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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衡是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元初五次入朝参政的政治实践中，刚直不阿、献言建极，为元朝的立国规模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王道德治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目标，对于劝阻元初统治者残酷杀掠的行为发挥了作用。他提出正君心、求民心的政治要求，表现了一个政治家为民立命的胆识和勇气。他讲通变、行汉法的政治策略，从元朝的社会实际出发，以务实的态度，找到一条化解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合作的政治途径，为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许衡，元初，政治实践，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10-08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李封村）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金元鼎革纷乱之际，他继承程朱理学，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文化，推行伦理纲常教育，并从笃实践履的角度阐释理学，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立下不朽之功，为元朝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许衡是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主张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作中“用夏变夷”，为元廷定官制，立法规，造历律，提倡行汉法，重农桑，使先进的中原文明成为元朝社会发展的强国之本。许衡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主张，为元代的立国规模和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贡献值得深入探讨和评析。
许衡少怀大志，不满足于“章句之学”。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许衡闻知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的姚枢传授由赵复北传而来的程朱理学，即赴苏门向姚枢求教。由此他开始接触到程朱的著作和理学思想，并“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①深深地被程朱理学所折服。从34岁到43岁这9年期间，他和窦默、姚枢一起相互讲习、钻研程朱理学，教授生徒。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和礼仪实践，确立了他的学术规模和方向，为今后弘扬理学，救世济民的执政才能奠定了基础。
元宪宗元年（1251年）以后，许衡的好友姚枢、窦默接受蒙古政权的召用而北上。宪宗四年，忽必烈就任秦王，为了在关陕地区推行教化，命廉希宪为宣抚使，征召京兆教授。时在中原早有声名的许衡成为征召对象。任京兆教授的第二年，他又升任京兆提学，直到忽必烈南征时许衡才离秦返回家乡。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不久即征召许衡入朝，自此他开始了在政坛上为元廷出谋献策、参议朝政的阶段。直至他去世前一年的至元十七年（1280年）辞政归乡，二十年间，许衡经历了五度入朝、五次归隐的曲折政治生涯。
第一次入朝。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许衡应召至上都朝见了忽必烈，《考岁略》记载了忽必烈与许衡二人的见面和对话。在这次谈话中，许衡将自己所学孔子之学，擅长“勤力农务，教授童蒙”等情况据实回答。忽必烈召见许衡，确实是想为元廷物色治国之材，虽然这次看来平淡的接见和对话并无什么直接的结果，因许衡不久就回到河北，但是这次召见，他还是给忽必烈留下了务实可取的印象。
第二次入朝。中统二年，忽必烈向窦默征求意见，寻找类如魏征那样的辅政人才。当时朝廷正是以言利进的王文统主政，与主张以礼义为本的窦默、姚枢等人互不相容。于是窦默等人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王文统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世祖问：“然则谁可相者？”窦默答曰：“以臣观之，无如许衡。”①于是这一年三月许衡又被召至上都，准备委以重任。王文统为了架空姚、窦、许三人，奏请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名义上是尊崇此三人，实际上是委以虚衔，让他们远离政治中枢。许衡以为当时仍未行汉法，太子未必能以儒家礼仪尊重师道，“不能，则师道自我废也”。这对于以崇道为己任的许衡而言是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三人力辞，最后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②这是许衡参与朝廷斗争的第一次胜利。不过任命后不久，他便以病为由辞职回乡了。
第三次入朝。中统三年九月，许衡又被召至大都，这次进京他“假馆于道庵中”，除与姚枢、窦默两位挚友时常往返交流之外，其他社会活动很少。在大都逗留了一年多，并未有召见或入朝任职，于是便于至元元年（1264年）辞还怀孟故乡。至元二年十月，忽必烈又召许衡至大都，时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许衡辅佐之，参与中书省事。许衡又以病辞，引起忽必烈的不满。至元三年，忽必烈在檀州的行宫接见许衡时说：“我今召汝无他也，省中事，前虽命汝，意犹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誉汝，想有其实。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国家所以无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谋谟在汝也。……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之。”许衡对答曰：“安童聪悟，且有执持，告之古人言论，悉能领解……但虑中有人间之则难行。”③这段君臣对话，虽反映出忽必烈对许衡以病辞职的不满，但仍对他颇加信任，并予鼓励。许衡表示领命，但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所谓“虑中有人间之”，所虑者则指当时急功近利，以敛财得势的回回权臣阿合马。这次召见后，许衡经过两个月的周密思考，向忽必烈呈上了著名的治国方略《时务五事》，为元朝治国安民的政治目标提出了系统的构想和理论，其中心理念即是“行汉法”的方针。奏疏呈上后，“帝嘉纳之”，此后又有多次上奏。至元四年，许衡确因身体多病，“乃听其归怀”。④本次入朝，是他与元世祖交流最多的一次，并且也得到展示他政治理想的机会，可惜《时务五事》提出的种种治国方略，其后并未得以全面的推行。
第四次入朝。至元五年二月，许衡又奉召入大都，除国子祭酒，并先后与太保刘秉忠、太常卿徐世隆议定朝仪，与刘秉忠、左丞张文谦议定官制。朝仪奏上后，世祖亲临观看，“大悦，举酒赐之”；在制定官制的过程中，他与一些守旧的宗亲大臣展开斗争，坚持既定的原则，也得到了世祖的支持。⑤至元七年，许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这是他仕途中最高的职位，许衡再三恳辞，均不获准，于是只好领职。时阿合马专权，势倾朝野，许衡刚直不阿，上奏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但未能上报。此次入朝，许衡议定朝仪、官制，进拜中书左丞，达到政治事业的顶点，但他仍深感自己的儒学理念与忽必烈在政治上的功利追求很难一致，故再三辞去中书左丞之职，上书曰“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⑥至此，也引起忽必烈的同情，并有意让许衡之子师可代行其职，但许衡以为不可。于是，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辞呈，并于至元八年改任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对这个任命很满意，喜曰：“此吾事也。”⑦从至元八年到至元十七年近十年间，许衡为国子学的教育可谓呕心沥血，他对那些选来的蒙古贵胄子弟“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⑧在他的努力下，国子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元人苏元爵评价曰，“国学之置，肇自许文正公”，“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门人也”。⑨ 第五次入朝。至元十年，许衡以身体有病，又需回家治办亲丧为由，辞职还乡。家居三年后，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年被召进京，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负责修订历法。⑩元初的历法本沿用金代《大明历》，但因其“日月交食颇差”，{11}历法与天象不符的弊病给生产、生活，乃至军事行动带来诸多不便。后来虽利用西域人札马鲁丁撰进的《万年历》，但也因“岁久浸差”，{12}急需修订。特别是至元十三年元军攻灭南宋后，忽必烈以为海宇混一，更需编订新历。于是诏令许衡、王恂及郭守敬等一批精通历法的儒臣，率领日官分赴各地测验，并稽考历代历法，斟酌去取，创立新法。在许衡的主持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完成新历。世祖忽必烈为新历赐名《授时历》，并于当年十一月颁行全国。①《授时历》集古代历法之优长，将中国天文历法推进到一个新纪元。又在中国古代流行的时间最长，而且也为日本、朝鲜等国所用，影响广泛。许衡在制定《授时历》的过程中不仅有主持之功，而且亲自负责了推明历理，参酌旧历、比较损益的工作，史载“凡研究天道，斟酌损益者，悉付教领之”。②许衡于新历完成后，终因年高多病，于至元十七年还乡，至元十八年（1281年）因病情日重，医治无效而去世。许衡去世后，元廷赐予他很高的荣誉，“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讠益文正。至大二年（1309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年），诏从祀孔子庙廷”。③
