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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英国迪斯累里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俄土战争爆发后，迪斯累里被迫调整策略，直接参与对士的瓜分。基于此，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内的任何动乱特别敏感。迪斯累里政府和自由派领袖格拉斯顿对1876年的保加利亚惨案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和不同的政策主张，反映了迫斯累里在“东方问题”上的短视和格拉斯顿自由主义的先见之明及其对大英帝国长远利益的把握。
[关键词]近东危机，格拉斯顿，迪斯累里，保加利亚惨案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60-05
格拉斯顿和迪斯累里都是19世纪英国政坛辉煌一时的人物，被称作是维多利亚时代政坛的两位巨人，对19世纪的英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塞顿—沃森(R.Seton－Watson)认为，“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迪斯累里属于历史的神话”；而“随后整部近东的历史见证了格拉斯顿预言式的先见之明”。比较两位政治家对1876年保加利亚惨案的不同反应，对理解19世纪英国的近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东危机与英国的政策
19世纪的欧洲弥漫着东方问题的幽灵。围绕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生了三次危机。英法俄帮助希腊在20年代获得独立。二十年后，英、法因埃及几乎开战。最后一次是1854年，欧洲发生了自拿破仑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英法联手使奥斯曼帝国免于被俄国肢解。此后的土耳其相对平静，在镇压和无能的政策之间摇摆。但是，它残暴地对待被统治的少数民族觉醒的民族主义力量预示着其糟糕的未来。土耳其的确成为欧洲的病人，更不幸的是，它似乎得了不治之症。到了70年代，这个病人的情况突然“恶化”。
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起义标志着近东危机(1875—1878)的爆发。英国是此次危机中卷得最深的大国之一，整个1875年下半年和1876年初，它紧张地注视着东方形势的迅速恶化。英国勉强支持欧洲最初的反应——1875年12月的《安德拉西照会》(The Andrassy Note)——呼吁奥斯曼帝国进行内部改革。随后，英国拒绝接受由俄德奧三国起草的要求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与起义者实现停火的《柏林备忘录》。迪斯累里拒绝《柏林备忘录》的依据是认为它偏祖起义者一方，对土耳其不公平，不仅不会结束起义，而且可能会鼓励起义者继续战斗。然而，迪斯累里拒绝备忘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俄国的不信任，他不愿看到俄国势力伸入巴尔干半岛，加之不满东方三国没有邀请他平等地参与讨论。迪斯累里粗暴地对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说(C.Shuvalov)：“三皇同盟国家开始把英国视同门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一样。”另外，土耳其政局的变动、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上升也是其拒绝备忘录的另一原因。
近东是英俄外交目标的完全重合点。长期以来，俄国对外政策的中心是不惜一切代价沿黑海向南扩张至土耳其。同时，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泛斯拉夫主义有力地把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中处境艰难的民族联结在一起。这些民族信奉东正教，有普遍的倾俄罗斯情绪。英国在整个东方危机中的政策出发点是保证对印度的控制。在迪斯累里看来，只有锁住黑海海峡，把俄国舰队关在黑海之中，才能真正保证苏伊士运河和印度之路的安全。如果俄国打开海峡，将对印度之路构成极大威胁。土耳其控制海峡可以让英国舰队自由进入黑海，抵制俄国对印度的进攻，土耳其的亚洲领土形成阻止俄国势力向东地中海和陆上扩张的天然屏障。苏伊士运河通航增强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因此，迪斯累里要竭力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保证英国对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控制。基于此，英国对奧斯曼帝国内的任何动乱特别敏感，尤其当动乱牵扯到俄国时。
二、围绕保加利亚惨案的斗争
