并选择了水下考古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的目标也是寻找忽必烈“消失的舰队”。
正当林田宪三对从哪里开始寻找大汗的舰队一筹莫展之际,鹰岛铜印的消息传来,林田宪三也有了方向。1994年,他成为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会长,组织了一支由潜水员、考古学家、海洋学家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伊万里湾进行保护性发掘工作,从10月中旬开始,为期两个月。
针对蒙古舰队存在证据始终缺失的情况,林田宪三决定从寻找大型船舶存在的证据入手,首先确定海底声纳异常是地形的自然起伏还是舰队的残骸。
潜水点离海岸只有一百多米,林田和其他潜水员乘快艇来到指定位置。他们要找寻的谜沉睡在十多米深的海底,覆盖在一米厚的淤泥之下,已被掩埋了七个世纪。
考古队在一点五米厚的淤泥下找到一个巨大的木质结构物体——一个超过一人高的木锚。林田宪三迅速将之转移到实验室,浸泡在高浓度的糖水中,并进一步分析木锚的来源。根据木锚的尺寸,可以确定其来自于大型的远洋船只,但它是否是就来自1281年征讨日本的蒙古舰队呢?
研究人员从木锚里提取了花粉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制造木锚的材料是产自中国的红栎木;C14测年表明木锚所用木料距今770±90年,即树木生长于1134-1214年这个时间段里,而蒙古舰队侵日发生在这个时间范围的右侧,时间上基本吻合;同时,木锚中镶嵌的花岗岩成分与中国福建的花岗岩成分完全一样。
1994年调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次调查中,林田宪三的团队一共找到了三个巨大的木锚,其中两个镶嵌有花岗岩。在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接下来组织的几次调查中,林田宪三的团队又相继发现了七个同样的木锚,这说明他们找到的是一支舰队。而根据木锚倒向海岸排列的特点,专家断定船身应该沉没在木锚和海岸之间。随着清理海底淤泥工作的深入,潜水员打捞出了几千块破碎的船板,还有蒙古士兵的头盔、刀、剑、箭头、士兵的遗骸甚至还有世界上最早的“炮弹”。
林田宪三最终找到了忽必烈大汗征日霸业的梦碎之地。
破解“神风”迷梦
然而,为什么忽必烈的精锐之师最终会葬身鱼腹?七个世纪来,日本人坚信是“神风”从蒙古舰队手中拯救了日本。在天皇被神化的末期,“神风”传说甚至演变成为了凝聚日本国民信心的救命稻草。
然而,真相显然不会如日本小说中描写的那般,传说中的“神风”更可能是一场台风。但是,这需要更加扎实的证据证明。
林田宪三邀请了热带风暴专家朱利安•海明(Julian Heming)帮助他调查1281年的8月是否有台风袭击过日本。在分析了近年来影响当地的台风之后,朱利安认为,台风频繁光顾日本的时候一般是8-10月,如果在这个时候被困在海上无法登陆,蒙古舰队确实很有可能遭到台风的袭击;根据种种迹象来看,还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台风之一:超级台风。
朱利安•海明用2003年9月的超级台风“鸣蝉”(Typhoon Maemi)移动的路径模拟出1281年台风运行的轨迹:台风形成后向西北移动到日本西南,而此时蒙古舰队就停泊在这里;当台风在极短的时间内加速席卷至沿海地区,舰队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阵型应对,十几米高的海浪若泰山压顶,舰船被抛向海岸,撞得粉碎。
在朱利安进行气象模拟的同时,林田宪三和他的团队则重新回到伊万里湾寻找更多台风存在证据。通过多次的水下调查,他们也有了新发现:海底十个木锚系缆绳的一端都是朝向海岸,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船从海洋向海岸抛去。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蒙古舰队很可能的确遭遇了一场超级台风。
真凶
从中国史料却又可以引出一些奇怪之事:关于这场失利,《元史•世祖本纪》中仅有寥寥几个字,言大军为“风涛所激”,“十存一二”;《元史•列传》则从两个角度讲述了战争全过程。“丧全师”后回国的范文虎、忻都等人向忽必烈汇报:“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遣还乡里。”而被俘后逃回国内的士兵则哭诉:“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十万之众,得还三人耳”。
