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故事，一直是近年来文艺学界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21世纪以来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球性凸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目标诉求中出现了文化复兴的迹象，表现为一方面向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回归，呈现为貌似“回返”的姿态；一方面立足信息文明特别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属意于文艺新业态，呈现出向前的展望姿态。随之相适应，文艺理论研究也是话语驳杂、各种研究范式轮流登场。伴随对文论研究中“强制阐释论”的反思和“公共阐释论”的召唤，学界越来越形成：只有立足中国文艺实践和中国文艺发展现实及其文论研究传统，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进而期望文艺理论以自身的理论追求和现实品格与人文使命的担当，讲好中国学术故事。理论研究、学术评论，都是讲好中国学术故事的有效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从《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一书出发，笔者邀请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聚焦如何讲好新时代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故事畅所欲言，旨在为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添砖加瓦。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范玉刚
　　按一般的说法，西方哲学的整体转向，肇始于20世纪。理查德·罗蒂列举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作为这个世纪的领军人物，实际上也是这次转向在生活论、语言学、生存论三个方向上的代表人物，这都没有问题，他们担得起这种赞誉。不过，在追怀这次转向的先驱时，人们提到了索绪尔，提到了胡塞尔等，却少有人言及马克思。这不公平。事实上，马克思早在背离黑格尔时，就开始了对理论独立地位的颠覆，并在生活实践中寻其意义的来处。他说，哲学只有消灭哲学，才成其为自身，讲的就是这次转向的主要意旨。人们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上空收回来，看向尘世的实际生存，这本就该是理论归乡之路。

壹

　　在新世纪后的中国，有不少理论都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个思路走的。拿美学来说，不但以前的部分理论美学开始关注市场，关注生存问题，许多新兴的理论，诸如日常生活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等，更是从实际中求学问，思理目前虽说不那么详备，直接理论来源也不见得都取马克思，可在避免理论向壁虚造，试图于实践中见理义这点而论，实则殊途同归。范玉刚的《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文字很符合他的风格，朴直奔畅，绝无曲折摇曳。书里谈到的内容很多，留给我印象较深的大略是人民性、时代性、话语性三个方面。这三方面不好谈，极易凌空蹈虚，范玉刚则无此问题。他以问题意识为抓手，言不虚发；关捩之处，每每令抽象的概念平实落地，得见精卓。
　　人民性是新时代文艺审美的一个主题。经过前30年的阐释，文艺是人的文艺，要为人服务，在道理上讲了很多，几近常识。可细究起来，里面恐还有许多枝节需要理清。文艺的创作和欣赏更多与个人有关，这一点容易理解，但“人民”如何出现于其间？说起来就颇费周折。周折在文艺的规律。青年马克思讲过，写诗不是手段，写作时不能想着能赚多少钱，不能为写诗之外的目的服务，当然也包括人民；写诗本身应该自为目的。这种意见说明，马克思是懂艺术的，文艺家也能接受，否则海涅、拉萨尔等作家也不会拿自己的作品问他的意见。可见，人民性，不好令创作成为手段，只能内含在创作里。要做到这点，人民就不可能是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文艺家生活世界里有血有肉的人，是活在创作世界里有机的个性群体。马克思本人就是个例子，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里就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人民是他情之所钟的生命对象，而且一生没改变过。
　　所以理解人民这个概念，有必要将其还原为具体的生命对象。范玉刚在书中主要谈了三点，是我比较赞同的。他说，人民“从来不是现成的僵化的概念，而是历史的流动的，是一个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建构的概念”。的确如此，抗战时期的人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新时期乃至新时代的人民，含义是有变化有发展的。其实不只文艺史，现实的历史也是如此，也必然如此。书中还说，人民这个概念“不是指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国人，也非单纯指某一社会成分，而是一个集合体、联盟体，主要指那些推動特定历史阶段社会进步的基本阶层及其同盟力量”。这层意思必然要有。现实的人都有爱憎，有分别，就像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总不能将危害社会、穷凶极恶的罪犯视作人民集合体的一员。当然，这层意思上的人民，区分起来会很复杂，特别对文艺家而言，不仅有理智上的区分，更要有情感的认同。所以书中又谈到了第三点，人民是具体的，是有“独特性、差异性的具体存在”。也唯有如此，文艺家才能感受到他们，感受他们的情感和需要，共鸣于其中，他们才能成为“剧中人”，而不是剧外需要文艺去生硬服务的对象。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文艺与市场、消费、娱乐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性问题。说它重要，是因为里面涉及精神与物质生产两种不同力量的角力。发展现代物质经济，发展科技生产力，是历史大势，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无可逆，也不该逆，毕竟吃饱肚子是基础，是大事情。然而，正如范玉刚书中所讲，现代市场与消费文化，“凸显了人对‘物’的追逐、窥视和占有欲”。这点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很有针对性。早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就在《犹太人问题》《巴黎手稿》等著述讲过“拜物教”问题，说逐利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会抹平一切对象，特别是抹平人的个性特点，会让老妇变成新娘，让仇敌相互亲吻。这势必对作为精神生产的文艺提出挑战，因为文艺最离不开个性，其价值也无法像商品那样量化。这时候，二者若在现实中结合起来，照顾到双方各自的特点，难免困难重重。