1875年5月，就在英国收到并拒绝《柏林备忘录》的时候，保加利亚发生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土耳其的非正规部队以极其残暴的方式进行镇压，杀死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保加利亚居民，人数在1～2.5万人之间，数个村庄被毁，造成骇人听闻的“保加利亚惨案”。6月，英国的自由党喉舌《每日新闻》报首次披露了屠杀事件的信息。以此为发端，随着越来越多的关于惨案真相的报告公之于众，特别是记者麦克高罕(M.MacColl)发自现场的一系列报道，极大地震撼了英国民众的道德情感，消息一传到伦敦，维多利亚中期那种对道德的崇尚给公众对土耳其暴行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而政府在惨案发生后仍然支持苏丹政府的态度，更激起英国民众的愤慨，从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残酷暴行的“保加利亚运动”。
近东危机爆发之初，迪斯累里坚决反对巴尔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要求，并将波斯尼亚与爱尔兰相提并论，认为“与民族混杂的波斯尼亚的可笑自治相比，就连爱尔兰的自治也显得不那么荒谬了”。迪斯累里的这种观点使他在惨案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为土耳其的暴行辩护。他支持土耳其拒不接受《柏林备忘录》。并且为防止俄国在海峡立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派遣军舰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贝西加湾。在了月份面对公众舆论和议会下院中反对派强烈质疑时，他对土耳其的暴行持怀疑态度，戏谑为：“我相信，土耳其几乎从未使用过酷刑，但是通常用比较迅速的方式来结束他们与罪犯之间的瓜葛。”在议会答辩中，迪斯累里竟然为惨案的元凶哥萨克人开脱，声称不能把野蛮和残暴行为的不誉之词加在他们的头上。他怀疑报道的准确性，把骚动看成是自由党为倒戈政府而蓄意策动的一场蛊惑人心的宣传。直到7月底，迪斯累里仍称对惨案予以同情是滑稽的，他轻蔑地把关于惨案的报道斥之为“保加利亚无名氏传来的咖啡馆里的胡扯”。
相反，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源自道德的愤慨情绪迅速进发出来。这位“伟大的老人”在被土耳其暴行激怒的同时，迪斯累里的漠视也促使他从半退休的状态下重新投入已退出的事业中，他猛烈抨击土耳其和国内保守党政府。格拉斯顿在议会攻击迪斯累里的政策是“我所知的最自私和最愚蠢的。从帕麦斯顿开始的这种自私与愚蠢今年在迪斯累里这儿有了十倍的发展”。迪斯累里不可原谅地纵容了惨案的凶手。1876年9月，格拉斯顿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怖与东方问题》出版，这是一本经典的政治漫骂著作。格拉斯顿在书中谴责土耳其：“令人憎恶的野兽般的贪欲……地狱几乎要对之感到惭愧”，之后他抨击迪斯累里对土耳其暴行无耻的宽恕。既而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政策：英国要远离支持奥斯曼帝国，应该寻求把土耳其从欧洲的土壤中抹去(“浸透着鲜血散发着血腥的土壤”)。他嘲笑土耳其官员怪异的头衔，如穆迪厄(Mudirs)、帕夏(Pashas)等，指出解决东方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土耳其人完全赶出保加利亚，并 大声疾呼：“让土耳其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从被其蹂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把保加利亚运动推向高潮。
三、近东危机的解决
英国是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最忠实的保护者，面对以格拉斯顿为首的自由党的猛烈抨击和公众的抗议浪潮，完全可以料到迪斯累里不会理睬格拉斯顿的呼吁。他在近东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政策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就是保证大英帝国的“威望与影响”。迪斯累里采取的策略是以攻为守，经过一系列的反击，到10月份，英国国内关于土耳其的公众舆论倾向已经转变，反土情绪逐渐平息而反俄情绪不断增长。自由党内部的反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1877年5月，迪斯累里与格拉斯顿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斗争告一段落。
如前所述，迪斯累里注重维持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政策——支持土耳其对巴尔干各省的统治，防止俄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打破欧洲均势。这个思想自1815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为了保护土耳其与俄国开战。1878年，迪斯累里几乎第二次把英国引向与俄国的直接冲突。当年1月，他命令英国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一行动被格拉斯顿谴责为：“战争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迪斯累里政府当时已经获得600万英镑的战争拨款，而且在3月份他命令预备部队进行动员。甚至在1878年6月柏林会议期间，当谈判临时受挫时，他又一次不惜以战争相威胁要退出会议。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实际上他当时已经让私人秘书为英国代表团安排好了回国的专列，此举无疑是要让俄国相信他不是在虚张声势。