纵观许衡在元初的政治实践，虽因元朝统治者对推行汉法、任用儒臣的左右摇摆，也因他本为纯儒，不善权术的性格特点，使他在政坛数起数伏，政治抱负未能完全实现。然而他仍利用每次入朝参政的机会，以“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④为己任，挺立朝纲，献言建极，为元朝的立国规模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政治贡献和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为元朝提出“行汉法”的政治目标和施仁政、办学校、任贤材、求民心、重农桑、轻赋敛、杜奸邪等一系列政治措施。这些政治蓝图和策略，虽经阿合马等权佞多方抵制而不能全面贯彻，但通过他和一批儒臣的据理力争，仍然取得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元初的政治局面，恢复元初的社会经济发挥了作用，也对元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元中期仁宗恢复科举；英宗奉行儒治，制定《大元通制》；泰定帝开经筵、讲儒学；文宗大兴文事，整顿吏治，编纂《经世大典》等等，都与元初许衡“行汉法”的政治纲领和一系列政治规划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黄宗羲、全祖望等称许衡为“元所藉以立国者也”。⑤二是许衡与刘秉忠、张文谦等人为元朝制定的礼仪、官制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于是我元之宏规，有非三代以下有国家者之可及矣”。⑥这些典章制度不仅对于元朝国家机器的建设和政治秩序的规范发挥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儒家政治文明的内涵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为行汉法的实施开辟了道路。三是许衡为元朝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政治人才，其“高第弟子，彬彬辈出，致位卿相，为代名臣”。⑦据统计，与许衡的直接培养相关的生徒有四十多位，其中官至宰执者有10人之多。这些门生弟子成为元朝政治的栋梁之材，在元代的中央和地方政治统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又因他们承学于许衡，受儒学文化和许衡的政治理念影响至深，因此成为推行汉法、儒治的重要力量。上述种种，皆可见许衡在元初的政治实践，对元朝政治体制的建设、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民族团结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道德治理想是许衡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他的一切政治主张，都是围绕实现王道德治的政治理想来展开的。也就是说，他以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衡量治乱盛衰和政治成败的标准。
王道和德治是儒学古老的命题，早在孔子时就提出“为政以德”⑧的政治构想，主张以道德标准作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方针。从德治的要求出发，孔孟提倡推行“王道”，以德治国，以仁义治理天下。与王道相反，先秦法家提出了“霸道”的政治模式，即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元代学者基本继承了朱熹的王道德治学说，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王道德治对于治世兴邦的实质意义和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元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王道德治理论并不是对程朱理学的简单继承，它的思考与发展是与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它是元初儒臣劝导元朝统治者改变蒙古时期多事武功、残酷杀掠政治方针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元代王道德治理论在理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的总结发展，也适应了元朝中期统治者重视“文治”的需要。
许衡王道德治的政治观包含若干内容。首先是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誉“王”毁“霸”。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之坦途，霸道是乱世的祸端。他曾纵论春秋五霸相争历史，极言王道式微、霸道横行之弊端，然后总结说：
世之诋霸者，犹以尚功利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为，横斜曲直莫非祸端。先儒谓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①
只有王道德治才是达到盛世的唯一坦途，除此之外，“举皆荆棘”“举皆祸殃”。由此看出，他誉王毁霸、以王道为治世标准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认为，霸道这种政治模式的问题不仅仅是追求功利，而是存在于国家政治中的方方面面，触处皆成祸端，因此单从功利角度去批评霸道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深责霸道，另一面则将王道德治抬高到至理至善的地位，他说：“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②“诚敬之德是以感人，不用赏赐人而人自然相劝为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畏惧不敢为恶。”③按照他的说法，王道德治从感化入手，自可人心咸服，无往不胜了。
第二，突出“仁政”这一王道德治的核心。元代儒臣针对蒙古统治者在长期征战中对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给人民带来灾难等问题，为了帮助元朝统治者从征战杀掠的武功转移到施行德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轨道上来，在总结历史上王道德治经验时，突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比如，许衡就借用《易大传》的内容，提出了“元”即“仁”的观点。《周易·乾卦·文言》在解释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元亨利贞”代表着“仁礼义正”四德，君子能行四德便可大吉。许衡巧妙地抓住了“元”与“仁”相配并称的关节点，用以阐述行仁政便得治世的思想。他说： 仁为四德之长，元者善之长。前人训元为广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广大，安能爱敬？安能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仁与元俱包四德，而俱列并称，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④
应该看到，许衡煞费苦心地寻绎经典，反反复复强调“仁”与“元”的密切关系，绝非一般的解经说义，而是意在暗喻：元朝仁政，是早在圣贤经典中就有了定数的。当然，许衡没有停留在引经据典的说教，他又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多方阐明了为君治国推行“仁政”的重要。他说：“孔子道：‘一家仁，一国仁。’如尧帝、舜帝行仁，天下皆行仁；桀王、纣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⑤不仅五帝三代时如此，秦汉的历史亦然，“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⑥许衡从历史盛衰的正反结果，提倡以“仁政”为治国之本，这对于元朝稳定统治秩序，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向前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苏天爵说：“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淳崇文化……而文正之有功于圣世，盖有所不可及焉。”⑦
第三，强调伦理纲常是决定社会治乱和政治成败的基础。儒家的纲常名分思想是王道德治的根基，宋元理学把这种纲常名分的等级秩序上升为天定的自然秩序，是“不易之理”。许衡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⑧他强调上尊下卑的关系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理的规定，违反这种规定就会出现逆乱。为了更详尽地说明纲常名分对治乱兴衰的决定作用，他还说：