贰

　　在此问题上，范玉刚首先肯定了文艺市场化的积极价值。他说，文艺与市场并非水火不容，文艺市场可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文艺需求”，这也就是接地气。文艺家受个性化创作的限制，一般来说不会考虑大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那样会更多与功利性纠缠在一起。但文艺的市场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会逼迫文艺家自觉考虑大众需求，改善自己的物质生存状况。这样势必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文艺家将大众的需求转化为内在的创作因素，而不是外在的功利性刺激。这样，经济效益和审美效益很可能相得益彰，同时得到满足，是种双赢的结果。另一种结果是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文艺只是投合大众的需求，追逐市场效益，由外在功利性主宰创作，结果只能是双伤。对如此伤害，范玉刚做了深入思考。
　　第一种伤害是给大众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娱乐上面。现代性的生活，特别是都市生活，工作量大，节奏快，人们都很辛苦，这是事实。所以工作之外通过文艺审美，多些娱乐，本无可厚非，也是审美应该带给人的享受。可是，一旦让资本彻底掌握文艺，产生的更多是“三无”的低俗作品，“对感官刺激的追逐取代了对自由感的追求”。这种娱乐的害处不言而喻。阿多诺、杜威也都讲过，追求这种娱乐至少有两方面的害处，一是容易让人们“走捷径”获得这种娱乐快感，一是容易滋生不事劳作的心理，如此一来，就不简单是娱乐里面有无精神境界的问题了。所以范玉刚说，“消费性文化的过度繁荣，必然影响到生产性文化的发展，”是很有道理的，不能不考虑。
　　第二种伤害涉及理论自身。书中谈到当下艺术生活化理论时，说不该“用艺术来装饰、扮饰某个阶层的生活”，不该让审美“成为一个虚空的能指游戏”。我非常赞成这个看法，自己也曾在几年前的文章中讲这种理论称为装饰美学或牧歌美学。这样的美学之所以有问题，倒不在于背后的利益追逐，不管是经济的还是学术的，而在于它们打着艺术生活化的旗号，事实上，并没有改变过去本质主义或贵族化的审美旨趣，没有真正进入生活肌理，反倒是对生活的粉饰，带来的恐怕更多是生活的遗忘或麻痹。因此，我也赞同书中的建议，理论本身也要加强自身的话语建构。
　　范玉刚反思这种话语时，提到了本土问题意识、原创性等环节，我都同意，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中的人文关怀。他从马克思那里汲取灵感，透视当下，说理论应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他们的“整体性生活”，这一点听起来抽象，实则不然，它很有现实针对性。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人活得完整并不容易，多多少少处于某种片面状态。美学若能由此要点切入生活，就不简单是文艺的问题，而涉及到更为广阔而实际的生存，合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他将满足这种诉求称作美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不为过，无此承诺，理论恐怕就很难做到归乡。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