俄土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根本不能保证其首都不被占领，更谈不上维护印度之路的安全。而如果土耳其解体，俄国成为近东霸主，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迪斯累里调整了政策，直接插手东方问题，参与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1878年3月，俄国把《圣斯蒂法诺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政府，冲突最终得以避免。根据这个条约，保加利亚获得独立，并规定了大保加利亚的边界范围，允许新成立的大保加利亚国不仅可以进入黑海，而且可以进入爱琴海。这一结果将使大保加利亚国控制巴尔干的东南部分；而且，由于迪斯累里担心俄国支持其独立，大保加利亚可能会成为俄国的附庸国，从而成为其在近东实现霸权的工具。1878年夏季，在柏林会议上，英国联合法国、普鲁士和奧国迫使俄国同意分割独立的大保加利亚领土，并否定了其进入爱琴海的权利(见下表)。当迪斯累里返回伦敦时，他声称已经获得了“光荣的和平”。
四、格拉斯顿与迪斯累里的付的得失
迪斯累里常被赞誉为帕麦斯顿式的冷静的大英帝国利益维护者。博拉福德(S.Bradford)认为，迪斯累里在柏林会议上“以老练的外交技巧和维护大英帝国的决心，在每一个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都获得了胜利”。相反，格拉斯顿常被看做是一位过分乐观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他把同情保加利亚人的不幸放在遏制俄国扩张的战略需要之前，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情感和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激情而非对英国利益实用主义的评判。
但实际上，格拉斯顿的行动中有更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考虑。尽管在5月中旬有关暴行的可靠报告已经传到伦敦，并且到7月份，英国国内的抗议活动已经全面展开，但是此时的格拉斯顿的反应却异常缓慢。在8月议会开幕之前，自由党对群众性的保加利亚运动基本保持沉默。此前，格拉斯顿已于1875年宣布退休。他甚至婉言谢绝自由党议员邀请他在7月27日反暴行的会议上发言。在7月31日的下院演讲中，他仅捎带谈到这一问题，他的谨慎让支持者们感到失望。此后不久，他似乎逐渐意识到到利用这一事件的政治可能。1876年8月7日，他在写给格兰维利(Lord Granville)伯爵的信中说：“作为一个政党问题，这一事件没有提供卑鄙的材料……我希望东方问题这口巨镬不停地沸腾，我认为在政治上如果没有激情就很难有好结果，现在出现了多年来第一次善良的激情。”8月18日，工人们要举行集会支持保加利亚人的声明，以及几天后传出的组织者的支持建议，使格拉斯顿相信这个问题中具有某种政治利益。随后他写了那本著名的小册子，此时距惨案发生已过去了近4个月。因此，格拉斯顿参加并领导保加利亚运动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一时感情用事。格拉斯顿接受了浪潮般的公众舆论，而且，这种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而对实现既定目标极为有利。因此，正如善农(R.Shannon)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其说是格拉斯顿煽动了公众的情绪，不如说公众的道德激情刺激了格拉斯顿。”
无论如何，在保加利亚惨案问题上，以“人道主义”为号召的格拉斯顿是非常明智的。民族间的人道主义情感以及民族主义者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真正的政治力量。迪斯累里显然失去了这些力量的支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力量。迪斯累里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这些‘惨案’运动，我们已经非常荣耀地给英国带来和平并且使全欧洲都满意了。”
迪斯累里的主要目标，维持土耳其的完整，将来获得对抗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坚实堡垒，最终全部落空。尽管《柏林条约》规定土耳其仍然拥有它的巴尔干领土，但在这个遥遥欲坠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却遭受了严重的削弱。英国、法国和奥国迫使俄国让出部分利益，但是他们也各自为自己攫取一份赃物：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奥国被允许占领波斯尼亚，突尼斯归法国。迪斯累里的政策与支持土耳其的目标相去甚远。相反，却使土耳其被进一步肢解，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大大小于英国曾竭力反对的俄国强加给它的《圣斯蒂法诺条约》所规定的范围。迪斯累里希望保持一个对抗俄国将来在巴尔干扩张的强大屏障，也因他的两个主要失误而落空。