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未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⑨
许衡总括古今历史，论证只有三纲五常正才可为国为政，否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更何谈有治世安邦了。
如何才能更好地实行王道德治呢？许衡运用理学的心性学说，在社会政治领域里，阐明了一系列正君心、求民心的思想。他继承了朱熹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心性学说，认为三代帝王心术正，天理流行，故成王道盛世，后世帝王先要正君心，方能治天下。因此，他强调人君担天下重任，要正身心，不可贪图享乐，务必勤勉谨慎，许衡说：
盖天从至难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尧舜以来，圣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诚知天下所畀，至难之任。①
君王不仅要勤勉，还要“小心畏慎”，畏慎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天下大事乃“至难之任”，须小心对付；另一方面当然是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因为“一句言语有差失足以败坏了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时，便可以安定其国”。②人君的身心言行关系国家成败，关系到天下风气的好坏，为了说明这一点，许衡分别以历史上明王、暴君的事例为证。他说：
尧舜之为君，他躬行仁爱于上，天下的人见他所行的是仁，也都去学他行仁，这是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之为君，他自行暴虐于上，天下的人见他所行的是暴，也都去学他行暴，这是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③
人君是天下的表率，君正才能民正，君不正民风自然也就衰败了。许衡把君心和世风正衰、社会治乱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人君修身正心的重要性。
人君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正心”，那么“正心”的基本内容又是什么呢？仍在兵马倥偬、四方未定的元朝初年，许衡就为忽必烈提出了治国方略和“正君心”的基本内容。其曰：
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然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杂属而未一，有以梗我爱，于此为计其亦难矣。自非英睿之君，贤良之佐，未易处也。势虽难制，众虽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虑却顾，因时顺理予之、夺之、进之、退之，内主甚坚，日戛月摩，周还曲折，必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至是则纪纲法度施行有地，天下虽大可不劳而理也。④
许衡的治国方略简要明确，说到底就是以爱心和公心得天下心，而且他认为这个“爱”和“公”就是君心所应具备的基本内容。所谓“爱”，便是爱民，“为人上的爱养那百姓每，当如那慈母保爱小儿一般”。⑤许衡还把“爱”和“仁”联系在一起，他说：“仁者性之至而爱之理也，爱者情之发而仁之用也。”⑥这么说，爱就是仁，就是仁爱之心。
“爱”归于仁，那么“公”是什么呢？许衡说：“公者，人之所以为仁之道也……仁者，人之心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而公，公则仁。”⑦根据他的说法，“公”就是要克己之私欲以行仁，因此“公”也即仁。许衡将爱心和公心都归结于“仁”，这就正如他所说过的：“为人君止于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⑧爱心、公心归于仁，说明“正君心”的目的是要人君行仁政。这样，许衡“正君心”的思想就和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所主张的以王道德治为盛衰标准的思想达成一致，从而形成合乎逻辑发展的完整体系。即人君有爱心和公心，便能施行仁政，仁政得以实施，自可臻于盛世。许衡这些思想的阐发，不仅是对宋儒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元初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因此他在论述“正君心”的基本内容后，特别分析了开国之初，“重臣挟功而难制”“小民杂属而未一”等困难环境，强调人君在恶劣环境中修身正心需“内主甚坚”，要有“日戛月摩，周还曲折，必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的毅力。由此看来，他对于开国之君和守成之君的“正心”环境和要求是有不同设定的。
许衡提出以爱心、公心得天下心，天下心即民心。因此，他在讨论“正君心”的时候，常常把能否“得民心”看作是否“正君心”的标准。他说：
必知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也，一动也，举可以为天下法；一赏也，一罚也，举可以合天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为人君者不喜闻过，为人臣者不敢尽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则其难得亦固宜。⑨ 他把“民心”得失作为“君心”正否的标准，“君心”正则“民心”不求自得；“君心”不正则“民心”欲求亦难。他还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比如秦失民心，是由于始皇残暴，“秦之苦天下久矣”；汉得民心，尤其文帝时更是人心翕然，为什么呢？他分析道：
（文帝）专以养民为务。其忧也，不以己之忧为忧，而以天下之忧为忧；其乐也，不以己之乐为乐，而以天下之乐为乐。今年下诏劝农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诏减租税也，虑民用之或乏。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①
许衡在这里想着重说明汉文帝能得民心，是由于“君心”正，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关爱民生民用，所以宜得民心也。将“民心”得失作为正“君心”的检验标准，是从心性学说的角度，对于统治者进一步提出了重民的要求，因而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
为了达到王道德治的政治目标，许衡一方面结合历史事实，强调了“正君心”和“得民心”的重要性，发展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一方面对君王提出了严于律己，以公心施政、以仁心爱民的要求。这些不仅有助于从政治观上深入认识社会盛衰治乱的原因，也为元朝政治向好的方面转化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反映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睿识和为民立命的勇气。
许衡的政治思想中，具有鲜明的通变观念。他在理学认识的基础上，从求理与合理的要求出发，提出了通变以合理的思想。许衡在探求治乱兴衰之理时，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天命史观色彩，但从总的思想认识来看，他并不认为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指出在合理的前提下，只要以通变精神行事，适时应势的进行变革，就可以促成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进步。许衡说：
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有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揖逊，而不能使己之无丹朱、商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②
他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这便是“数”，所谓“数”其实就是决定事物发展“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变”是变异，历史的变动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如尧舜不能避免不肖之子，汤武不能避免无道之君一样。但是在历史变动转化的大势下，人又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他们可以顺应社会变动的趋势，“遇变而通之”，推动社会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尧舜通过禅让，保证了五帝时期盛世的延续；汤武发动对桀纣的讨伐，分别建立了强大商朝和周朝。许衡在列举历史上遇变而通的事实时，特别强调了通变的依据在“达于自然之数”，也就是说，通变不能杂以“一毫之己私”、不是在个人意愿驱使下的盲目行动，而是顺应发展大势的合“理”变革。许衡的通变思想指出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绝对意义，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在“理”的规范下，顺应潮流，及时变革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是通过总结历史上变革进化的宝贵经验，说服元朝统治者要适应中原社会的实际情况，改变蒙古旧俗，采用汉法，以保证元代社会的稳定发展。他的通变观念不仅是观察历史的思想，又是思考时代变革的观点，特别是在元朝这样一个民族新组合，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种思想显得尤其可贵。
