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经常担任监制，对成本和收益相当敏感。他的理财能力早在1990年代初就展露无遗。为什么《东方三侠》用了3位影后？因为顶级男星太贵。为什么要拍续集《现代豪侠传》？因为预算足够拍两部，3位影后还在合约期，可以同时拍。节约成本的一个办法是让编剧和技术人员充当演员，例如林雪，这位出演杜琪峰电影超过30部的金牌配角最初是片场场务。
　　当然杜琪峰并不排斥明星，有时甚至让他们冒很大风险。《全职杀手》中有一场戏是在新加坡的地铁站偷拍的。刘德华事后坦言如果不是杜琪峰导演，他不会去拍那样的镜头：他饰演的杀手躲在地铁隧道一个狭窄角落，头紧紧贴着隧道边缘，等着地铁驰过。“我当时也很害怕，我知道，如果当时我说不拍，那么整场戏就只得删去。”杜琪峰根本没想过用电脑特效。而且因为地铁驰过时刘德华面部有闪的动作，这场戏还NG了一次。他说，这部戏里你是全职杀手，没理由害怕的。2000年、2004年，杜琪峰两次将刘德华送上香港金像奖影帝的宝座。同样受益于他的还有刘青云、任达华、黄秋生、古天乐……
　　叙述故事、控制场景、营造气氛、处理画面、塑造人物，杜琪峰可谓无一不精。一部接一部的旅程中，他拍过警匪片、黑帮片、惊悚片、爱情剧、讽刺剧、谐谑剧，有些类型在他手里脱胎换骨。他不知疲倦地试验着，扩展电影帝国的疆域。他永远不甘重复，如果再用以前的方法，“即使拍得如何精彩，也会慢慢在那个世界停下。”2005年，他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拍出黑帮电影的文学性。
　　他認为从前电影中的黑社会，只说英雄道义、好人坏人，而他不歌颂也不唱衰，只写这班在社区里生存的人。“我想说，时代在变，黑社会都要变。”作为黑帮片，《黑社会》竟从头到尾没开过一枪，发过一弹，几乎没一句脏话。其实他是借黑社会来说选举（该片英文名正是Election）。其中有场戏警察谈论黑帮，充满反讽，“黑社会选办事人比我们特区选特首还要早100年！”一位大陆电影人评论，“影片很短，但看的时候觉得挺长，看完后再慢慢地想，想到的比看到的更多。”
　　连着5年，《黑社会》《放逐》《神探》《文雀》《复仇》分获戛纳、威尼斯、柏林三大影展最佳影片提名。杜琪峰国际声誉日盛。据说好莱坞也曾多次邀请他去拍片，但他拒绝了，担心离开了最熟悉的香港会水土不服。

大陆的市场，痛苦的浪漫

　　银河映像成立之日，正是香港影业衰落之时。1990年代中期，吴宇森、徐克、周润发、杨紫琼等香港电影人跑到好莱坞。回归之初的经济衰退，美国制片厂支配地位的增强，再加上盗版的泛滥，使香港影业日渐颓败。
　　1993年，香港制作了207部电影，票房10亿多港币；1994年后，美国、韩国的电影成为潮流，香港电影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传统市场流失。1995年，香港电影产量跌到约150部，1997年，票房跌到4.86亿港币；2005年，产量又跌到60部，美国影片成为票房大赢家。香港制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本地和大陆市场。
　　在杜琪峰看来，“中国票房真的变成一个吸引力不足10年。在10年前一部电影票房开始过亿，啊，那就开始有动力了。（笑）现在一年有太多电影过1亿了，过10亿的都有。从1个亿到10个亿没用多久。”年初，《泰囧》和《西游降魔篇》票房都超过了12亿。 　　最近数年，陈可辛、刘伟强、徐克、王晶、关锦鹏、彭浩翔等香港导演都在内地成立电影公司或工作室，相比之下，杜琪峰有些姗姗来迟。直到2011年，他才推出了第一部与内地的合拍片《单身单女》。之前他的作品进入内地，屡屡遭遇审查部门的“剪裁”，《大只佬》和《黑社会》连名字都改成了《大块头有大智慧》和《龙城岁月》。为了顺利通过审查，选择浪漫爱情剧投石问路也算是明智的选择。
　　杜琪峰对这类通俗剧驾轻就熟。早在2000年，银河映像经历了一次转型，一边拍摄个人风格影片，一边转向大众和市场，制作了《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呖咕呖咕新年财》等轻喜剧、贺岁片。之后他们尝试着将商业与风格结合起来，用韦家辉的话说，“在大众影片里放入一些有思想的东西”，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是《大只佬》。
　　《单身男女》在苏州拍摄了十多天，但并非杜琪锋第一次来内地拍片。1996年，他的《天若有情Ⅲ》部分场景在长春拍摄。2003年，《大只佬》拍摄正遇SARS，但一等到山西解除SARS禁令，他们就去了五台山，之后又到北京去取景。
　　拍摄《毒战》，让杜琪峰又有了新“经验”。“上次的经验是要去处理创作以外的问题。这次的经验是整个想法不能从香港出发，应该想的是整个大陆。我们成长是在九龙，最多是跨新界，没有想过，哇，整个事情会这么麻烦。”
