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远赴敦煌，临摹敦煌壁画。当年年底，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接到了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两人的联名函，两人说他们得知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因各代壁画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最早者在最内，张大千就先临摹最上一层，之后将其剥去，再临摹下一层。他们认为张大千此举十分不妥，因为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大千个人在艺术上的进展很大，但对于整个文化则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他们希望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张大千。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辗转得悉后，对于两位馆长的意见深表理解，但因张大千剥去壁画之举，两人未曾亲见，只是听一位考古学家所说，怕有失实，有伤贤者，所以未贸然向有关部门反映。
　　之后，傅斯年和李济听闻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教育部的人员也认为张大千的做法不妥，因为张大千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并没有按原图临摹，而是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试图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恢复原貌’。这就直接导致被毁的外层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唯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塔尔寺藏教壁画风格浓郁的“还原图”。
　　傅斯年和李济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更碍于他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是密友，在未获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仍没有采取行动。
　　1942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团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史学界之权威向达先生加入考察团。不久傅斯年和李济便接到向达的来函，说他在千佛洞视察过，并与张大千相识。张大千崇拜北魏、隋、唐，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故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他就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现隋、唐作品。有时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面一无所有。他甚至还在壁画上题字“蜀都张髯大千”。向达认为，如任张大千此种举动继续，再过两三年，千佛洞壁画将被毁坏殆尽，于是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给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觉得向达此文关系重大，所以油印二十余份，分送给有关艺术友人，并给于右任写了一封信说明此事。
　　稍后，向达发表了万字长文，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的行为的巨大破坏性：“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剥离之后，所得者也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至于临摹时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没有人能劝止……”
　　但向达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肃省政府主席致电敦煌县县长，请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与此同时，手眼通天的张大千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委员。到敦煌两年七个月后，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敦煌，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