从通变观念出发，许衡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向元朝统治者阐述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应当指出，许衡提出“行汉法”的政治策略，是以民族平等的思想为基础的。早在中统之前，许衡就追随忽必烈，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历史背景一直有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对于蒙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也有比较正确的看法。他以同父母兄弟间的争吵为喻，批评民族间的分裂、隔阂，他说：“元者善之长也，先儒训为大，徐思之意味深长。盖不大则藩篱窘束，一膜之外，使为胡越，其乖隔分争，无有已时何者？所以善大，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无所往而不为善也。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③这里从“至元”或“元朝”的“元”入手训释引申，表达了不分胡越，民族团结；天下一家，一视同仁之义，浅显明了而蕴意深刻。许衡正是在“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等民族平等的思想基础上，决意辅助崇礼好儒的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的。在忽必烈第四次召见他时，许衡经过深思熟虑，在长篇奏疏中引古证今，论述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说：
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以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①
首先，许衡认为国朝土宇辽阔，民各有俗，孰优孰劣，实难论定，这是从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民族风俗的差异。但是如果从政治制度来讲，即“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为什么呢？他以历史事实为证，指出北魏、辽、金等朝能用汉法，于是“历年最多”；相反，不用汉法者，“皆乱亡相继”，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十六国时除前秦之外，不行汉法诸国无不短祚。因此，行不行汉法关系到国家兴亡，其重要意义岂非“昭昭可见也”。接着，许衡又从一般事理出浅入深地说明行汉法的必要性。他指出，国朝远在漠北时，自可不用汉法；但如今“奄有中夏”，就不能用原来统治蒙古部落的方法来统治中原汉族的广大地区了。其中道理就如陆路靠车子、水路靠舟船，北食凉性、南食热性一样，适者能行、适者生存；如果违反事理，不仅行不通，而且可能出现“变异”。许衡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历史的客观实际的，由于蒙古族从漠北兴起的时间还不太长，虽然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封建，但还存在着奴隶制残余，相比中原和江南积累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准来说，蒙古族的各个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一定要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来管理汉族统治区，如“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将中原已有的先进农耕生产技术退回到生放的游牧生产；或者“孥人妻女，取财货，兼土地”，②将原本有较多人身自由的封建农民驱掠为奴；或者仍以简单的千户、断事官制度代替宋金已有的百官制度，应付日理万机的军政事务和民事诉讼，这不仅行不通，而且必然引起汉地人民强烈的不适应和反抗，出现所谓的“变异”和动荡，其结果不但会使中原地区的历史倒退，也会使蒙古族业已取得的封建化成果损失殆尽。北魏、辽、金的历史证明，落后民族在征服先进民族以后，如果能在发挥本民族特长的基础上，大力吸收中原汉族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则不仅能使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可以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断进步和长治久安。所以，许衡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行汉法”的主张是符合蒙元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是有益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的。 所谓“汉法”，并不仅仅指中原的汉官仪制度，实质上是指与中原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这个上层建筑，当时的儒士从各个方面为蒙元统治者的行汉法提出了许多具体制度和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确有大部分集中了中原地区王朝统治的先进历史经验，有益于治世。许衡在向忽必烈奏请行汉法的《时务五事》中，就以史为鉴，总结了“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六事”“农桑学校”“慎独”等五事十几项措施，包括了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例如，他要求蒙元统治者为君要先“修德”，“从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事之来，一事之发，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以德治为指归。他指出历史上“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因而统治者要注意“养民”，只有“养民”才能得民心，进而真正拥有天下。他特别提倡君相治道重“农桑”和“学校”，以为重农桑使民有“仓库之积”，重学校使民知“父子君臣之大伦”，这两条是“自古圣君贤相平天下之要道”，“能是二者，则万目皆举；不能此二者，则他皆不可期也”。他说这个道理出自《尚书》的《尧典》、《舜典》，以史为证，“参诸往古，而往古贤圣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而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许衡所总结的如“修德”“养民”“农桑”“学校”等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原汉法治道的精粹，对于蒙元的国家建设显然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许衡讲通变、行汉法的政治策略，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与社会历史观的积极性。他的政治主张，以务实、通变的态度，既汲取历史经验，又结合元朝的社会实际，为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合作找到了比较合适的途径。这不仅有益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对于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既体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智慧，又反映出他为承续儒家礼义文明而敢于坚持的正直和担当。
【作者简介】周少川，男，1954年生，广东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史学史。
罗，女，1978年生，四川宜宾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吴丹】
Abstract： Xu Heng is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of Yuan dynasty. In five times of he participatein politics durning the early years of Yuan Dynasty， his outspoken and constructive words extreme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scal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Yuan Dynasty. His political goal basing on benevolent played a tremendous role to discourage the rulers’s brutal behavior. He put emphasis on the emperor’s cultivating himself and loving the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his courage and insight to secure life and fortune for people. Claiming political strategies to be comprehending and adaptable to the lin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social reality of the Yuan dynasty， he found approaches to resolve ethnic conflicts and strengthen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ities. Any way，he did grea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Key Words： Xu He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olitical Idea， Political Practice