首先，他短视地认为独立的保加利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的附庸。如果只有俄国支持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事业，那么他们当然将依赖俄国。对英国来说，最好的防范办法也是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事业，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只去感激俄国。这种手段早在此前半个世纪就被坎宁用过，却被迪斯累里忽略了。 刚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独立的保加利亚人再不愿遭受另一个暴政的蹂躏。因此，格拉斯顿在1876年支持保加利亚人的立场对于英国来说，不仅是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为，而是要远胜过迪斯累里政策的效果。格拉斯顿认识到，如果巴尔干地区存在一个强大的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网络，将构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来抵御俄国的扩张，远比延长腐朽堕落的奧斯曼帝国存在的政策有效。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再次肯定了格拉斯顿十年前的远见。1885年，当在柏林会议上为缩减大保加利亚面积而分裂出来的东鲁米尼亚省要求与保加利亚合并时，人们预料俄国会表示欢迎，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在1878年所希望的恢复“大保加利亚”。然而，俄国实际上反对合并，要求维持七年前自己不愿接受的《柏林条约》，因为保加利亚此时已逐渐摆脱俄国的影响。
其次，他未能完全理解从埃及购买苏伊士运河公司大部分股票的含义。随着苏伊士运河在1S69年开通，传统的“君士坦丁堡是通向印度的钥匙”信条已经过时了。一旦英国获得控制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就更没有理由继续保护君士坦丁堡。苏伊士运河南北相距近千英里，通往印度的航线无需靠近君士坦丁堡。对此，索尔斯伯里(B.Salisbury)评论说：“把君士坦丁堡视为通往印度的钥匙的人们正在用一张比例太小的地图。”
索尔斯伯里后来承认，格拉斯顿对保加利亚的支持是高明的，它实际上代表着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对土政策。土耳其最终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中东的“坛坛罐罐”都被清除出去，而英国的武力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英国支持把土耳其几乎完全排除出欧洲；1914年英国已与俄国结盟并与土耳其交战；1915年3月，当英国和奥斯曼军队在格利博卢准备残酷的登陆决战时，英法俄三国同意在打败土耳其后，将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这一协议因俄国于1917年12月退出战争、单独与同盟国签订和约而失效。同月，艾伦比(Allenby)将军率领的英军占领耶路撒冷，标志着土耳其在中东势力的瓦解。
当然，格拉斯顿和迪斯累里都无法预见四十年后的结局。但是，格拉斯顿在1876年超越时代的政策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地合乎伦理。而且表现出了对英国长远利益的准确把握。而迪斯累里尽管在短期内赢得了声望，但他却仍然停留在过时的欧洲国际关系思维中。
[作者简介]马晓云，男，1975年生，安徽天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2005级硕士。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近东危机，格拉斯顿，迪斯累里，保加利亚惨案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1-0060-05
格拉斯顿和迪斯累里都是19世纪英国政坛辉煌一时的人物，被称作是维多利亚时代政坛的两位巨人，对19世纪的英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塞顿—沃森(R.Seton－Watson)认为，“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者的迪斯累里属于历史的神话”；而“随后整部近东的历史见证了格拉斯顿预言式的先见之明”。比较两位政治家对1876年保加利亚惨案的不同反应，对理解19世纪英国的近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近东危机与英国的政策
19世纪的欧洲弥漫着东方问题的幽灵。围绕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生了三次危机。英法俄帮助希腊在20年代获得独立。二十年后，英、法因埃及几乎开战。最后一次是1854年，欧洲发生了自拿破仑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英法联手使奥斯曼帝国免于被俄国肢解。此后的土耳其相对平静，在镇压和无能的政策之间摇摆。但是，它残暴地对待被统治的少数民族觉醒的民族主义力量预示着其糟糕的未来。土耳其的确成为欧洲的病人，更不幸的是，它似乎得了不治之症。到了70年代，这个病人的情况突然“恶化”。
