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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大多数茶企显然不敢趟此“浑水”。 借助外力，即资本助力做大茶产业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汤色红艳，香气馥郁，滋味醇厚，回味绵长。祁门红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王昶对祁门红茶的描述简明扼要。
事实上，祁门红茶给茶客的这一印象，时间可追溯到100多年前。但与其他历史名茶一样，祁门红茶中间几番沉浮，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茶叶不再统购统销，加上国际市场红茶价格低迷，最终导致祁门红茶产量和销量双双跌入低谷，陷入有名无市的尴尬。
几年前，在产业化的背景下，祁门红茶开始回归。但时过境迁，祁门红茶是否能重续辉煌，答案待解。
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王昶，生于安徽祁门县，从小就与茶结缘，后跟着父亲学习茶叶制作。45岁那年，他成为祁门红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被茶界誉为“当代胡元龙”。
跟《民生周刊》记者谈起祁门红茶，王昶如数家珍。
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以前，祁门当地并不生产红茶，而是盛产绿茶，制法与六安茶相仿，故曾有“安绿”之称。
1863年前后，祁门人胡元龙，在贵溪开辟荒山5000余亩，兴植茶树。因绿茶销路不畅，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筹集6万余两白银，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后由北平同盛祥茶庄引入北平（现北京），首获成功。经过不断改进，1875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云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创始人。
1915年，祁门红茶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此殊荣让祁门红茶香飘五洲，成为欧洲王室、贵族的至爱饮品。此后，祁门红茶即因“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驰名于世，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齐名，被誉作“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在王昶看来，祁门红茶荣誉加身离不开复杂的工艺。正因为繁复，每个制茶师傅只负责一项工作，其初制包括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工序，使芽叶由绿色变成紫铜色，香气透发，然后文火烘焙至干。
1932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应邀出任设在祁门的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吴觉农就任时，改良场的科研与生产均濒于停顿。他带领全场职工，科研、生产很快步入正轨。
在王昶看來，吴觉农在祁门所做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首倡成立茶叶运销合作组织，应对茶叶产销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对于祁门茶业发展至关重要。史料记载：合作社于1934年茶季正式启动营业，吴觉农亲自在上海负责销售，一批生意下来，大获盈利，茶农大得实惠，踊跃参加合作社。从此，祁门茶叶运销合作社大发展，最盛时有70余家，社员数千人。
重茶名轻商标
但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茶叶不再统购统销，以及国际市场红茶价格低迷，祁门红茶产销跌入低谷。特别是2004年，产量由高峰时的3000多吨锐减至不足千吨，输出量不足全国红茶输出量的1%，为历史最低。
王昶发现，尽管早在上世纪末，茶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和各地茶商谋生发家的一大产业，但真正能将其商标叫得响、打得远的却寥寥无几。“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有名无市。”王昶说。
对此，祁门红茶协会秘书长吴响雷有同感，他说，尽管当时茶企不少，但缺少知名品牌，市场也不规范。事实上，这也曾是一些历史名茶的共性。茶叶包装上着重突出茶名，企业商标则很不显眼。
“这种背景下，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时有发生，自然不利于做大做强。”中国茶叶学会理事尚本清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几十、数百甚至上千家茶叶企业经营同一名茶，如果控制不好，很有可能伤害历史名茶的形象。”和君咨询茶事业部总经理蒋同认为，茶企绝大部分规模较小，重茶名轻商标，依托十大名茶的知名度可以较好地实现短期效益，但不利于长远发展，往往做不大。
吴响雷说，茶产业虽然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劳动强度较大，收益不高，在茶叶生产效益较高期过后，青壮年茶农均外出务工，严重影响茶叶的生产。
据悉，祁门地处皖南山区，全县人口18.6万，茶农14.77万，茶园面积16.5万亩，但城乡收益的巨大差距使真正的祁门红茶从业人员并不多。
多重因素叠加，最后成了“墙里开花墙外香”。对此，王昶只能用“尴尬”二字描述。
产业化是出路
作为荣获世界大奖的茶叶，祁门红茶有自己的品牌基础和声誉，但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当地百姓，从茶叶生产中得到的实惠并不丰厚。