关键词许衡，元初，政治实践，政治主张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0-0010-08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李封村）人，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在金元鼎革纷乱之际，他继承程朱理学，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文化，推行伦理纲常教育，并从笃实践履的角度阐释理学，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立下不朽之功，为元朝培养了大批治国人才。许衡是元代杰出的政治家，他主张在与蒙古贵族的合作中“用夏变夷”，为元廷定官制，立法规，造历律，提倡行汉法，重农桑，使先进的中原文明成为元朝社会发展的强国之本。许衡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主张，为元代的立国规模和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在这方面的历史贡献值得深入探讨和评析。
许衡少怀大志，不满足于“章句之学”。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许衡闻知隐居苏门（今河南辉县）的姚枢传授由赵复北传而来的程朱理学，即赴苏门向姚枢求教。由此他开始接触到程朱的著作和理学思想，并“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①深深地被程朱理学所折服。从34岁到43岁这9年期间，他和窦默、姚枢一起相互讲习、钻研程朱理学，教授生徒。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和礼仪实践，确立了他的学术规模和方向，为今后弘扬理学，救世济民的执政才能奠定了基础。
元宪宗元年（1251年）以后，许衡的好友姚枢、窦默接受蒙古政权的召用而北上。宪宗四年，忽必烈就任秦王，为了在关陕地区推行教化，命廉希宪为宣抚使，征召京兆教授。时在中原早有声名的许衡成为征召对象。任京兆教授的第二年，他又升任京兆提学，直到忽必烈南征时许衡才离秦返回家乡。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不久即征召许衡入朝，自此他开始了在政坛上为元廷出谋献策、参议朝政的阶段。直至他去世前一年的至元十七年（1280年）辞政归乡，二十年间，许衡经历了五度入朝、五次归隐的曲折政治生涯。
第一次入朝。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许衡应召至上都朝见了忽必烈，《考岁略》记载了忽必烈与许衡二人的见面和对话。在这次谈话中，许衡将自己所学孔子之学，擅长“勤力农务，教授童蒙”等情况据实回答。忽必烈召见许衡，确实是想为元廷物色治国之材，虽然这次看来平淡的接见和对话并无什么直接的结果，因许衡不久就回到河北，但是这次召见，他还是给忽必烈留下了务实可取的印象。
第二次入朝。中统二年，忽必烈向窦默征求意见，寻找类如魏征那样的辅政人才。当时朝廷正是以言利进的王文统主政，与主张以礼义为本的窦默、姚枢等人互不相容。于是窦默等人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王文统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世祖问：“然则谁可相者？”窦默答曰：“以臣观之，无如许衡。”①于是这一年三月许衡又被召至上都，准备委以重任。王文统为了架空姚、窦、许三人，奏请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名义上是尊崇此三人，实际上是委以虚衔，让他们远离政治中枢。许衡以为当时仍未行汉法，太子未必能以儒家礼仪尊重师道，“不能，则师道自我废也”。这对于以崇道为己任的许衡而言是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三人力辞，最后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②这是许衡参与朝廷斗争的第一次胜利。不过任命后不久，他便以病为由辞职回乡了。
第三次入朝。中统三年九月，许衡又被召至大都，这次进京他“假馆于道庵中”，除与姚枢、窦默两位挚友时常往返交流之外，其他社会活动很少。在大都逗留了一年多，并未有召见或入朝任职，于是便于至元元年（1264年）辞还怀孟故乡。至元二年十月，忽必烈又召许衡至大都，时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许衡辅佐之，参与中书省事。许衡又以病辞，引起忽必烈的不满。至元三年，忽必烈在檀州的行宫接见许衡时说：“我今召汝无他也，省中事，前虽命汝，意犹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誉汝，想有其实。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国家所以无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谋谟在汝也。……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之。”许衡对答曰：“安童聪悟，且有执持，告之古人言论，悉能领解……但虑中有人间之则难行。”③这段君臣对话，虽反映出忽必烈对许衡以病辞职的不满，但仍对他颇加信任，并予鼓励。许衡表示领命，但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所谓“虑中有人间之”，所虑者则指当时急功近利，以敛财得势的回回权臣阿合马。这次召见后，许衡经过两个月的周密思考，向忽必烈呈上了著名的治国方略《时务五事》，为元朝治国安民的政治目标提出了系统的构想和理论，其中心理念即是“行汉法”的方针。奏疏呈上后，“帝嘉纳之”，此后又有多次上奏。至元四年，许衡确因身体多病，“乃听其归怀”。④本次入朝，是他与元世祖交流最多的一次，并且也得到展示他政治理想的机会，可惜《时务五事》提出的种种治国方略，其后并未得以全面的推行。
第四次入朝。至元五年二月，许衡又奉召入大都，除国子祭酒，并先后与太保刘秉忠、太常卿徐世隆议定朝仪，与刘秉忠、左丞张文谦议定官制。朝仪奏上后，世祖亲临观看，“大悦，举酒赐之”；在制定官制的过程中，他与一些守旧的宗亲大臣展开斗争，坚持既定的原则，也得到了世祖的支持。⑤至元七年，许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这是他仕途中最高的职位，许衡再三恳辞，均不获准，于是只好领职。时阿合马专权，势倾朝野，许衡刚直不阿，上奏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但未能上报。此次入朝，许衡议定朝仪、官制，进拜中书左丞，达到政治事业的顶点，但他仍深感自己的儒学理念与忽必烈在政治上的功利追求很难一致，故再三辞去中书左丞之职，上书曰“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⑥至此，也引起忽必烈的同情，并有意让许衡之子师可代行其职，但许衡以为不可。于是，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辞呈，并于至元八年改任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对这个任命很满意，喜曰：“此吾事也。”⑦从至元八年到至元十七年近十年间，许衡为国子学的教育可谓呕心沥血，他对那些选来的蒙古贵胄子弟“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⑧在他的努力下，国子学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元人苏元爵评价曰，“国学之置，肇自许文正公”，“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门人也”。⑨ 第五次入朝。至元十年，许衡以身体有病，又需回家治办亲丧为由，辞职还乡。家居三年后，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年被召进京，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负责修订历法。⑩元初的历法本沿用金代《大明历》，但因其“日月交食颇差”，{11}历法与天象不符的弊病给生产、生活，乃至军事行动带来诸多不便。后来虽利用西域人札马鲁丁撰进的《万年历》，但也因“岁久浸差”，{12}急需修订。特别是至元十三年元军攻灭南宋后，忽必烈以为海宇混一，更需编订新历。于是诏令许衡、王恂及郭守敬等一批精通历法的儒臣，率领日官分赴各地测验，并稽考历代历法，斟酌去取，创立新法。在许衡的主持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完成新历。世祖忽必烈为新历赐名《授时历》，并于当年十一月颁行全国。①《授时历》集古代历法之优长，将中国天文历法推进到一个新纪元。又在中国古代流行的时间最长，而且也为日本、朝鲜等国所用，影响广泛。许衡在制定《授时历》的过程中不仅有主持之功，而且亲自负责了推明历理，参酌旧历、比较损益的工作，史载“凡研究天道，斟酌损益者，悉付教领之”。②许衡于新历完成后，终因年高多病，于至元十七年还乡，至元十八年（1281年）因病情日重，医治无效而去世。许衡去世后，元廷赐予他很高的荣誉，“大德元年，赠荣禄大夫、司徒，讠益文正。至大二年（1309年），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年），诏从祀孔子庙廷”。③
