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汉大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汉大赋是汉朝的文学主流形式，是一种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新的整合性文学，汉大赋以其恢宏的规模、雄伟的气魄、丰富的内涵开拓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取向，也同时开创了文人跻身政坛领域的豪壮局势。大赋广泛推广，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汉赋家。汉赋是文人自信心倍增的自觉产物，因而可以说汉大赋开启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本文以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为例，来分析汉大赋的社会效用。
关键词： 汉大赋 司马相如 写作策略 社会效用
徜徉中国文学的海洋，不难发现辞赋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可说是辞赋的最初尝试，继之而来的屈原则开创了楚辞这一独特的楚地文化，而在这之后的汉朝出现的辞赋更是将赋这一文体发展到最为兴盛的阶段。本文以司马相如的大赋为例，探析汉大赋在当时的社会效用。
一、汉大赋及奠基人司马相如
赋是汉代的一种新起的文学样式，而大赋是汉赋的主体形式。何为“大”？正如刘勰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如：枚乘的《七发》，刘勰说：“枚乘擒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汉大赋涉及的内容之大，包括地理、政治、军事、民俗等丰富的知识，从此可略见汉室天下繁盛的种种迹象。大赋兴盛于汉武帝时期，有着一批忠实的写作群体。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司马相如在汉文学领域的地位，而司马相如机智地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成就了他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传奇。
二、观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试析汉大赋的社会效用
司马相如为何在人才济济的赋文作家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我认为其赋文的写作策略为其获得了武帝的独宠，也使得其能够最终走进中央皇权的中心。
（一）写作策略
写作策略是创作主体与创作行为涉及的所有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它具有高度的丰富内涵，是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信息的综合性手段。正是有了这种写作策略的思考，司马相如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主流，与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从这一点来说，司马相如的这种策略继承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谋略，并利用智谋、思想、手段、策略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如《子虚赋》中关于乌有先生那段精辟的言论，乌有先生以齐之名山大川、琳琅方物藐视子虚，但不难发现，这里其实是在缓和齐国与楚国之间的争端的一种申辩。
（二）社会效用
综合上述，可透视汉大赋的社会功用有以下几点：尚美、讽刺，同时又促成了文人自觉创作时代的到来。
1.追求尚美
托尔斯泰说：“我写的作品的应力与质量，都取决于我心目中最先提出来的这个关于读者的概念。”《灭亡》的发表也使得巴金找到了与读者沟通的手段，他才选定了文学这个职业。接受理论认为作者写作前心中应该有一个“潜在读者”，写作过程就是与“潜在读者”对话的过程。读者阅读正是为了感受作品给其带来的精神震撼，这里自然少不料审美的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运用上正好有一个潜在的读者——汉武帝。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不同的读者由于经济地位、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能力也会有差别。而在《子虚赋》里，雄韬武略的汉武帝看到的是一个鼎盛时代的大汉朝，这正符合其征服四方蛮夷的期待，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在一步步阅读之后，武帝得到的是心灵的一次漫长旅行，在此他看到了驯交之驷、雕玉之舆、鹓鶵孔鸾、白虎玄豹，如此震惊的景象怎能不让一代帝王为之惊叹。以此见证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一次巧妙的邂逅。
为了构建其稳固的受宠地位，司马相如重新为武帝量身定作了一篇尊天子而抑诸侯的《上林赋》：“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在此，司马相如以铺排的形式，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抒写了上林苑的离宫别馆、良石美玉，以及天子的校猎、游乐之事，可谓极奢之事。
如果没有汉帝国的统一和强盛，则司马相如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来撷取如此宏大繁富题材的。公元前141年，司马相如38岁，武帝执政。此后对外攻匈奴、通西域，对内削弱诸侯，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如此时代背景，自然增添了司马相如的写作素材。因而“尚美”不仅是为了表现文人审美价值的取向，而且是为了表现他对武帝千秋伟业的崇拜之情。司马相如开创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创作风格，更开拓了汉大赋的审美功效，从这一点来说，“尚美”是尚语言之美，尚时代之美，尚英雄之美。
2.呈现讽谏
实际上，尚美的最终功能还是为了展示现实人生，一切优秀的作品都是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为潜在的创作依托的。在汉大赋这样一种文体中，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自然有对天子，对时代的一种讽谏作用。
《子虚赋》曰：“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作为齐人的乌有先生指责楚国来的使者子虚先生，认为他一味夸大了楚国的奢侈，只能是张扬了楚国的丑恶，损害了楚王的威仪。明显看来，司马相如是借《子虚赋》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该篇是呈给梁孝王的，并最终受到老一辈辞赋作家枚乘等人光芒的掩盖。