王昶一度非常困惑。因为与祁门红茶并列十大名茶的历史名茶大都早已“重续辉煌”。比如最早产业化的安溪铁观音，茶产业综合产值早已过百亿元，并涌现出八马、华祥苑等一批知名品牌，实现了集体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王昶介入祁门红茶只是10年前的事。1985年，跟随父亲学了多年茶艺的他看准商机，开始独自“倒腾”茶叶，1993年投资58万元创办公司。也就在那时，他开始为祁门红茶遭受的“冷落”所忧虑。
当时的市场是“绿肥红瘦”，消费者重绿茶轻红茶，企业风险巨大。王昶毅然选择了祁门红茶，因为他坚信，品质超群的祁门红茶总会有被人们重新认识、接纳直至厚爱的一天。
1997年，祁门茶厂改制重组。受当地政府委托，王昶在祁门红茶低谷期，承接了由祁门茶厂通过分立、重组、改制的6大公司之一的安徽省祁门红茶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开启了他的祁门红茶复兴之旅。
为实现祁门红茶的回归，祁门县痛下决心，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为纽带、各经营实体为依托，开始实施“祁红振兴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祁门红茶产业复兴大计。
当地甚至成立了祁门红茶产业发展局，调整优化茶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梳理整合品牌资源，培养壮大龙头企业，提升祁门红茶品质，走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发展之路，全面提升茶产业核心竞争力。
吴响雷表示，逐步推动之下，全县已培育出了天之红、祁香、祁眉、一顶天红等一批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品牌。
数据显示，2013年全县茶园面积16.5万亩，茶叶总产量6480吨，茶叶总产值突破5亿元，年人均茶叶收入约3390元。有专家表示，这些数据意味着祁门红茶开始回归，但要真正复兴仍面临诸多瓶颈。
王昶坦言，要做大祁门红茶产业，技术和加工生产不是问题，关键是市场和品牌，而这正是他的软肋，也是祁门红茶面临的共性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多数茶企显然不敢趟此“浑水”。 借助外力，即资本助力做大茶产业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尧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安溪铁观音的繁荣应归结于“市长领着企业找市场”。
八马茶业的掌门人王文礼曾说，安溪铁观音不缺良好品质，也不缺制作人才，真正缺的是资本。2013年5月，八马茶业宣布已完成首轮私募股权融资，总投资近1.5亿元。如今，多家经营安溪铁观音的企业已引入资本，迅速做大做强。
蒋同表示，十大名茶要复兴，产业化或许是不错的路子，而要产业化，则需要摒弃小农思想，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王昶介绍，去年7月已有投资机构进入祁门红茶有限公司，这给他增添了信心。
汤色红艳，香气馥郁，滋味醇厚，回味绵长。祁门红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王昶对祁门红茶的描述简明扼要。
事实上，祁门红茶给茶客的这一印象，时间可追溯到100多年前。但与其他历史名茶一样，祁门红茶中间几番沉浮，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茶叶不再统购统销，加上国际市场红茶价格低迷，最终导致祁门红茶产量和销量双双跌入低谷，陷入有名无市的尴尬。
几年前，在产业化的背景下，祁门红茶开始回归。但时过境迁，祁门红茶是否能重续辉煌，答案待解。
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王昶，生于安徽祁门县，从小就与茶结缘，后跟着父亲学习茶叶制作。45岁那年，他成为祁门红茶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被茶界誉为“当代胡元龙”。
跟《民生周刊》记者谈起祁门红茶，王昶如数家珍。
清代光绪元年（1875年）以前，祁门当地并不生产红茶，而是盛产绿茶，制法与六安茶相仿，故曾有“安绿”之称。
1863年前后，祁门人胡元龙，在贵溪开辟荒山5000余亩，兴植茶树。因绿茶销路不畅，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筹集6万余两白银，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后由北平同盛祥茶庄引入北平（现北京），首获成功。经过不断改进，1875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云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创始人。
1915年，祁门红茶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此殊荣让祁门红茶香飘五洲，成为欧洲王室、贵族的至爱饮品。此后，祁门红茶即因“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驰名于世，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齐名，被誉作“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在王昶看来，祁门红茶荣誉加身离不开复杂的工艺。正因为繁复，每个制茶师傅只负责一项工作，其初制包括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工序，使芽叶由绿色变成紫铜色，香气透发，然后文火烘焙至干。