纵观许衡在元初的政治实践，虽因元朝统治者对推行汉法、任用儒臣的左右摇摆，也因他本为纯儒，不善权术的性格特点，使他在政坛数起数伏，政治抱负未能完全实现。然而他仍利用每次入朝参政的机会，以“建皇极，立民命，继绝学，开太平”④为己任，挺立朝纲，献言建极，为元朝的立国规模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政治贡献和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为元朝提出“行汉法”的政治目标和施仁政、办学校、任贤材、求民心、重农桑、轻赋敛、杜奸邪等一系列政治措施。这些政治蓝图和策略，虽经阿合马等权佞多方抵制而不能全面贯彻，但通过他和一批儒臣的据理力争，仍然取得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元初的政治局面，恢复元初的社会经济发挥了作用，也对元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元中期仁宗恢复科举；英宗奉行儒治，制定《大元通制》；泰定帝开经筵、讲儒学；文宗大兴文事，整顿吏治，编纂《经世大典》等等，都与元初许衡“行汉法”的政治纲领和一系列政治规划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黄宗羲、全祖望等称许衡为“元所藉以立国者也”。⑤二是许衡与刘秉忠、张文谦等人为元朝制定的礼仪、官制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于是我元之宏规，有非三代以下有国家者之可及矣”。⑥这些典章制度不仅对于元朝国家机器的建设和政治秩序的规范发挥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将儒家政治文明的内涵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为行汉法的实施开辟了道路。三是许衡为元朝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政治人才，其“高第弟子，彬彬辈出，致位卿相，为代名臣”。⑦据统计，与许衡的直接培养相关的生徒有四十多位，其中官至宰执者有10人之多。这些门生弟子成为元朝政治的栋梁之材，在元代的中央和地方政治统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又因他们承学于许衡，受儒学文化和许衡的政治理念影响至深，因此成为推行汉法、儒治的重要力量。上述种种，皆可见许衡在元初的政治实践，对元朝政治体制的建设、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民族团结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道德治理想是许衡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他的一切政治主张，都是围绕实现王道德治的政治理想来展开的。也就是说，他以是否实行王道德治，作为衡量治乱盛衰和政治成败的标准。
王道和德治是儒学古老的命题，早在孔子时就提出“为政以德”⑧的政治构想，主张以道德标准作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方针。从德治的要求出发，孔孟提倡推行“王道”，以德治国，以仁义治理天下。与王道相反，先秦法家提出了“霸道”的政治模式，即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元代学者基本继承了朱熹的王道德治学说，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王道德治对于治世兴邦的实质意义和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元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王道德治理论并不是对程朱理学的简单继承，它的思考与发展是与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它是元初儒臣劝导元朝统治者改变蒙古时期多事武功、残酷杀掠政治方针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元代王道德治理论在理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的总结发展，也适应了元朝中期统治者重视“文治”的需要。
许衡王道德治的政治观包含若干内容。首先是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誉“王”毁“霸”。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之坦途，霸道是乱世的祸端。他曾纵论春秋五霸相争历史，极言王道式微、霸道横行之弊端，然后总结说：
世之诋霸者，犹以尚功利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为，横斜曲直莫非祸端。先儒谓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①
只有王道德治才是达到盛世的唯一坦途，除此之外，“举皆荆棘”“举皆祸殃”。由此看出，他誉王毁霸、以王道为治世标准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认为，霸道这种政治模式的问题不仅仅是追求功利，而是存在于国家政治中的方方面面，触处皆成祸端，因此单从功利角度去批评霸道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深责霸道，另一面则将王道德治抬高到至理至善的地位，他说：“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②“诚敬之德是以感人，不用赏赐人而人自然相劝为善，亦不用嗔怒人而人自然畏惧不敢为恶。”③按照他的说法，王道德治从感化入手，自可人心咸服，无往不胜了。
第二，突出“仁政”这一王道德治的核心。元代儒臣针对蒙古统治者在长期征战中对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给人民带来灾难等问题，为了帮助元朝统治者从征战杀掠的武功转移到施行德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轨道上来，在总结历史上王道德治经验时，突出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比如，许衡就借用《易大传》的内容，提出了“元”即“仁”的观点。《周易·乾卦·文言》在解释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是说“元亨利贞”代表着“仁礼义正”四德，君子能行四德便可大吉。许衡巧妙地抓住了“元”与“仁”相配并称的关节点，用以阐述行仁政便得治世的思想。他说： 仁为四德之长，元者善之长。前人训元为广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广大，安能爱敬？安能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仁与元俱包四德，而俱列并称，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义、礼、智、信。④
应该看到，许衡煞费苦心地寻绎经典，反反复复强调“仁”与“元”的密切关系，绝非一般的解经说义，而是意在暗喻：元朝仁政，是早在圣贤经典中就有了定数的。当然，许衡没有停留在引经据典的说教，他又从历史总结的角度，多方阐明了为君治国推行“仁政”的重要。他说：“孔子道：‘一家仁，一国仁。’如尧帝、舜帝行仁，天下皆行仁；桀王、纣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⑤不仅五帝三代时如此，秦汉的历史亦然，“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⑥许衡从历史盛衰的正反结果，提倡以“仁政”为治国之本，这对于元朝稳定统治秩序，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向前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此苏天爵说：“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淳崇文化……而文正之有功于圣世，盖有所不可及焉。”⑦
第三，强调伦理纲常是决定社会治乱和政治成败的基础。儒家的纲常名分思想是王道德治的根基，宋元理学把这种纲常名分的等级秩序上升为天定的自然秩序，是“不易之理”。许衡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在上者必尊之，然后事可得而理。为君长，敬天地、祖宗、鬼神；为百执事，敬事君长；此不易之理也。舍此便逆，便不顺。”⑧他强调上尊下卑的关系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理的规定，违反这种规定就会出现逆乱。为了更详尽地说明纲常名分对治乱兴衰的决定作用，他还说：
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三纲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则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则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妇知妇道，则夫妇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则他事皆可为之。此或未正，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又奚暇他为也。⑨
