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文化大革命”闹腾够了的缘故，各地的两大派要实现大联合。那天，我们村靠造反当上副主任的胡二癞子，因为经常请我给他写讲稿（就是把毛主席的书翻开，抄些毛主席的话），就很神秘地告诉我，公社要成立革命委员会，晚上要会餐，叫我下午5点半到公社去找他。我那年已15岁，三根筋挑着一个脑袋，两根脚杆像鸡的脚一样细，肚皮里正缺油水，一听“会餐”两个字，精神就爽了起来。
　　当时哪有什么闹钟和手表，计时全凭镇上糖厂的汽笛声，我们农民称为烟囱叫，第三遍烟囱叫即为下午5点半。那天下午第二遍烟囱叫刚一响，我拔腿便向公社奔去。我感到那天的第三遍烟囱叫比平时慢了许多。我到了公社好半天才听到第三遍烟囱叫，我悄悄地走向会场，只听胡主任在大会上讲：“从明天起，各大队要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各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都要管饭，公社食品公司要按计划向每个革命委员会供应50公斤猪肉，其他生产队可派一人前往祝贺。”得到这个消息，我精神为之一振。
　　那天晚上那顿饭哟，真是没得讲的了，大碗大碗的白米饭，我一连干了五大碗。红烧肉扔进嘴去，我嚼都不嚼就把它咽了下去，吃得那天晚上回到家蹲都蹲不下去。
　　饱餐一顿后，我受到了很大鼓舞，人也变得聪明起来，勇敢起来。第二天一早，我就约了平时要好的12队的刘村林、13队的马狗等几个小伙伴，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中午12点，我们派一个人到公社门口看海报（那时，这类事都要贴海报），搞清了当天是离我村五公里的芭蕉村成立革命委员会。下午，我们不约而同地在田间向各自的队长汇报，报告芭蕉村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消息，同时着重讲了人家要求每队必须有一个代表参加祝贺，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和态度问题。队长一听很不高兴，又不敢大声讲，只敢自言自语：“我们干了一天活儿，6点钟才收工，收工后谁还愿意跑几里路去开会？”（他不知道人家管饭）我赶快把我已经忘记了很长时间的微笑提上来挂在脸上，恭恭敬敬地报告：“队长，我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这些事我们年轻人应该多辛苦。”队长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赞扬之意，点头表示同意。
　　就这样，我在队长的表扬和农民伯伯们的称赞声中，比其他贫下中农还提前一小时上田坎。那年月，中国遮羞布的计划供应标准为每年每人一尺七寸，我全家四口人总共扯得六尺八寸蓝布，仅够为我经常出门干活的父母每人做一条盖住了上边露出下边的裤子。我全身上下，仅有我母亲用破蚊帐染黑后给我做的黑裤衩，而且母亲明显注意了节约，那条裤衩仅能像捆粽子那样紧紧地勒在我的腰间。我捧了几捧水冲了冲我那两条和鬼一样黑的腿，似一支利箭射向芭蕉村。
　　到了目的地一看，村边小学的操场上已站满了人，松松散散地在呼喊着一些口号。我拼命往主席台前边挤。刚挤进去，大会就已经开始，我们的任务就是喊口号，反正别人喊什么你跟着喊什么。我们歇斯底里地喊了十多分钟的口号就开饭了，八个人一桌。我们村连我一共只去了四个，同桌另外那四个不知道是哪个村的，我也懒得问。大家像八只雄青蛙一样蹲在那里，只把眼睛在桌子上和对方脸上扫来扫去。我看了看我们村的几个同伴，他们已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随时准备为那几块红烧肉展开血战。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现在已想不起是哪边的人先动的筷子，只记得我们仅用了五六分钟便风卷残云般把那桌菜扫光。双方竟然忘记了打架，因为谁都清楚出一拳就绝对意味着少抢一块红烧肉。
　　三个月里，全公社24个大队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跑了23个，放开肚皮吃了23次饱饭。那年月，这已经算搞到事了。那种搞到事的感觉绝不亚于后来的万元户。
　　最后一天，歪头寨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又故伎重演，提前一小时向队长报告。刚说到“我贫农出身”，队长就很不耐烦地说：“贫农出身，贫农出身的又不光你一个，我也是贫农出身，今天歪头寨的革命委员会我要亲自去，而且是我们几个队的队长都亲自去。”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你小子天天汇报，各村成立革命委员会都管饭，这件事你为什么没有汇报？难怪这几个月你小子看着看着就胖起来了。你看看，你那条黑裤衩都快绷成渔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