1875年7月，黑塞哥维那起义标志着近东危机(1875—1878)的爆发。英国是此次危机中卷得最深的大国之一，整个1875年下半年和1876年初，它紧张地注视着东方形势的迅速恶化。英国勉强支持欧洲最初的反应——1875年12月的《安德拉西照会》(The Andrassy Note)——呼吁奥斯曼帝国进行内部改革。随后，英国拒绝接受由俄德奧三国起草的要求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与起义者实现停火的《柏林备忘录》。迪斯累里拒绝《柏林备忘录》的依据是认为它偏祖起义者一方，对土耳其不公平，不仅不会结束起义，而且可能会鼓励起义者继续战斗。然而，迪斯累里拒绝备忘录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俄国的不信任，他不愿看到俄国势力伸入巴尔干半岛，加之不满东方三国没有邀请他平等地参与讨论。迪斯累里粗暴地对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说(C.Shuvalov)：“三皇同盟国家开始把英国视同门的内哥罗和波斯尼亚一样。”另外，土耳其政局的变动、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势力上升也是其拒绝备忘录的另一原因。
近东是英俄外交目标的完全重合点。长期以来，俄国对外政策的中心是不惜一切代价沿黑海向南扩张至土耳其。同时，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泛斯拉夫主义有力地把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中处境艰难的民族联结在一起。这些民族信奉东正教，有普遍的倾俄罗斯情绪。英国在整个东方危机中的政策出发点是保证对印度的控制。在迪斯累里看来，只有锁住黑海海峡，把俄国舰队关在黑海之中，才能真正保证苏伊士运河和印度之路的安全。如果俄国打开海峡，将对印度之路构成极大威胁。土耳其控制海峡可以让英国舰队自由进入黑海，抵制俄国对印度的进攻，土耳其的亚洲领土形成阻止俄国势力向东地中海和陆上扩张的天然屏障。苏伊士运河通航增强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因此，迪斯累里要竭力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保证英国对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的控制。基于此，英国对奧斯曼帝国内的任何动乱特别敏感，尤其当动乱牵扯到俄国时。
二、围绕保加利亚惨案的斗争
1875年5月，就在英国收到并拒绝《柏林备忘录》的时候，保加利亚发生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土耳其的非正规部队以极其残暴的方式进行镇压，杀死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保加利亚居民，人数在1～2.5万人之间，数个村庄被毁，造成骇人听闻的“保加利亚惨案”。6月，英国的自由党喉舌《每日新闻》报首次披露了屠杀事件的信息。以此为发端，随着越来越多的关于惨案真相的报告公之于众，特别是记者麦克高罕(M.MacColl)发自现场的一系列报道，极大地震撼了英国民众的道德情感，消息一传到伦敦，维多利亚中期那种对道德的崇尚给公众对土耳其暴行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而政府在惨案发生后仍然支持苏丹政府的态度，更激起英国民众的愤慨，从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残酷暴行的“保加利亚运动”。
近东危机爆发之初，迪斯累里坚决反对巴尔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要求，并将波斯尼亚与爱尔兰相提并论，认为“与民族混杂的波斯尼亚的可笑自治相比，就连爱尔兰的自治也显得不那么荒谬了”。迪斯累里的这种观点使他在惨案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为土耳其的暴行辩护。他支持土耳其拒不接受《柏林备忘录》。并且为防止俄国在海峡立足，借口保护侨民安全，派遣军舰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贝西加湾。在了月份面对公众舆论和议会下院中反对派强烈质疑时，他对土耳其的暴行持怀疑态度，戏谑为：“我相信，土耳其几乎从未使用过酷刑，但是通常用比较迅速的方式来结束他们与罪犯之间的瓜葛。”在议会答辩中，迪斯累里竟然为惨案的元凶哥萨克人开脱，声称不能把野蛮和残暴行为的不誉之词加在他们的头上。他怀疑报道的准确性，把骚动看成是自由党为倒戈政府而蓄意策动的一场蛊惑人心的宣传。直到7月底，迪斯累里仍称对惨案予以同情是滑稽的，他轻蔑地把关于惨案的报道斥之为“保加利亚无名氏传来的咖啡馆里的胡扯”。
相反，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源自道德的愤慨情绪迅速进发出来。这位“伟大的老人”在被土耳其暴行激怒的同时，迪斯累里的漠视也促使他从半退休的状态下重新投入已退出的事业中，他猛烈抨击土耳其和国内保守党政府。格拉斯顿在议会攻击迪斯累里的政策是“我所知的最自私和最愚蠢的。从帕麦斯顿开始的这种自私与愚蠢今年在迪斯累里这儿有了十倍的发展”。迪斯累里不可原谅地纵容了惨案的凶手。1876年9月，格拉斯顿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怖与东方问题》出版，这是一本经典的政治漫骂著作。格拉斯顿在书中谴责土耳其：“令人憎恶的野兽般的贪欲……地狱几乎要对之感到惭愧”，之后他抨击迪斯累里对土耳其暴行无耻的宽恕。既而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政策：英国要远离支持奥斯曼帝国，应该寻求把土耳其从欧洲的土壤中抹去(“浸透着鲜血散发着血腥的土壤”)。他嘲笑土耳其官员怪异的头衔，如穆迪厄(Mudirs)、帕夏(Pashas)等，指出解决东方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土耳其人完全赶出保加利亚，并 大声疾呼：“让土耳其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从被其蹂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把保加利亚运动推向高潮。
