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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专家学者、古旧书从业者与爱好者面对中国古旧书业的状况，有何想法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作者根据陈乃乾对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审查意见，对此进行了探究，认为陈乃乾的审查意见反映了当时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
关键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古籍研究出版者 心态
中国古代图书收藏与交流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由于整个古玩行业都被视为是旧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各地的古旧书市场逐渐走向沉寂、萎缩及萧条。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国民生活的改善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对精神和物质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或个人开始关注到文物的买卖与收藏，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中国文物市场逐步地形成并且发展起来。文物市场上的陶瓷、书画、古籍、玉器、青铜器、钱币、奇石，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文物既有历史文化的学术积累，又有众多爱好者的现实基础，还可以保值增值。根据一些实际的调查与测算，做文物投资的市场回报率为25%—30%。因此，包括古旧书市场在内的文物市场，具有极大的魅力和魔力。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之间，许多专家学者、古旧书的从业者与爱好者，面对中国古旧书业死气沉沉的状况，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一直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论著大都是一些宏观的、概括性的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具体的、典型的个案分析。恰好，我最近收藏了一套原始的历史文献，是朱赞卿与中华书局联系出版《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有关资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中国现代古旧书业研究上的不足之处。
这套材料，计有朱赞卿的意见一张，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油印稿一份三张六页，陈乃乾的审查意见一张，中华书局的复信底稿一张。除油印稿之外，其他材料均为手写。
朱赞卿（1885—1968）是一位收藏家与鉴赏家，酷爱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的收藏。据他自己在“朱赞卿的意见”当中表示，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前后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引用了一百余种书籍，精心编撰了一部《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在即将完稿的时候，作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托文史馆与中华书局联系，询问书局是否愿意出版该书。“意见”上还有朱赞卿的通信地址，中华书局的收文印章，以及总编室的批转字迹。
朱赞卿将《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有关材料附于信后。这是一份油印稿，一共三张六页。第一页是“序”，序言为朱赞卿的好友马瀛民（1883—1961）在1958年所写；第二至四页是“前言”，分成为要旨、范围、体例三部分，而“体例”部分则再分为十二小点具体说明。最后两页是“引用书目”的相关说明。可能因为仅是初稿的缘故，油印稿的文字显得比较零乱。
中华书局总编室在1960年9月5日收到上述信件及材料之后，随即请陈乃乾（1896—1971）提出审查意见。陈乃乾看了之后，于9月7日写出了审查意见。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审查意见是写在一张空白的工作日记纸上的。这张纸，应是顺手从一本空白日记簿上撕下来的。纸张比较陈旧，上面印着“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六”等字样。联系到“大跃进”之后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明白，陈乃乾这样做并无他意，只是为了节约纸张而已，因为当时商店里空空的，纸张更是奇缺。
陈乃乾的审查意见全文如下：
这本稿子是各书所载藏书家印章上的文字，作成索引。我认为毫无用处。
前年上编印《藏书纪事诗》的时候，我提过一个意见，说：藏书家把古书看作私人财产而加以保管，对文化事业不起推进的作用。今后不应该再鼓励私人藏书，对过去的藏书家也不值得加以考证。我现在还保持这个看法。
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欣赏古书，也是以版刻为主。如果曾经名人收藏，可以增加一些欣赏的兴趣罢了。藏印并不是古书价值的主要点。
编者从各种书目上抄出，既不了解印章的式样，又不能辨别印章的真伪，对于极普通的藏印竟不能指出姓名。这样一部书，即使在旧社会出版，也不会受人欢迎。
陈乃乾
9·7
根据陈乃乾这样的意见，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0月4日正式复信朱赞卿，表示中华书局不打算出版《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信的全文如下：
赞卿先生：
浙江文史馆转来您关于编纂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意见收到了。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很感谢。至于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我们不打算出版，特此奉复，请见谅。您还有其他古籍整理计划，如蒙见告，我们十分欢迎。
专此
敬礼
中华书局编辑部
在这套资料之中，最有收藏价值的，就是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手迹。陈乃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他出身于书商，早年在上海，既收售古籍，又出版古籍，中年以后到北京，在中华书局主持影印部的业务工作。陈乃乾在历史学、考古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均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尤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校勘、编辑、整理了一大批中国古籍，名气很大。例如，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点校的《三国志》，是目前最为通行的《三国志》版本。近年来虞坤林多方收集整理陈乃乾的旧作遗稿，编辑为《陈乃乾文集》上下两册，分为海上书林、读书识小录、序跋等多个部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正式出版。该书比较充分体现了陈乃乾在版本目录等多个方面的学术成就，在中国文史学界颇有影响。