等到武帝时期，其姐妹篇《上林赋》出现，我们看到的是讽谏策略的继承。上林苑的规模，根据扬雄《羽猎赋序》的记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而《三辅黄图》陈述：“西郊有苑囿，林薮麓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对于上林苑的奢靡，当时的文人都有所描绘，但司马相如则把这一奢华写到了极致，可以说无人能及。试看以下的词句：“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现实中的上林苑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巨大的人工湖泊，同时还豢养着众多宫女、歌妓，至武帝晚年，这项庞大的建筑工程也没有停歇。连年征战和肆意的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试想那可是前朝几位皇帝70余年的积累，竟在武帝短短20年间挥霍殆尽。相信武帝自己阅读这篇辞赋后，也会觉得真是太过于奢靡了。如此一来，不得不承认司马相如的这篇《上林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讽谏的作用。
《资治通鉴》也曾提及：“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甚至到了武帝晚年，鉴于汉王朝已经危机四伏、怨声载道，武帝竟自己颁布了罪己诏，可说是天下第一个敢于正式自我批评的皇帝。
虽然《上林赋》等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讽谏作用，但又不得不说明这种讽谏作用极其甚微，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可见汉大赋在于讽谏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好的收效。从结果看，不理想。但从动机看，这种讽谏心态正是为了保住大汉王朝，更是对已经积累下来的几十年基业的守护。
3.促成自创
《西京杂记》曰：“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
在此要强调的是“赋家之心”的说法，这关乎创作主体的个人创作悟性，也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审美心智，存在于心中，却是一般的意识无法捕捉到的，只能根据这个人的天赋去循迹。这需要创作主体有高超的艺术语言再造，有敏锐的观察力组合，有贴切的彻悟附会，所以可以说赋家包括宇宙总览人物。
我认为司马相如的创作使扬雄揣度出了这一点体悟，以至于扬雄花费很多工夫去整理收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成就了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方言》。
在汉代，文学的价值真正受到重视，可以说汉赋是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汉大赋所表现的绮丽的境界，是为了刺激接受主体的视觉效应，同时也可以带来愉悦的精神幻想，这是一种审美期待。而国力的强盛，疆域的开拓，也促进了文人开始自觉的构建心灵归属。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汉朝末年，经整理武帝以来朝廷所藏纳的文人辞赋，总数超出一千余篇。而这也与“秦世不文”的历史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从这一点印证了汉大赋是文人自觉创作的依托。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对于汉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不可否认汉大赋在其形式上有诸多的问题，但它是研究汉帝国大一统历史风貌的重要文献，而其中描写的壮丽河山、秀美风景、富饶风物又开拓了众人的审美取向。可以说以司马相如渚作为杰出代表的汉大赋见证了文人踏入政坛的恢宏局面，彰显着汉代社会积极进取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葛洪.古今逸史精编.重庆出版社，2009.
［2］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9.
［3］简宗梧.汉赋史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
［4］刘韵，葛洪.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
［6］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周剑，郭农声.写作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关键词： 汉大赋 司马相如 写作策略 社会效用
徜徉中国文学的海洋，不难发现辞赋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可说是辞赋的最初尝试，继之而来的屈原则开创了楚辞这一独特的楚地文化，而在这之后的汉朝出现的辞赋更是将赋这一文体发展到最为兴盛的阶段。本文以司马相如的大赋为例，探析汉大赋在当时的社会效用。
一、汉大赋及奠基人司马相如
赋是汉代的一种新起的文学样式，而大赋是汉赋的主体形式。何为“大”？正如刘勰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如：枚乘的《七发》，刘勰说：“枚乘擒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汉大赋涉及的内容之大，包括地理、政治、军事、民俗等丰富的知识，从此可略见汉室天下繁盛的种种迹象。大赋兴盛于汉武帝时期，有着一批忠实的写作群体。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司马相如在汉文学领域的地位，而司马相如机智地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成就了他人津津乐道的千古传奇。
二、观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试析汉大赋的社会效用
司马相如为何在人才济济的赋文作家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我认为其赋文的写作策略为其获得了武帝的独宠，也使得其能够最终走进中央皇权的中心。
（一）写作策略
写作策略是创作主体与创作行为涉及的所有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它具有高度的丰富内涵，是集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信息的综合性手段。正是有了这种写作策略的思考，司马相如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主流，与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不谋而合。从这一点来说，司马相如的这种策略继承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谋略，并利用智谋、思想、手段、策略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如《子虚赋》中关于乌有先生那段精辟的言论，乌有先生以齐之名山大川、琳琅方物藐视子虚，但不难发现，这里其实是在缓和齐国与楚国之间的争端的一种申辩。
（二）社会效用
综合上述，可透视汉大赋的社会功用有以下几点：尚美、讽刺，同时又促成了文人自觉创作时代的到来。
1.追求尚美