1932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应邀出任设在祁门的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吴觉农就任时，改良场的科研与生产均濒于停顿。他带领全场职工，科研、生产很快步入正轨。
在王昶看來，吴觉农在祁门所做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首倡成立茶叶运销合作组织，应对茶叶产销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对于祁门茶业发展至关重要。史料记载：合作社于1934年茶季正式启动营业，吴觉农亲自在上海负责销售，一批生意下来，大获盈利，茶农大得实惠，踊跃参加合作社。从此，祁门茶叶运销合作社大发展，最盛时有70余家，社员数千人。
重茶名轻商标
但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茶叶不再统购统销，以及国际市场红茶价格低迷，祁门红茶产销跌入低谷。特别是2004年，产量由高峰时的3000多吨锐减至不足千吨，输出量不足全国红茶输出量的1%，为历史最低。
王昶发现，尽管早在上世纪末，茶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和各地茶商谋生发家的一大产业，但真正能将其商标叫得响、打得远的却寥寥无几。“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有名无市。”王昶说。
对此，祁门红茶协会秘书长吴响雷有同感，他说，尽管当时茶企不少，但缺少知名品牌，市场也不规范。事实上，这也曾是一些历史名茶的共性。茶叶包装上着重突出茶名，企业商标则很不显眼。
“这种背景下，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时有发生，自然不利于做大做强。”中国茶叶学会理事尚本清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
几十、数百甚至上千家茶叶企业经营同一名茶，如果控制不好，很有可能伤害历史名茶的形象。”和君咨询茶事业部总经理蒋同认为，茶企绝大部分规模较小，重茶名轻商标，依托十大名茶的知名度可以较好地实现短期效益，但不利于长远发展，往往做不大。
吴响雷说，茶产业虽然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劳动强度较大，收益不高，在茶叶生产效益较高期过后，青壮年茶农均外出务工，严重影响茶叶的生产。
据悉，祁门地处皖南山区，全县人口18.6万，茶农14.77万，茶园面积16.5万亩，但城乡收益的巨大差距使真正的祁门红茶从业人员并不多。
多重因素叠加，最后成了“墙里开花墙外香”。对此，王昶只能用“尴尬”二字描述。
产业化是出路
作为荣获世界大奖的茶叶，祁门红茶有自己的品牌基础和声誉，但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当地百姓，从茶叶生产中得到的实惠并不丰厚。
王昶一度非常困惑。因为与祁门红茶并列十大名茶的历史名茶大都早已“重续辉煌”。比如最早产业化的安溪铁观音，茶产业综合产值早已过百亿元，并涌现出八马、华祥苑等一批知名品牌，实现了集体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王昶介入祁门红茶只是10年前的事。1985年，跟随父亲学了多年茶艺的他看准商机，开始独自“倒腾”茶叶，1993年投资58万元创办公司。也就在那时，他开始为祁门红茶遭受的“冷落”所忧虑。
当时的市场是“绿肥红瘦”，消费者重绿茶轻红茶，企业风险巨大。王昶毅然选择了祁门红茶，因为他坚信，品质超群的祁门红茶总会有被人们重新认识、接纳直至厚爱的一天。
1997年，祁门茶厂改制重组。受当地政府委托，王昶在祁门红茶低谷期，承接了由祁门茶厂通过分立、重组、改制的6大公司之一的安徽省祁门红茶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开启了他的祁门红茶复兴之旅。
为实现祁门红茶的回归，祁门县痛下决心，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为纽带、各经营实体为依托，开始实施“祁红振兴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祁门红茶产业复兴大计。
当地甚至成立了祁门红茶产业发展局，调整优化茶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梳理整合品牌资源，培养壮大龙头企业，提升祁门红茶品质，走高效、优质、生态、安全发展之路，全面提升茶产业核心竞争力。
吴响雷表示，逐步推动之下，全县已培育出了天之红、祁香、祁眉、一顶天红等一批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品牌。
数据显示，2013年全县茶园面积16.5万亩，茶叶总产量6480吨，茶叶总产值突破5亿元，年人均茶叶收入约3390元。有专家表示，这些数据意味着祁门红茶开始回归，但要真正复兴仍面临诸多瓶颈。
王昶坦言，要做大祁门红茶产业，技术和加工生产不是问题，关键是市场和品牌，而这正是他的软肋，也是祁门红茶面临的共性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多数茶企显然不敢趟此“浑水”。 借助外力，即资本助力做大茶产业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尧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安溪铁观音的繁荣应归结于“市长领着企业找市场”。
八马茶业的掌门人王文礼曾说，安溪铁观音不缺良好品质，也不缺制作人才，真正缺的是资本。2013年5月，八马茶业宣布已完成首轮私募股权融资，总投资近1.5亿元。如今，多家经营安溪铁观音的企业已引入资本，迅速做大做强。
蒋同表示，十大名茶要复兴，产业化或许是不错的路子，而要产业化，则需要摒弃小农思想，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王昶介绍，去年7月已有投资机构进入祁门红茶有限公司，这给他增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