三、近东危机的解决
英国是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最忠实的保护者，面对以格拉斯顿为首的自由党的猛烈抨击和公众的抗议浪潮，完全可以料到迪斯累里不会理睬格拉斯顿的呼吁。他在近东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政策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就是保证大英帝国的“威望与影响”。迪斯累里采取的策略是以攻为守，经过一系列的反击，到10月份，英国国内关于土耳其的公众舆论倾向已经转变，反土情绪逐渐平息而反俄情绪不断增长。自由党内部的反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1877年5月，迪斯累里与格拉斯顿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斗争告一段落。
如前所述，迪斯累里注重维持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政策——支持土耳其对巴尔干各省的统治，防止俄国在该地区的扩张打破欧洲均势。这个思想自1815年以来一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为了保护土耳其与俄国开战。1878年，迪斯累里几乎第二次把英国引向与俄国的直接冲突。当年1月，他命令英国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一行动被格拉斯顿谴责为：“战争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迪斯累里政府当时已经获得600万英镑的战争拨款，而且在3月份他命令预备部队进行动员。甚至在1878年6月柏林会议期间，当谈判临时受挫时，他又一次不惜以战争相威胁要退出会议。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实际上他当时已经让私人秘书为英国代表团安排好了回国的专列，此举无疑是要让俄国相信他不是在虚张声势。
俄土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根本不能保证其首都不被占领，更谈不上维护印度之路的安全。而如果土耳其解体，俄国成为近东霸主，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迪斯累里调整了政策，直接插手东方问题，参与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1878年3月，俄国把《圣斯蒂法诺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政府，冲突最终得以避免。根据这个条约，保加利亚获得独立，并规定了大保加利亚的边界范围，允许新成立的大保加利亚国不仅可以进入黑海，而且可以进入爱琴海。这一结果将使大保加利亚国控制巴尔干的东南部分；而且，由于迪斯累里担心俄国支持其独立，大保加利亚可能会成为俄国的附庸国，从而成为其在近东实现霸权的工具。1878年夏季，在柏林会议上，英国联合法国、普鲁士和奧国迫使俄国同意分割独立的大保加利亚领土，并否定了其进入爱琴海的权利(见下表)。当迪斯累里返回伦敦时，他声称已经获得了“光荣的和平”。
四、格拉斯顿与迪斯累里的付的得失
迪斯累里常被赞誉为帕麦斯顿式的冷静的大英帝国利益维护者。博拉福德(S.Bradford)认为，迪斯累里在柏林会议上“以老练的外交技巧和维护大英帝国的决心，在每一个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都获得了胜利”。相反，格拉斯顿常被看做是一位过分乐观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他把同情保加利亚人的不幸放在遏制俄国扩张的战略需要之前，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情感和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激情而非对英国利益实用主义的评判。
但实际上，格拉斯顿的行动中有更多的政治现实主义考虑。尽管在5月中旬有关暴行的可靠报告已经传到伦敦，并且到7月份，英国国内的抗议活动已经全面展开，但是此时的格拉斯顿的反应却异常缓慢。在8月议会开幕之前，自由党对群众性的保加利亚运动基本保持沉默。此前，格拉斯顿已于1875年宣布退休。他甚至婉言谢绝自由党议员邀请他在7月27日反暴行的会议上发言。在7月31日的下院演讲中，他仅捎带谈到这一问题，他的谨慎让支持者们感到失望。此后不久，他似乎逐渐意识到到利用这一事件的政治可能。1876年8月7日，他在写给格兰维利(Lord Granville)伯爵的信中说：“作为一个政党问题，这一事件没有提供卑鄙的材料……我希望东方问题这口巨镬不停地沸腾，我认为在政治上如果没有激情就很难有好结果，现在出现了多年来第一次善良的激情。”8月18日，工人们要举行集会支持保加利亚人的声明，以及几天后传出的组织者的支持建议，使格拉斯顿相信这个问题中具有某种政治利益。随后他写了那本著名的小册子，此时距惨案发生已过去了近4个月。因此，格拉斯顿参加并领导保加利亚运动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一时感情用事。格拉斯顿接受了浪潮般的公众舆论，而且，这种舆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而对实现既定目标极为有利。因此，正如善农(R.Shannon)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其说是格拉斯顿煽动了公众的情绪，不如说公众的道德激情刺激了格拉斯顿。”