托尔斯泰说：“我写的作品的应力与质量，都取决于我心目中最先提出来的这个关于读者的概念。”《灭亡》的发表也使得巴金找到了与读者沟通的手段，他才选定了文学这个职业。接受理论认为作者写作前心中应该有一个“潜在读者”，写作过程就是与“潜在读者”对话的过程。读者阅读正是为了感受作品给其带来的精神震撼，这里自然少不料审美的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来说，司马相如的写作策略运用上正好有一个潜在的读者——汉武帝。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不同的读者由于经济地位、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能力也会有差别。而在《子虚赋》里，雄韬武略的汉武帝看到的是一个鼎盛时代的大汉朝，这正符合其征服四方蛮夷的期待，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在一步步阅读之后，武帝得到的是心灵的一次漫长旅行，在此他看到了驯交之驷、雕玉之舆、鹓鶵孔鸾、白虎玄豹，如此震惊的景象怎能不让一代帝王为之惊叹。以此见证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一次巧妙的邂逅。
为了构建其稳固的受宠地位，司马相如重新为武帝量身定作了一篇尊天子而抑诸侯的《上林赋》：“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在此，司马相如以铺排的形式，华丽的辞藻，丰富的想象，抒写了上林苑的离宫别馆、良石美玉，以及天子的校猎、游乐之事，可谓极奢之事。
如果没有汉帝国的统一和强盛，则司马相如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视野来撷取如此宏大繁富题材的。公元前141年，司马相如38岁，武帝执政。此后对外攻匈奴、通西域，对内削弱诸侯，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汉王朝。如此时代背景，自然增添了司马相如的写作素材。因而“尚美”不仅是为了表现文人审美价值的取向，而且是为了表现他对武帝千秋伟业的崇拜之情。司马相如开创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创作风格，更开拓了汉大赋的审美功效，从这一点来说，“尚美”是尚语言之美，尚时代之美，尚英雄之美。
2.呈现讽谏
实际上，尚美的最终功能还是为了展示现实人生，一切优秀的作品都是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为潜在的创作依托的。在汉大赋这样一种文体中，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内容自然有对天子，对时代的一种讽谏作用。
《子虚赋》曰：“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彰君恶，伤私义，二者无一可。”作为齐人的乌有先生指责楚国来的使者子虚先生，认为他一味夸大了楚国的奢侈，只能是张扬了楚国的丑恶，损害了楚王的威仪。明显看来，司马相如是借《子虚赋》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该篇是呈给梁孝王的，并最终受到老一辈辞赋作家枚乘等人光芒的掩盖。
等到武帝时期，其姐妹篇《上林赋》出现，我们看到的是讽谏策略的继承。上林苑的规模，根据扬雄《羽猎赋序》的记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而《三辅黄图》陈述：“西郊有苑囿，林薮麓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对于上林苑的奢靡，当时的文人都有所描绘，但司马相如则把这一奢华写到了极致，可以说无人能及。试看以下的词句：“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现实中的上林苑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巨大的人工湖泊，同时还豢养着众多宫女、歌妓，至武帝晚年，这项庞大的建筑工程也没有停歇。连年征战和肆意的挥霍造成了国库空虚，试想那可是前朝几位皇帝70余年的积累，竟在武帝短短20年间挥霍殆尽。相信武帝自己阅读这篇辞赋后，也会觉得真是太过于奢靡了。如此一来，不得不承认司马相如的这篇《上林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讽谏的作用。
《资治通鉴》也曾提及：“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甚至到了武帝晚年，鉴于汉王朝已经危机四伏、怨声载道，武帝竟自己颁布了罪己诏，可说是天下第一个敢于正式自我批评的皇帝。
虽然《上林赋》等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讽谏作用，但又不得不说明这种讽谏作用极其甚微，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可见汉大赋在于讽谏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好的收效。从结果看，不理想。但从动机看，这种讽谏心态正是为了保住大汉王朝，更是对已经积累下来的几十年基业的守护。
3.促成自创
《西京杂记》曰：“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
在此要强调的是“赋家之心”的说法，这关乎创作主体的个人创作悟性，也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审美心智，存在于心中，却是一般的意识无法捕捉到的，只能根据这个人的天赋去循迹。这需要创作主体有高超的艺术语言再造，有敏锐的观察力组合，有贴切的彻悟附会，所以可以说赋家包括宇宙总览人物。
我认为司马相如的创作使扬雄揣度出了这一点体悟，以至于扬雄花费很多工夫去整理收集周代记录的方言资料，成就了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方言》。
在汉代，文学的价值真正受到重视，可以说汉赋是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汉大赋所表现的绮丽的境界，是为了刺激接受主体的视觉效应，同时也可以带来愉悦的精神幻想，这是一种审美期待。而国力的强盛，疆域的开拓，也促进了文人开始自觉的构建心灵归属。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汉朝末年，经整理武帝以来朝廷所藏纳的文人辞赋，总数超出一千余篇。而这也与“秦世不文”的历史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从这一点印证了汉大赋是文人自觉创作的依托。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对于汉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文人学者的重视，不可否认汉大赋在其形式上有诸多的问题，但它是研究汉帝国大一统历史风貌的重要文献，而其中描写的壮丽河山、秀美风景、富饶风物又开拓了众人的审美取向。可以说以司马相如渚作为杰出代表的汉大赋见证了文人踏入政坛的恢宏局面，彰显着汉代社会积极进取的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1］葛洪.古今逸史精编.重庆出版社，2009.
［2］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9.
［3］简宗梧.汉赋史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3.
［4］刘韵，葛洪.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
［6］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周剑，郭农声.写作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