许衡总括古今历史，论证只有三纲五常正才可为国为政，否则“其变故有不可测知者”，更何谈有治世安邦了。
如何才能更好地实行王道德治呢？许衡运用理学的心性学说，在社会政治领域里，阐明了一系列正君心、求民心的思想。他继承了朱熹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心性学说，认为三代帝王心术正，天理流行，故成王道盛世，后世帝王先要正君心，方能治天下。因此，他强调人君担天下重任，要正身心，不可贪图享乐，务必勤勉谨慎，许衡说：
盖天从至难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娱之也。尧舜以来，圣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诚知天下所畀，至难之任。①
君王不仅要勤勉，还要“小心畏慎”，畏慎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天下大事乃“至难之任”，须小心对付；另一方面当然是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因为“一句言语有差失足以败坏了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时，便可以安定其国”。②人君的身心言行关系国家成败，关系到天下风气的好坏，为了说明这一点，许衡分别以历史上明王、暴君的事例为证。他说：
尧舜之为君，他躬行仁爱于上，天下的人见他所行的是仁，也都去学他行仁，这是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之为君，他自行暴虐于上，天下的人见他所行的是暴，也都去学他行暴，这是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③
人君是天下的表率，君正才能民正，君不正民风自然也就衰败了。许衡把君心和世风正衰、社会治乱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人君修身正心的重要性。
人君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正心”，那么“正心”的基本内容又是什么呢？仍在兵马倥偬、四方未定的元朝初年，许衡就为忽必烈提出了治国方略和“正君心”的基本内容。其曰：
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然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杂属而未一，有以梗我爱，于此为计其亦难矣。自非英睿之君，贤良之佐，未易处也。势虽难制，众虽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虑却顾，因时顺理予之、夺之、进之、退之，内主甚坚，日戛月摩，周还曲折，必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至是则纪纲法度施行有地，天下虽大可不劳而理也。④
许衡的治国方略简要明确，说到底就是以爱心和公心得天下心，而且他认为这个“爱”和“公”就是君心所应具备的基本内容。所谓“爱”，便是爱民，“为人上的爱养那百姓每，当如那慈母保爱小儿一般”。⑤许衡还把“爱”和“仁”联系在一起，他说：“仁者性之至而爱之理也，爱者情之发而仁之用也。”⑥这么说，爱就是仁，就是仁爱之心。
“爱”归于仁，那么“公”是什么呢？许衡说：“公者，人之所以为仁之道也……仁者，人之心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而公，公则仁。”⑦根据他的说法，“公”就是要克己之私欲以行仁，因此“公”也即仁。许衡将爱心和公心都归结于“仁”，这就正如他所说过的：“为人君止于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⑧爱心、公心归于仁，说明“正君心”的目的是要人君行仁政。这样，许衡“正君心”的思想就和他在社会历史领域所主张的以王道德治为盛衰标准的思想达成一致，从而形成合乎逻辑发展的完整体系。即人君有爱心和公心，便能施行仁政，仁政得以实施，自可臻于盛世。许衡这些思想的阐发，不仅是对宋儒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元初政治形势的迫切需要，因此他在论述“正君心”的基本内容后，特别分析了开国之初，“重臣挟功而难制”“小民杂属而未一”等困难环境，强调人君在恶劣环境中修身正心需“内主甚坚”，要有“日戛月摩，周还曲折，必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的毅力。由此看来，他对于开国之君和守成之君的“正心”环境和要求是有不同设定的。
许衡提出以爱心、公心得天下心，天下心即民心。因此，他在讨论“正君心”的时候，常常把能否“得民心”看作是否“正君心”的标准。他说：
必知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也，一动也，举可以为天下法；一赏也，一罚也，举可以合天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为人君者不喜闻过，为人臣者不敢尽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则其难得亦固宜。⑨ 他把“民心”得失作为“君心”正否的标准，“君心”正则“民心”不求自得；“君心”不正则“民心”欲求亦难。他还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比如秦失民心，是由于始皇残暴，“秦之苦天下久矣”；汉得民心，尤其文帝时更是人心翕然，为什么呢？他分析道：
（文帝）专以养民为务。其忧也，不以己之忧为忧，而以天下之忧为忧；其乐也，不以己之乐为乐，而以天下之乐为乐。今年下诏劝农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诏减租税也，虑民用之或乏。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①
许衡在这里想着重说明汉文帝能得民心，是由于“君心”正，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关爱民生民用，所以宜得民心也。将“民心”得失作为正“君心”的检验标准，是从心性学说的角度，对于统治者进一步提出了重民的要求，因而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
为了达到王道德治的政治目标，许衡一方面结合历史事实，强调了“正君心”和“得民心”的重要性，发展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一方面对君王提出了严于律己，以公心施政、以仁心爱民的要求。这些不仅有助于从政治观上深入认识社会盛衰治乱的原因，也为元朝政治向好的方面转化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反映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睿识和为民立命的勇气。
许衡的政治思想中，具有鲜明的通变观念。他在理学认识的基础上，从求理与合理的要求出发，提出了通变以合理的思想。许衡在探求治乱兴衰之理时，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天命史观色彩，但从总的思想认识来看，他并不认为人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指出在合理的前提下，只要以通变精神行事，适时应势的进行变革，就可以促成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进步。许衡说：
五帝之禅，三代之继，皆数然也。其间有如尧舜有子之不肖，变也。尧舜能通之以揖逊，而不能使己之无丹朱、商均。汤武遇君之无道，变也。汤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无桀、纣。圣人遇变而通之，亦惟达于自然之数，一毫之己私无与也。②
他认为社会历史过程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这便是“数”，所谓“数”其实就是决定事物发展“所以然”和“所当然”之“理”。“变”是变异，历史的变动发展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如尧舜不能避免不肖之子，汤武不能避免无道之君一样。但是在历史变动转化的大势下，人又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他们可以顺应社会变动的趋势，“遇变而通之”，推动社会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尧舜通过禅让，保证了五帝时期盛世的延续；汤武发动对桀纣的讨伐，分别建立了强大商朝和周朝。许衡在列举历史上遇变而通的事实时，特别强调了通变的依据在“达于自然之数”，也就是说，通变不能杂以“一毫之己私”、不是在个人意愿驱使下的盲目行动，而是顺应发展大势的合“理”变革。许衡的通变思想指出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绝对意义，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在“理”的规范下，顺应潮流，及时变革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是通过总结历史上变革进化的宝贵经验，说服元朝统治者要适应中原社会的实际情况，改变蒙古旧俗，采用汉法，以保证元代社会的稳定发展。他的通变观念不仅是观察历史的思想，又是思考时代变革的观点，特别是在元朝这样一个民族新组合，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种思想显得尤其可贵。
