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轻车简从”、“厉行勤俭节约”等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又据2013年1月28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上做出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接下来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之风和奢侈之风为核心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倡导节俭、反对浪费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样的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娱乐产业日益发达，各种高档消费行为往往成为商业向政治渗透的暗渠，党员和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提高警惕，就很容易影响正面的表率力和正确的判断力。这是反腐倡廉的深化，是根治腐败问题的一剂良方。
　　早在2008年、2009年、2011年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多读史书的建议，2013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实际上迫切需要一份国史中尚俭反奢材料的整理本，以满足自身学习和提高的参考需要。张国钧先生所著《镜鉴——中国古代俭奢事典》正适时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以“俭奢”为线索反观中国古代史，这个新的视角决定了该书体例上的创新。中国古代的史体大概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四种，这部著作属于最后一种，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但又融合了其他三种史体之长。围绕着倡导节俭反对奢侈这个主题，该书前两部分将人物分为“帝王和王朝”、“官吏名人”两类，各按时间线索选取案例，叙述人物时突出主题，叙事首尾完整。最后的“格言警句”部分在深化了选题的理论性之外，也强化了作为典志体史书的工具性和资料性。可以说，从中国传统史体的角度看，该书不论是选题还是体例都体现了可贵的探索和成功的创新。
　　该书第一部分名为“俭兴奢衰篇”，收俭例39、奢例61；第二部分名为“俭荣奢侈篇”，收俭例58、奢例42。第三部分名为倡俭反奢篇，收“经典之言”20则、“政论之声”20则、“家训之语”20则、“诗词之语”20则、“谣谚之说”20则。可以说从事功、道德、言论三个层面强化着读者对“俭奢”辩证关系的认识。
　　我们常说“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的观念里，节俭和成功、奢侈和失败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来是清晰的，可是在一些不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这种逻辑关系渐渐变得模糊，甚至在一些极端言论中被背反。事实上，一种社会意识的力量发挥，正是取决于其对社会现象之间逻辑关系的“图示化”成果被传播的程度。《尚书·无逸》篇建构起忧劳与帝王在位时间的正向关系，韩愈《论佛骨表》又建构起佞佛与帝王在位时间的反向关系，凡此种种，都是文化人对历史的文化图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离开书本、经典、学术或者文化圈，这种图示往往就被解构，甚至一个年轻人自我颠覆得越快会越适应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就是积极的文化传统的整理、阐释和传播。老子以俭、慈，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儒家有勤俭爱民的思想，墨家有“节用”、“非乐”的思想。这些都是习总书记提出节俭命题的传统文化基础，也被几千年的历史事实所验证。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一部中国古代、近代史，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部俭成奢败史。”该书是力图在新的时代文化氛围中重建道德与事功的内在关系，这是恢复中华民族文化元气的大事业。错误的社会意识一旦被建构和传播起来，也会产生出对社会实践强大的反作用，从而生成一定时期扭曲的社会发展。节俭和奢侈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选择，也是一个人面对欲望的理性控制程度，恰恰是这个“理性”，也是个人事业成败的基础。
　　这本书紧扣当前文化任务，但却是作者厚积薄发的结果。作者张国钧同志长期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自1991年以来，已出版专著及合著30余部。自2013年初确定本选题以来，尽管时间紧迫，但作者是带着深厚的情感和忠实的信仰修撰这部“事典”的，“除一百则古代名言警句系精心择出和编排、注解外，一百个帝王和王朝事例、一百个俭奢人物事例，则无一篇照抄照录，每一篇都是我自己专门编写，其中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于史有据，无一事杜撰，无一句虚妄。一定要对历史负责任、对读者负责任”。这种对待著述的态度本身就值得景仰。
　　当然，社会党员干部或者是普通百姓对俭奢关系的认识误区，不仅仅是文化上的问题或者文化行为单方面可以纠正的，而是社会的氛围和机制出了问题。如何将文化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真正统一起来，使一些正确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系统性工程。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自上而下地，这项工程已经在顺利地展开，而张国钧同志的《镜鉴——中国古代俭奢事典》一书无疑会成为时代文化前进的一个闪亮的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