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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文人立场。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文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文人论政 张季鸾
20世纪30年代，天津人曾自豪地称“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①，《大公报》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天津三宝”之一，这与它在1926年复刊之后夯下的坚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出资，胡政之负责经营与管理，张季鸾任总编辑负责言论，三人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而言论则成为新记《大公报》最引人瞩目的内容。
一、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立论基础
在新记《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其总编辑张季鸾在报上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宣布《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初创时期的报纸社评定下了基调，“四不方针”既是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立论基础，也是社评的出发点和立场。在1926年到1928年的两年间，吴、胡、张三人确实如当初约定的一样“专心办报”，社评几乎由三人“承包”，张季鸾为其中最得力的人物。社评初称“社论”，1926年9月9日起改称“社评”，当年11月7日取消署名，社评即代表报社观点。
1、新记《大公报》社评关注的题材
新记《大公报》的创立几乎是与北伐战争同时开始的，因此，《大公报》社评的主要内容是关系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其中时政方面占据了大多数。社评往往紧密联系现实，根据政府颁布的法令、命令、领导人讲话、以及国家发生的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等发表言论。其它如外交、内战、农民与农村问题等，也构成了《大公报》的社评内容。据统计，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两年的社论中，总计755篇，国内大事352篇、国际外交192篇、教育36篇、经济27篇、人物23篇、其他125篇，②其中对国内外时事的关注度高达46.62%，正是体现了新记《大公报》最初所提出的“本报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的办报方向。
2、新记《大公报》社评的写作原则
张季鸾曾谈起评论写作，说“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在具体的运用中，则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大公报》在初创时期以“立意至公”为首要，不讲成见和背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言。这表现在《大公报》既拥护国民党又反对其一党专政；坚决抵制日本的侵略行为；反对共产党但斥责滥杀共产党员的行为。其次，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张季鸾等《大公报》报人极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关照国内外事件，给出自己的言论和主张。其三，表现为勇于主张和发表，“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二、新记《大公报》社评的写作特色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是由吴、胡、张三人主笔，其中张季鸾是最主力的人物。张季鸾写社评采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方法，朴实犀利，“笔锋常带感情”。具体可总结为时效性，预见性，简明性和逻辑性四个特色。
1、时效性
20世纪20、30年代，张季鸾已经开始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讲求快捷和及时。《大公报》一般针对国内外重大事件于当日或第二天刊发社评，很少有延时到第三天的。徐铸成回忆张季鸾写社评的情景时曾说他一篇社评写好一段就用刀裁下来付排，自己接着写下面的。③时效性增加了《大公报》社评的新闻价值，使其更加具有现代新闻的元素。
2、预见性
新记《大公报》的社评在当时往往能洞悉时局事态的本质和趋势，对所评论的新闻事件具有预见性，一方面是由于张季鸾等人阅读范围广泛，视野开阔，密切关注时局动态，对世事有深刻的掌握和洞悉；另一方面，张季鸾等也四处搜集消息、探听情报，常在报馆与有识之士探讨议论国家大事。
3、简明性
张季鸾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以文言文撰写社评，但却不会晦涩难懂，原因是张季鸾语言朴实流畅，不用典故，不用深奥冷僻的文字语句，也不以文字气势压人。同时他善用短句，读来简明通俗。而且他常常是夹叙夹议，由事件引出道理，以理服人。
4、逻辑性
张季鸾写社评十分严谨，执笔之前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因而他的社评逻辑清晰，结构顺畅，鞭辟入里。如《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他开篇即指出蒋“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和“确信今天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两则观点的荒谬。他在论述之初以退为进，首先承认恋爱和婚姻的重要性，但随即指出只求美满姻缘是“专崇拜本能”，抹杀了人类文明进步后一切高尚观念，同时他举出古今中外的实例，得出结论“得恋爱与否，与人生意义无关也。”随即他更是猛烈抨击蒋将一己恋爱与革命关联的说法，称革命是“牺牲一己以救社会”，“命且不惜，何论妇人”，何况革命者中没有美满姻缘的众多，蒋却以浅俗的人生观以为“人生本为行乐”，将蒋介石彻头彻尾批评了一通。该篇社评周密细致的说理论述有强烈的逻辑辩论色彩，十分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新记《大公报》社评背后的“文人论政”思想
“文人论证”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受过良好国学教育，又是留日学生，深受中国士大夫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双重洗礼，因此坚定抱持着“文人论证”的思想，其含义大概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对其民主自由思想的践行
张季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他幼时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在上海《民立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担任总编辑时曾因抨击袁世凯、段祺瑞而两度入狱。在他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的早期，他的社评以“骂”出名，其中心思想是认为复古和学习苏联都只会败坏国家，主张建立自由资本主义，效仿欧美宪政，但是反对资产阶级专政。此间，《大公报》的社论体现出了报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主张。 1926年9月，刚复刊的《大公报》尚未意识到北伐战争的重大意义，张季鸾发表社论《劝南北猛省》，“今武汉告警，东南战事又起，岂南北诸将必欲拼尽全国而后快耶？”，“国民党若以为自己能以武力统一中国，实为大误。”新记《大公报》文人以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呼吁南北“化除成见，推诚协商。”同时，《大公报》在关心民计之余，更加反对因内战而带来的外来干涉，张季鸾在《嘉史团中立》社评中指责苏俄不遵守国际公法，在《回头是岸》一文中正式提出“反对赤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张季鸾等人担心苏俄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引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季鸾等认为国民政府学习苏俄一党专政，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相违背；同时他们害怕民众的力量和工人运动，认为苏俄经验会破坏生产，行为过激，这都是张季鸾等人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对国家形势产生的错误判断。