无论如何，在保加利亚惨案问题上，以“人道主义”为号召的格拉斯顿是非常明智的。民族间的人道主义情感以及民族主义者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真正的政治力量。迪斯累里显然失去了这些力量的支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力量。迪斯累里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这些‘惨案’运动，我们已经非常荣耀地给英国带来和平并且使全欧洲都满意了。”
迪斯累里的主要目标，维持土耳其的完整，将来获得对抗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坚实堡垒，最终全部落空。尽管《柏林条约》规定土耳其仍然拥有它的巴尔干领土，但在这个遥遥欲坠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却遭受了严重的削弱。英国、法国和奥国迫使俄国让出部分利益，但是他们也各自为自己攫取一份赃物：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奥国被允许占领波斯尼亚，突尼斯归法国。迪斯累里的政策与支持土耳其的目标相去甚远。相反，却使土耳其被进一步肢解，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大大小于英国曾竭力反对的俄国强加给它的《圣斯蒂法诺条约》所规定的范围。迪斯累里希望保持一个对抗俄国将来在巴尔干扩张的强大屏障，也因他的两个主要失误而落空。
首先，他短视地认为独立的保加利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俄国的附庸。如果只有俄国支持巴尔干基督教徒的事业，那么他们当然将依赖俄国。对英国来说，最好的防范办法也是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事业，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只去感激俄国。这种手段早在此前半个世纪就被坎宁用过，却被迪斯累里忽略了。 刚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独立的保加利亚人再不愿遭受另一个暴政的蹂躏。因此，格拉斯顿在1876年支持保加利亚人的立场对于英国来说，不仅是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为，而是要远胜过迪斯累里政策的效果。格拉斯顿认识到，如果巴尔干地区存在一个强大的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网络，将构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堡垒来抵御俄国的扩张，远比延长腐朽堕落的奧斯曼帝国存在的政策有效。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再次肯定了格拉斯顿十年前的远见。1885年，当在柏林会议上为缩减大保加利亚面积而分裂出来的东鲁米尼亚省要求与保加利亚合并时，人们预料俄国会表示欢迎，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在1878年所希望的恢复“大保加利亚”。然而，俄国实际上反对合并，要求维持七年前自己不愿接受的《柏林条约》，因为保加利亚此时已逐渐摆脱俄国的影响。
其次，他未能完全理解从埃及购买苏伊士运河公司大部分股票的含义。随着苏伊士运河在1S69年开通，传统的“君士坦丁堡是通向印度的钥匙”信条已经过时了。一旦英国获得控制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就更没有理由继续保护君士坦丁堡。苏伊士运河南北相距近千英里，通往印度的航线无需靠近君士坦丁堡。对此，索尔斯伯里(B.Salisbury)评论说：“把君士坦丁堡视为通往印度的钥匙的人们正在用一张比例太小的地图。”
索尔斯伯里后来承认，格拉斯顿对保加利亚的支持是高明的，它实际上代表着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对土政策。土耳其最终不但在欧洲而且在中东的“坛坛罐罐”都被清除出去，而英国的武力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之后，英国支持把土耳其几乎完全排除出欧洲；1914年英国已与俄国结盟并与土耳其交战；1915年3月，当英国和奥斯曼军队在格利博卢准备残酷的登陆决战时，英法俄三国同意在打败土耳其后，将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这一协议因俄国于1917年12月退出战争、单独与同盟国签订和约而失效。同月，艾伦比(Allenby)将军率领的英军占领耶路撒冷，标志着土耳其在中东势力的瓦解。
当然，格拉斯顿和迪斯累里都无法预见四十年后的结局。但是，格拉斯顿在1876年超越时代的政策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地合乎伦理。而且表现出了对英国长远利益的准确把握。而迪斯累里尽管在短期内赢得了声望，但他却仍然停留在过时的欧洲国际关系思维中。
[作者简介]马晓云，男，1975年生，安徽天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2005级硕士。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