从通变观念出发，许衡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向元朝统治者阐述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具体内容。应当指出，许衡提出“行汉法”的政治策略，是以民族平等的思想为基础的。早在中统之前，许衡就追随忽必烈，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历史背景一直有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对于蒙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也有比较正确的看法。他以同父母兄弟间的争吵为喻，批评民族间的分裂、隔阂，他说：“元者善之长也，先儒训为大，徐思之意味深长。盖不大则藩篱窘束，一膜之外，使为胡越，其乖隔分争，无有已时何者？所以善大，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无所往而不为善也。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③这里从“至元”或“元朝”的“元”入手训释引申，表达了不分胡越，民族团结；天下一家，一视同仁之义，浅显明了而蕴意深刻。许衡正是在“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等民族平等的思想基础上，决意辅助崇礼好儒的忽必烈，积极推行“汉法”的。在忽必烈第四次召见他时，许衡经过深思熟虑，在长篇奏疏中引古证今，论述了“行汉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说：
国朝土宇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以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①
首先，许衡认为国朝土宇辽阔，民各有俗，孰优孰劣，实难论定，这是从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民族风俗的差异。但是如果从政治制度来讲，即“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为什么呢？他以历史事实为证，指出北魏、辽、金等朝能用汉法，于是“历年最多”；相反，不用汉法者，“皆乱亡相继”，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十六国时除前秦之外，不行汉法诸国无不短祚。因此，行不行汉法关系到国家兴亡，其重要意义岂非“昭昭可见也”。接着，许衡又从一般事理出浅入深地说明行汉法的必要性。他指出，国朝远在漠北时，自可不用汉法；但如今“奄有中夏”，就不能用原来统治蒙古部落的方法来统治中原汉族的广大地区了。其中道理就如陆路靠车子、水路靠舟船，北食凉性、南食热性一样，适者能行、适者生存；如果违反事理，不仅行不通，而且可能出现“变异”。许衡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历史的客观实际的，由于蒙古族从漠北兴起的时间还不太长，虽然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封建，但还存在着奴隶制残余，相比中原和江南积累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准来说，蒙古族的各个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一定要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来管理汉族统治区，如“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将中原已有的先进农耕生产技术退回到生放的游牧生产；或者“孥人妻女，取财货，兼土地”，②将原本有较多人身自由的封建农民驱掠为奴；或者仍以简单的千户、断事官制度代替宋金已有的百官制度，应付日理万机的军政事务和民事诉讼，这不仅行不通，而且必然引起汉地人民强烈的不适应和反抗，出现所谓的“变异”和动荡，其结果不但会使中原地区的历史倒退，也会使蒙古族业已取得的封建化成果损失殆尽。北魏、辽、金的历史证明，落后民族在征服先进民族以后，如果能在发挥本民族特长的基础上，大力吸收中原汉族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则不仅能使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而且可以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断进步和长治久安。所以，许衡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行汉法”的主张是符合蒙元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是有益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的。 所谓“汉法”，并不仅仅指中原的汉官仪制度，实质上是指与中原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这个上层建筑，当时的儒士从各个方面为蒙元统治者的行汉法提出了许多具体制度和措施，这些制度和措施，确有大部分集中了中原地区王朝统治的先进历史经验，有益于治世。许衡在向忽必烈奏请行汉法的《时务五事》中，就以史为鉴，总结了“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六事”“农桑学校”“慎独”等五事十几项措施，包括了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例如，他要求蒙元统治者为君要先“修德”，“从古者《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事之来，一事之发，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以德治为指归。他指出历史上“秦楚残暴，故天下叛之；汉政宽仁，故天下归之”，因而统治者要注意“养民”，只有“养民”才能得民心，进而真正拥有天下。他特别提倡君相治道重“农桑”和“学校”，以为重农桑使民有“仓库之积”，重学校使民知“父子君臣之大伦”，这两条是“自古圣君贤相平天下之要道”，“能是二者，则万目皆举；不能此二者，则他皆不可期也”。他说这个道理出自《尚书》的《尧典》、《舜典》，以史为证，“参诸往古，而往古贤圣之言无不同；验之历代，而历代治乱之迹无不合。”许衡所总结的如“修德”“养民”“农桑”“学校”等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原汉法治道的精粹，对于蒙元的国家建设显然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许衡讲通变、行汉法的政治策略，反映了他政治思想与社会历史观的积极性。他的政治主张，以务实、通变的态度，既汲取历史经验，又结合元朝的社会实际，为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合作找到了比较合适的途径。这不仅有益于蒙汉等多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共同提高，对于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既体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智慧，又反映出他为承续儒家礼义文明而敢于坚持的正直和担当。
【作者简介】周少川，男，1954年生，广东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史学史。
罗，女，1978年生，四川宜宾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吴丹】
Abstract： Xu Heng is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of Yuan dynasty. In five times of he participatein politics durning the early years of Yuan Dynasty， his outspoken and constructive words extreme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scal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Yuan Dynasty. His political goal basing on benevolent played a tremendous role to discourage the rulers’s brutal behavior. He put emphasis on the emperor’s cultivating himself and loving the people， which represented his courage and insight to secure life and fortune for people. Claiming political strategies to be comprehending and adaptable to the lin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social reality of the Yuan dynasty， he found approaches to resolve ethnic conflicts and strengthen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ities. Any way，he did grea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Key Words： Xu He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olitical Idea， Political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