2、“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发表社评，抨击时政的利器
在新记《大公报》的前两年,张季鸳在社评中信守了“四不”方针，按照“文人论政”的意愿发表言论，他曾撰写的“三骂”社评历来为人称道。一骂是吴佩孚（《跌霸》，1926年12月4日），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日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二骂汪精卫（《呜呼领袖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文章斥责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讽刺蒋介石和针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
张季鸾的“三骂”社论言简意赅,酣畅淋漓，令读者拍手称快。但后来几年随着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私交加深，他已无法绝对坚守“四不方针”,这也导致了《大公报》遭到后世“小骂帮大忙”的诟病。但无疑“文人论政”是思想，也是武器，张季鸾通过《大公报》社评揭露社会黑暗，抵制日本暴行，斥责不法不公的行为，对抨击时政大有裨益。
结语
新记《大公报》的续刊是其自1926年1月停刊之后的涅槃重生，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位致力于报业的人将《大公报》在“四不方针”的指导原则下开创出新的局面，无论是题材、写作原则和写作特色都产生了具有时代性的新变化，这使得新记《大公报》的社评除了更加符合现代新闻的标准，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关联，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1926年至1928年间的《大公报》社评既体现了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体现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而他们“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也已经抛弃了前人“清议”的方式，逐渐向新闻本体回归，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张季鸾等人的“文人论政”思想中还显现出了独立、自由、服务的意识。这些既是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特色，也是新记《大公报》在初创两年间就取得飞跃的实质原因。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7
②钟雪艳，《〈大公报〉舆论建构途径研究（1925-1932）》，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6
③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2008L:147
（作者：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10级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文人论政 张季鸾
20世纪30年代，天津人曾自豪地称“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①，《大公报》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天津三宝”之一，这与它在1926年复刊之后夯下的坚实基础是密不可分的。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出资，胡政之负责经营与管理，张季鸾任总编辑负责言论，三人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全新姿态复刊，而言论则成为新记《大公报》最引人瞩目的内容。
一、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立论基础
在新记《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其总编辑张季鸾在报上发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宣布《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初创时期的报纸社评定下了基调，“四不方针”既是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立论基础，也是社评的出发点和立场。在1926年到1928年的两年间，吴、胡、张三人确实如当初约定的一样“专心办报”，社评几乎由三人“承包”，张季鸾为其中最得力的人物。社评初称“社论”，1926年9月9日起改称“社评”，当年11月7日取消署名，社评即代表报社观点。
1、新记《大公报》社评关注的题材
新记《大公报》的创立几乎是与北伐战争同时开始的，因此，《大公报》社评的主要内容是关系当时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其中时政方面占据了大多数。社评往往紧密联系现实，根据政府颁布的法令、命令、领导人讲话、以及国家发生的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等发表言论。其它如外交、内战、农民与农村问题等，也构成了《大公报》的社评内容。据统计，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两年的社论中，总计755篇，国内大事352篇、国际外交192篇、教育36篇、经济27篇、人物23篇、其他125篇，②其中对国内外时事的关注度高达46.62%，正是体现了新记《大公报》最初所提出的“本报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的办报方向。
2、新记《大公报》社评的写作原则
张季鸾曾谈起评论写作，说“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在具体的运用中，则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大公报》在初创时期以“立意至公”为首要，不讲成见和背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言。这表现在《大公报》既拥护国民党又反对其一党专政；坚决抵制日本的侵略行为；反对共产党但斥责滥杀共产党员的行为。其次，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张季鸾等《大公报》报人极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关照国内外事件，给出自己的言论和主张。其三，表现为勇于主张和发表，“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二、新记《大公报》社评的写作特色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是由吴、胡、张三人主笔，其中张季鸾是最主力的人物。张季鸾写社评采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方法，朴实犀利，“笔锋常带感情”。具体可总结为时效性，预见性，简明性和逻辑性四个特色。