既然蒙古舰队遭受了超级台风的袭击,士卒死伤无数,为什么主帅能够在一片混乱之中安然度过灾难?当时的中国,造船术精湛,能够建造出超过八十米长的大型远洋船只,水密舱可以有效降低船只在台风中沉没的几率,木头和石块制造的锚重量超过一吨,但它们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
带着这些疑问,林田宪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一个桅杆支座引起了林田宪三的注意:作为承受桅杆重量及由风帆传过来力量的基础,桅杆支座是船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而在伊万里湾海床上发现的桅杆支座显然质量不合格,它们并不能与桅杆紧密结合。这会导致桅杆在风中摇晃,进而扭曲变形,使得船只不能保持稳定。同时,木料上还存在着5-6个钉孔密集地挤在同一个部位的情况,表明这些木头是被重复使用过的。
木锚同样也存在问题。通常情况下,镶嵌石头的豁口必须精密开凿以使石头与木锚紧密结合,每个开口只能放一块石头以保证稳定;而在鹰岛找到的木锚上用了两块较小的石头拼凑。与那些精打细凿的锚相比,这种锚的制造过程虽然快捷,但牺牲了坚固。另外,那些从伊万里湾海底打捞起来瓦罐也做工粗糙,似乎也是生产于匆忙之中。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让十万人客死他乡的真正凶手,更可怕的事实还在伊万里湾的海底。2005年,九州•冲绳水下考古学协会再次组织了伊万里湾调查。这一次,林田宪三找到了一块刻有汉字的漆片,从残片上能够辨认出“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的字样。
“殿司”是宋朝官署“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南宋末期的殿司管辖了国家水军的主力,范文虎正是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的身份带领南宋残余的水师投降蒙古人的。林田找到的这块漆片表明忽必烈大汗的舰队中有南宋投降过来的舰船,而这些船大部分都是河船,相较于远洋船只,河船平底且没有龙骨,吃水较浅,不能够抵御大的风浪,并不是能够跨海作战的远洋舰队。林田宪三重新检视了打捞上来的数千块舰船残骸,结果表明它们没有一块属于有龙骨的远洋船只。
再回头考之于史料,或许可以得到解释:当忽必烈在1279年下令泉州等地建造战船备战后,他仍然希望日本能够和平地臣服于自己,而不至于再度劳师动众,因此准许范文虎在八月再次派人跟随日本僧侣去日本,“期以来年四月还报,待其从否,始宜进兵”。
然而,1280年2月,日本处死国使杜世忠等人的消息就传回国内,断绝了忽必烈想让日本和平臣服的念头;8月,战争机器就开始加速运转起来,帝国各地的粮草开始向东南汇聚,沿海港口船坞的灯火彻夜通明。
准备一支庞大的舰队显然需要时间,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忽必烈就等不及了。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召集阿剌罕、范文虎等到大都商议征讨日本,江南军的准备也加快了步伐。
然而,当忽必烈在1279年发出建造军舰的敕令逾两年时,福建省左丞蒲寿庚向大汗报告说:“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由此可见,要在一年时间内组建一支三千五百艘军舰的庞大舰队,实在是好高骛远。于是,在忽必烈大汗的再三催促下,船坞里的材料在匆忙中准备、严格的工序被精简;范文虎四处召集张世杰的旧部从军,并“简阅旧战船以充用”,终于拼凑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只不过这些舰船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龙骨、无法抵抗风浪的内陆河船而已。
林田宪三终于解开了忽必烈大汗的舰队覆灭的谜底: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从入海那一刻起就是脆弱的,它的命运早已在江南的造船厂里被注定,台风只不过施加了最后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