　　韦家辉的故事原本设定的路线要穿越天津、湖南、广州、云南。“结果一个天津就把我们弄死了。时间是最重要的原因，另一个问题是钱。我们在天津一个月，拍不到1/3。想去湖南拍这么简单？他们说收拾东西起码四五天，整个队伍再开车过去，10天之后才能拍。不是想象的那样。所以马上作调整，不去湖南，直接去广州。再过一阵广州也不用去了，直接去云南吧。最后决定云南也不用去了，要去云南演员都没有了。所以变成珠海，马上去了。”
　　最麻烦的是跟人打交道。“老实讲香港整个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专业水平比较高，在香港没有庞大的电影管理系统。你是做什么的，该怎么做，拿多少钱，从邵氏到嘉禾再到后来的公司，几十年里已经定下了一些规矩。不像大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矩，要从头学。”
　　制作环境的改变使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以往边拍边想的方式在内地行不通了，因为没有剧本意味着无法通过电影审查。
　　《毒战》以相对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围绕毒品展开的战斗——人体藏毒，毒贩试探卧底警察、警察被迫吸毒并发作，毒贩被执行死刑过程。“我们看了很多纪录性素材，再根据素材加工。注射死刑是怎么执行，我们事先也问了大陆方面的专家。他们是打两针，第一针不是把人打死，而是麻醉他，真正的毒针是在后面。这些东西你不问是不知道的。”
　　为了顺利通过审查，杜琪峰曾为其中几个细节拍摄不同版本。结果，他们得到的意见是警察死太多了，开枪太多了。大陆警察没那么多枪和子弹。为了“减少枪支”，他们只好剪掉许多换枪镜头，结果看上去有些枪子弹永远打不完。不过警察还是死了不少。就像银河映像早期的作品大多笼罩着死亡阴影。《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中主角都是以全军覆没收场。
　　刚改革开放时杜琪峰就来过广州。“最旺的北京路连车都没有，过马路没事的，只有单车、三轮摩托车，很大烟，很吵，噗噗噗。住在接待外籍客人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当时已经算厉害的。但你一走进去，哪里看得到什么规矩，服务员不晓得要怎么做，跟他讲话好像也不够胆跟你讲。但你看现在这里有这么多酒店，年轻一代跟以前太不一样。”他和韦家辉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变化：每天开放一点点，长远来看就不得了了。
　　杜琪峰说过，银河映像的格调就是痛苦的浪漫，“因为你永远都会回顾最难过的时候，人生最记得永远都是最痛苦的时候，快乐的浪漫不会比痛苦的浪漫重要。”但愿他正在经历的是“痛苦的浪漫”。
　　采访结束，摄影师把两位大佬引到窗边的一架望远镜前。杜琪锋热衷于收藏古旧相机，摄影师手里那台二手哈苏让他来了精神，“你拍的是胶卷？”“黑白胶卷。”“找得到地方冲洗吗？”“自己冲洗。”“买得到冲洗用的药水吗？”“可以，很多地方都有。”杜琪锋向韦家辉转过头去，“香港几乎没有了，还是内地市场大。”

说了什么才是艺术

　　人物周刊：一开始你拍了不少电视，拍电视的经验对后來拍电影有什么影响？
　　杜琪峰：电影最重要的是概念，怎么用镜头，怎么做处理，都是从你的概念出来的。电视和电影是一样的。当然电影要求比较高一点，它会比较重视细节，电视很多时候都是看见就算了，它很粗，每天都播的东西，哪有这么多时间、金钱去把所有事都弄得很好？电影会花很多时间弄一个镜头、一段戏，一场戏拍十几二十天都有；但那时候我们拍电视，每天拍十几二十场。对我来讲拍电视当然是有帮助。因为我当时基本还不懂怎么拍，都是从电视里学，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要学嘛。
　　人物周刊：有许多人喜欢银河映像的警匪片、黑帮片，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你们的标签。但你们也拍了不少轻松的商业片。这也是你们的兴趣，还是为了票房妥协？ 　　杜琪峰：要看情况。有时候跟着时代走，有时候跟着环境走，有时候跟着自己走。我们去拍电影，当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不一定能只拍自己喜欢的。要求票房是必须的，不过我们做这些电影很开心。到现在还有人谈论《孤男寡女》《瘦身男女》，我的感觉是，用心去做，每一部电影都是属于你的，不管它是什么类型。什么好，什么不好，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你就去欣赏电影。
　　韦家辉：每一部我们都花很多心思去做。在电视台时我们每个人都做过不同类型。杜琪峰拍过古装的、时装的、枪战的、爱情的，都有。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穷。我们知道媒体有些讲法，说我们偏爱那些很有风格的电影，又迫于无奈拍了一些商业片去卖钱，赚了钱再去拍风格电影。其实我们拍《孤男寡女》《瘦身男女》也挺开心，自己很喜欢。