1、时效性
20世纪20、30年代，张季鸾已经开始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讲求快捷和及时。《大公报》一般针对国内外重大事件于当日或第二天刊发社评，很少有延时到第三天的。徐铸成回忆张季鸾写社评的情景时曾说他一篇社评写好一段就用刀裁下来付排，自己接着写下面的。③时效性增加了《大公报》社评的新闻价值，使其更加具有现代新闻的元素。
2、预见性
新记《大公报》的社评在当时往往能洞悉时局事态的本质和趋势，对所评论的新闻事件具有预见性，一方面是由于张季鸾等人阅读范围广泛，视野开阔，密切关注时局动态，对世事有深刻的掌握和洞悉；另一方面，张季鸾等也四处搜集消息、探听情报，常在报馆与有识之士探讨议论国家大事。
3、简明性
张季鸾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是以文言文撰写社评，但却不会晦涩难懂，原因是张季鸾语言朴实流畅，不用典故，不用深奥冷僻的文字语句，也不以文字气势压人。同时他善用短句，读来简明通俗。而且他常常是夹叙夹议，由事件引出道理，以理服人。
4、逻辑性
张季鸾写社评十分严谨，执笔之前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因而他的社评逻辑清晰，结构顺畅，鞭辟入里。如《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他开篇即指出蒋“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和“确信今天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两则观点的荒谬。他在论述之初以退为进，首先承认恋爱和婚姻的重要性，但随即指出只求美满姻缘是“专崇拜本能”，抹杀了人类文明进步后一切高尚观念，同时他举出古今中外的实例，得出结论“得恋爱与否，与人生意义无关也。”随即他更是猛烈抨击蒋将一己恋爱与革命关联的说法，称革命是“牺牲一己以救社会”，“命且不惜，何论妇人”，何况革命者中没有美满姻缘的众多，蒋却以浅俗的人生观以为“人生本为行乐”，将蒋介石彻头彻尾批评了一通。该篇社评周密细致的说理论述有强烈的逻辑辩论色彩，十分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三、新记《大公报》社评背后的“文人论政”思想
“文人论证”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受过良好国学教育，又是留日学生，深受中国士大夫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双重洗礼，因此坚定抱持着“文人论证”的思想，其含义大概包括以下几方面：
1、“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对其民主自由思想的践行
张季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报刊评论家，他幼时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在上海《民立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担任总编辑时曾因抨击袁世凯、段祺瑞而两度入狱。在他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的早期，他的社评以“骂”出名，其中心思想是认为复古和学习苏联都只会败坏国家，主张建立自由资本主义，效仿欧美宪政，但是反对资产阶级专政。此间，《大公报》的社论体现出了报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主张。 1926年9月，刚复刊的《大公报》尚未意识到北伐战争的重大意义，张季鸾发表社论《劝南北猛省》，“今武汉告警，东南战事又起，岂南北诸将必欲拼尽全国而后快耶？”，“国民党若以为自己能以武力统一中国，实为大误。”新记《大公报》文人以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呼吁南北“化除成见，推诚协商。”同时，《大公报》在关心民计之余，更加反对因内战而带来的外来干涉，张季鸾在《嘉史团中立》社评中指责苏俄不遵守国际公法，在《回头是岸》一文中正式提出“反对赤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张季鸾等人担心苏俄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引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季鸾等认为国民政府学习苏俄一党专政，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相违背；同时他们害怕民众的力量和工人运动，认为苏俄经验会破坏生产，行为过激，这都是张季鸾等人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对国家形势产生的错误判断。
2、“文人论政”，是张季鸾发表社评，抨击时政的利器
在新记《大公报》的前两年,张季鸳在社评中信守了“四不”方针，按照“文人论政”的意愿发表言论，他曾撰写的“三骂”社评历来为人称道。一骂是吴佩孚（《跌霸》，1926年12月4日），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日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二骂汪精卫（《呜呼领袖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文章斥责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讽刺蒋介石和针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
张季鸾的“三骂”社论言简意赅,酣畅淋漓，令读者拍手称快。但后来几年随着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私交加深，他已无法绝对坚守“四不方针”,这也导致了《大公报》遭到后世“小骂帮大忙”的诟病。但无疑“文人论政”是思想，也是武器，张季鸾通过《大公报》社评揭露社会黑暗，抵制日本暴行，斥责不法不公的行为，对抨击时政大有裨益。
结语
新记《大公报》的续刊是其自1926年1月停刊之后的涅槃重生，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位致力于报业的人将《大公报》在“四不方针”的指导原则下开创出新的局面，无论是题材、写作原则和写作特色都产生了具有时代性的新变化，这使得新记《大公报》的社评除了更加符合现代新闻的标准，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密切关联，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1926年至1928年间的《大公报》社评既体现了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体现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而他们“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也已经抛弃了前人“清议”的方式，逐渐向新闻本体回归，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张季鸾等人的“文人论政”思想中还显现出了独立、自由、服务的意识。这些既是新记《大公报》社评的特色，也是新记《大公报》在初创两年间就取得飞跃的实质原因。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7
②钟雪艳，《〈大公报〉舆论建构途径研究（1925-1932）》，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6
③王润泽：《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2008L:147
（作者：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10级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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