在这套资料之中，最有文献研究价值的，还是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手迹。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文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内容却相当丰富，信息量比较大。首先，陈乃乾对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实用价值与学术质量都提出了质疑：一是“这本稿子是各书所载藏书家印章上的文字，作成索引。我认为毫无用处。”二是：“编者从各种书目上抄出，既不了解印章的式样，又不能辨别印章的真伪，对于极普通的藏印竟不能指出姓名。这样一部书，即使在旧社会出版，也不会受人欢迎。”作为一份审查意见，当然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出版，甚至还不清楚该书是否最后完成，因而对于陈乃乾的看法也就不好作出评价。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看了《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几页油印稿之后，的确让人不能不得出与陈乃乾一样的看法。
其次，更加重要的在于，陈乃乾对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却表现出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且进一步指出：“藏书家把古书看作私人财产而加以保管，对文化事业不起推进的作用。今后不应该再鼓励私人藏书，对过去的藏书家也不值得加以考证。”作为清季知名的学者，叶昌炽继承了江南优秀的人文传统，从正史、方志、笔记、文集、目录等几乎是浩如烟海般的各类书籍中，搜集到大量的私人藏书资料，进而对古代藏书史料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并且大体上按照时代的顺序，以诗歌附录资料并略加一些分析订正的形式，辑录了从五代直至清末私人藏书家的大量资料，汇编写成了《藏书纪事诗》这一巨著，成为中国藏书史上划时代的不朽杰作。喜欢读书藏书的人，很少不爱《藏书纪事诗》。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时代，私人藏书都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对藏书家的考证，也应是藏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今天看来，陈乃乾的上述观点，明显是一种缺乏常识的偏见。如果是一般的人，这样的想法或许并不奇怪，但是作为版本目录学名家的陈乃乾，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说出这些违反常识的话？因此，陈乃乾的这番话，只有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观察和把握，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与分析。
由此可见，陈乃乾的上述看法，实际上是反映出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否定私人藏书的意义、贬低藏书家考证的价值之类的话，也许是陈乃乾在客观环境的无形压力之下，违心地说出来的；也许是经过历次的思想改造，他真正做到了脱胎换骨，因而是真心地说出这些话的。前者有些可怜，后者有些可悲。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许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二者混杂其间。无论如何，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折射出了当时学人的某些思想特征。因此，它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据说，陈乃乾有撰写日记的习惯，从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顾及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陈乃乾日记》至今尚未出版。或许，从他的日记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古籍研究出版者 心态
中国古代图书收藏与交流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由于整个古玩行业都被视为是旧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各地的古旧书市场逐渐走向沉寂、萎缩及萧条。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国民生活的改善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对精神和物质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或个人开始关注到文物的买卖与收藏，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中国文物市场逐步地形成并且发展起来。文物市场上的陶瓷、书画、古籍、玉器、青铜器、钱币、奇石，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文物既有历史文化的学术积累，又有众多爱好者的现实基础，还可以保值增值。根据一些实际的调查与测算，做文物投资的市场回报率为25%—30%。因此，包括古旧书市场在内的文物市场，具有极大的魅力和魔力。
然而，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之间，许多专家学者、古旧书的从业者与爱好者，面对中国古旧书业死气沉沉的状况，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一直是文史研究工作者关注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论著大都是一些宏观的、概括性的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具体的、典型的个案分析。恰好，我最近收藏了一套原始的历史文献，是朱赞卿与中华书局联系出版《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有关资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中国现代古旧书业研究上的不足之处。
这套材料，计有朱赞卿的意见一张，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油印稿一份三张六页，陈乃乾的审查意见一张，中华书局的复信底稿一张。除油印稿之外，其他材料均为手写。
朱赞卿（1885—1968）是一位收藏家与鉴赏家，酷爱古籍善本与金石书画的收藏。据他自己在“朱赞卿的意见”当中表示，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前后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引用了一百余种书籍，精心编撰了一部《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在即将完稿的时候，作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托文史馆与中华书局联系，询问书局是否愿意出版该书。“意见”上还有朱赞卿的通信地址，中华书局的收文印章，以及总编室的批转字迹。
朱赞卿将《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有关材料附于信后。这是一份油印稿，一共三张六页。第一页是“序”，序言为朱赞卿的好友马瀛民（1883—1961）在1958年所写；第二至四页是“前言”，分成为要旨、范围、体例三部分，而“体例”部分则再分为十二小点具体说明。最后两页是“引用书目”的相关说明。可能因为仅是初稿的缘故，油印稿的文字显得比较零乱。