　　人物周刊：对《毒战》的票房有预期吗？选内地演员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比如用孙红雷和郭涛？
　　杜琪峰：我们希望它好，但我们不懂，没经验。选孙红雷和郭涛，票房考虑应该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跟他们合作过。孙红雷上次拍完《铁三角》就说想跟我们好好拍部电影。他等了三年多。他真的很懂演戏，演什么都可以。
　　人物周刊：一般的看法是香港演员特别勤奋、特别专业。
　　杜琪峰：我的感觉是现在越来越接近。香港的情况有些不一样的是，很多演员在拍戏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来，没有那么多人跟前跟后，这里比较多，常常是一群人跟着一个演员，有时候我就会想这是干吗？那些不是拍电影的人在现场干吗？他们现在是红了还是怎么了？前也有后也有。
　　人物周刊：香港明星不会那样吗？
　　杜琪峰：香港比较少。刘德华开工，他自己一个人，再加一个助手，帮忙做一些麻烦的事，拿衣服啊什么的。有时候一个人拿东西不方便，所以有一个人照顾他。一般来讲都是自己来自己走。没有像这里这么多人。是不是因为大陆人工便宜？
　　人物周刊：据说几年前你们曾受到重庆方面邀请，拍摄一部以打黑为主题的电影。
　　杜琪峰：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事情变成现在这样，当然就没可能拍了。我们有去过重庆，想看看能不能拍。
　　人物周刊：当时重庆方面有没有提过想把电影拍成什么样？韦家辉：我们拍电影，并不是他们想拍什么我们就去拍的。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对这个题材有兴趣。我想重庆打黑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吧，我们是其中一分子。
　　杜琪峰：（王立军）有安排过我们跟打黑的警察见面聊天，但还没有进行到剧本阶段就已经完了。
　　人物周刊：新一代的导演和演员你们看好哪些人？
　　杜琪峰：新的一代，在香港看不到有谁，我说的是事实。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但没有到“哇，真的这么厉害啊”的程度。演员，看不出有谁特别出色。我说的是二三十岁那些，老一代的有很多，那些年轻人还在等机会。你要明白在中国大陆，不一定是有大明星票房才高。你看黄渤，他一个人已经很厉害，演戏真的很好。他六七年前来香港，跟我们公司谈过一个电影，那时候我看见他就说这个人真的很好。他回去以后就拍了《疯狂的石头》。（你们并没有好好合作过？）现在可能没这么容易了，他应该是很红了。
　　人物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导演？
　　杜琪峰：现在也不算成熟。拍没问题——技术上没问题，但创作、对市场的理解离成熟还差很远，这也是我们要想的。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很有票房号召力，为什么说自己不懂市场？
　　杜琪峰：票房高一定好吗？真正做电影的人不是这样看。对我个人来说最厉害的电影就是，每一代不同的人去看，都能有它的影响，这样的电影能够长远。
　　人物周刊：你有信心自己的哪一部电影可以传世吗？
　　杜琪峰：没有，我觉得还没到，还没有足够成熟。他们就逼我，说没有成熟的你也说一下最喜欢的是哪部，我就说是《柔道龙虎榜》。（最后的芦苇丛决战拍得很有意境。）你看的是哪一个版本？大陆版剪掉了很多剧情，连我自己都看不懂，怎么会一下子跳到这里？我们的《大只佬》，有的版本连故事都说不清楚，哇，把我骂死。我问他看的什么版本，国外的，哦，没问题，你继续骂，不是骂我。
　　人物周刊：这个问题你肯定听过，有些人会说，你拍的是商业片，不是艺术片，要想流传久远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杜琪峰：我不相信。那些不懂電影的人才会这样讲，他们看电影真的太小儿科。全世界很多流传下来的好电影是商业电影，《The Godfather》（《教父》）的影响起码会超过五十年。电影并不是要么商业要么艺术。很多艺术片没有几个人看，没有几个人受影响，很多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影响后代更多。
　　有一次在柏林影展，有个人提问：杜琪峰，你这部《文雀》不是艺术电影，为什么能参加比赛？当时现场很多老外记者瞪着他，几乎要骂他了。用什么东西来说不是艺术；用这个东西说了什么才是艺术。就是这样。电影本身有它很强的力量，这力量怎么爆出来，你想也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