中华书局总编室在1960年9月5日收到上述信件及材料之后，随即请陈乃乾（1896—1971）提出审查意见。陈乃乾看了之后，于9月7日写出了审查意见。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审查意见是写在一张空白的工作日记纸上的。这张纸，应是顺手从一本空白日记簿上撕下来的。纸张比较陈旧，上面印着“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六”等字样。联系到“大跃进”之后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明白，陈乃乾这样做并无他意，只是为了节约纸张而已，因为当时商店里空空的，纸张更是奇缺。
陈乃乾的审查意见全文如下：
这本稿子是各书所载藏书家印章上的文字，作成索引。我认为毫无用处。
前年上编印《藏书纪事诗》的时候，我提过一个意见，说：藏书家把古书看作私人财产而加以保管，对文化事业不起推进的作用。今后不应该再鼓励私人藏书，对过去的藏书家也不值得加以考证。我现在还保持这个看法。
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欣赏古书，也是以版刻为主。如果曾经名人收藏，可以增加一些欣赏的兴趣罢了。藏印并不是古书价值的主要点。
编者从各种书目上抄出，既不了解印章的式样，又不能辨别印章的真伪，对于极普通的藏印竟不能指出姓名。这样一部书，即使在旧社会出版，也不会受人欢迎。
陈乃乾
9·7
根据陈乃乾这样的意见，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0月4日正式复信朱赞卿，表示中华书局不打算出版《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信的全文如下：
赞卿先生：
浙江文史馆转来您关于编纂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意见收到了。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很感谢。至于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我们不打算出版，特此奉复，请见谅。您还有其他古籍整理计划，如蒙见告，我们十分欢迎。
专此
敬礼
中华书局编辑部
在这套资料之中，最有收藏价值的，就是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手迹。陈乃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他出身于书商，早年在上海，既收售古籍，又出版古籍，中年以后到北京，在中华书局主持影印部的业务工作。陈乃乾在历史学、考古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均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尤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校勘、编辑、整理了一大批中国古籍，名气很大。例如，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点校的《三国志》，是目前最为通行的《三国志》版本。近年来虞坤林多方收集整理陈乃乾的旧作遗稿，编辑为《陈乃乾文集》上下两册，分为海上书林、读书识小录、序跋等多个部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正式出版。该书比较充分体现了陈乃乾在版本目录等多个方面的学术成就，在中国文史学界颇有影响。
在这套资料之中，最有文献研究价值的，还是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手迹。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文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内容却相当丰富，信息量比较大。首先，陈乃乾对朱赞卿《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实用价值与学术质量都提出了质疑：一是“这本稿子是各书所载藏书家印章上的文字，作成索引。我认为毫无用处。”二是：“编者从各种书目上抄出，既不了解印章的式样，又不能辨别印章的真伪，对于极普通的藏印竟不能指出姓名。这样一部书，即使在旧社会出版，也不会受人欢迎。”作为一份审查意见，当然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一书的出版，甚至还不清楚该书是否最后完成，因而对于陈乃乾的看法也就不好作出评价。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在看了《藏书家名称印鉴大辞典》的几页油印稿之后，的确让人不能不得出与陈乃乾一样的看法。
其次，更加重要的在于，陈乃乾对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却表现出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且进一步指出：“藏书家把古书看作私人财产而加以保管，对文化事业不起推进的作用。今后不应该再鼓励私人藏书，对过去的藏书家也不值得加以考证。”作为清季知名的学者，叶昌炽继承了江南优秀的人文传统，从正史、方志、笔记、文集、目录等几乎是浩如烟海般的各类书籍中，搜集到大量的私人藏书资料，进而对古代藏书史料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并且大体上按照时代的顺序，以诗歌附录资料并略加一些分析订正的形式，辑录了从五代直至清末私人藏书家的大量资料，汇编写成了《藏书纪事诗》这一巨著，成为中国藏书史上划时代的不朽杰作。喜欢读书藏书的人，很少不爱《藏书纪事诗》。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时代，私人藏书都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对藏书家的考证，也应是藏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今天看来，陈乃乾的上述观点，明显是一种缺乏常识的偏见。如果是一般的人，这样的想法或许并不奇怪，但是作为版本目录学名家的陈乃乾，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说出这些违反常识的话？因此，陈乃乾的这番话，只有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去观察和把握，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理解与分析。
由此可见，陈乃乾的上述看法，实际上是反映出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研究出版者的一种心态。否定私人藏书的意义、贬低藏书家考证的价值之类的话，也许是陈乃乾在客观环境的无形压力之下，违心地说出来的；也许是经过历次的思想改造，他真正做到了脱胎换骨，因而是真心地说出这些话的。前者有些可怜，后者有些可悲。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许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二者混杂其间。无论如何，陈乃乾的审查意见，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折射出了当时学人的某些思想特征。因此，它所具有的研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据说，陈乃乾有撰写日记的习惯，从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顾及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因素，《陈乃乾日记》至今尚未出版。或许，从他的日记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他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