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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关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国内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由于近年来澳大利亚不断提高新移民的英语能力门槛，这个话题就不免被澳大利亚的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热烈讨论。
何谓“语言规划”？Kaplan（1997：3）将其定义为：“为了在一个或多个社群中实现有计划的改变或阻止某种改变而制定的一整套思想、信念、法律、法规、政策、规则和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７］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内地的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和推广普通话运动，以及美国的“English-Only Movement”，都属于语言规划。语言学界一般认为，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语言的冲突，但语言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往往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
1.澳大利亚多语格局和多元文化的形成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该国最早的居民是号称有“几万年”历史的土著人，而最早的白人居民则是Arthur Phillip用11艘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批罪犯。之后移民澳洲的人士中，以劳工、商人、技术移民和为逃避饥饿及政治宗教迫害而移民者居多。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一个《移民限制法案》，对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移民澳大利亚实施限制措施，该法案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的标志性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增强国力和建设一些重大工程的需要，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开始一步一步对非欧洲裔移民松绑。1973年，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对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作出了一系列修订，将按种族来挑选移民的条款从移民法中完全去除，令该国实行了几十年之久的“白澳政策”最终画上了句号，从而为澳大利亚广泛吸纳来自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移民铺平了道路。
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得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进入澳大利亚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带到了这块充满魅力的土地，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一个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大“熔炉”。“多语”和“多元文化”一度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2.政策的调整和有关争议
然而，从2006年开始，澳大利亚在政策和政府架构方面做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调整。
（1）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移民、多元文化和土著事务部”（英文名叫“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悄悄地改名为“移民与公民事务部”（英文名叫“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原名称中的“多元文化”一词不见了。
（2）对技术移民之英语能力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雅思5分提高到雅思6分，并在移民评估时对英语能力突出的申请者给予较大力度的奖励。
（3）从2007年起，申请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者需要参加一个“入籍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澳大利亚的历史、地理、政治、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知识，考试所使用的语言为英语。
澳大利亚所引入的入籍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样题现在已经发布在澳大利亚移民与公民事务部（以下简称“移民部”）的官方网站上［5］。入籍考试的题目涉及的主题有：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澳大利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宪法、选举和全民公决的知识；澳大利亚的国家体制；澳大利亚的传统节日；关于澳大利亚的历史和宗教的知识；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知识。此外，移民部还发布了一本名为《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我们共同的纽带》的小册子，供申请入籍者阅读［6］。
显而易见，以上措施无疑将巩固和加强英语和英语文化在澳大利亚社会的地位。澳大利亚虽然迄今为止并未立法规定何种语言为“官方语言”，但英语作为事实上的“国语”早已是板上钉钉、不言自明。作为旁观者，我们这些多年习惯于强调“统一”的中国内地人士也许会认为在一国之内做到“书同文，行同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国目前实际上也是一个多语国家，只不过普通话和简体中文的影响范围较大而已），而澳大利亚则不然。自1973年以来，“多语”和“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已经深入人心，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和魅力之所在。因此，这些政策（尤其是“入籍考试”的设立）在澳大利亚一经推出就激起了轩然大波。批评者认为这是“白澳政策”的回潮（注：1901年澳大利亚推出的“白澳政策”也是以一个英语考试作为筛选移民的工具），是通过设定语言门槛将部分族裔的新移民排除在大门之外。比如，绿党参议员Kerry Nettle（2006）就称入籍考试的设立是“敲响了种族主义的锣鼓”，将会导致社会族群撕裂，“令澳大利亚蒙羞”。她说：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帮助移民在澳大利亚安居。至于入籍考试，由于移民在进入澳大利亚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测试，尤其是英语语言能力的测试，所以专门设立一个入籍考试没有什么必要［9］。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也反对这项政策，该委员会在其文告中称：很多难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而无法通过这个考试，因此，该考试的设立将令很多已经获得避难资格的难民无法取得澳大利亚国籍，这将不利于弘扬澳大利亚一向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11］。面对各种批评的声音，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做了辩解，他说：“这不是一个歧视性的政策，而是为了保证新移民能完全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
对于以上争论，澳大利亚政府似乎已经做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在2006年9月份，即入籍考试实施以前，澳大利亚政府就发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绝不仅仅是一个仪式》的讨论稿，供社会各界讨论［1］。这份讨论稿的中心思想就是：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不是任何人都理应享受的权利，而是一种荣耀，任何希望获得公民身份的人士都应该对澳大利亚有最基本的了解，对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有最起码的认同，并且具备必要的英语能力，从而能较充分地参与澳大利亚的社会生活。在这份讨论稿出笼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就设立入籍考试的问题对1644名受访者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对设立“入籍考试”持赞成态度，2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15%的受访者未明确表态［2］。由于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入籍考试”在澳大利亚最终得以成功设立。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场风波在澳大利亚所引发的争论并不会就此终止，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和语言政策的变迁带给人们尤其是语言学者们的思考还会长久地持续，而澳大利亚的语言规划者们在制定新的政策和对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仍不免时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3.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针对以上情况，我作为一名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并长期关注澳大利亚的语言学者，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澳大利亚从2006年而不是别的时候开始酝酿推出这些政策？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亚裔移民人数的快速增长和庞大的非英语母语人群的形成。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亚裔移民的人数增长较快。在2006年，澳大利亚全国1990万人中，有274万人（13.8%）是出生在主流英语国家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而与家人以英语之外的语言作为主要交流语言的澳大利亚人更是达到315万之众。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有15.8%的人不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4］。在澳大利亚，正在被使用的语言多达两百多种，于是有人担心：英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在不远的将来将受到挑战。
（2）对种族冲突的担忧和国家安全的考虑。2005年，在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的克罗纳拉海滩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数千名澳大利亚白人青年和来自中东（尤其是黎巴嫩）的移民青年卷入其中，几十辆汽车被砸被毁。尽管霍华德总理声称这只是一起“治安事件”，并非“种族冲突”，但并不足以消除人们心中对种族矛盾的担忧。无独有偶，在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和荷兰著名电影人特奥·梵高被穆斯林极端分子谋杀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发生后，欧洲多个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等相继设立了“入籍考试”。在原先移民政策非常宽松的荷兰，新设立的入籍考试的时间竟长达四小时，几乎超过全球所有有影响力的外语考试。
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来说，其理想的语言格局是“多语”好还是“单语”更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很快得出正确的答案，而且，也许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Elizabeth Peal和Wallace E.Lambert已经用实验证明了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的智商更高［10］；《科学》（Science）杂志专职撰稿人Yudhijit Bhattacharje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双语的优势》也通过雄辩的例证阐述了双语是如何改进人脑的功能的［3］。然而，我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多语”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理想的语言格局。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多语国家都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多语的格局，而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多语的优势而主动选择了多语。其次，我们需要明白：用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社会基本的交流工具和为了增长知识、发展智力而学习两种以上的语言是两码事，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采用单语还是多语与普通民众在各种非官方场合使用单语还是多语也是两码事。事实上，在诸如澳大利亚、美国这类的典型的移民国家，关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采用单语还是多语”和“是否应该用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社会基本的交流工具”。旨在推动英语成为全美国的官方语言的非政府组织U.S.English的主席Mauro E.Mujica在该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使用多种语言是无可厚非的，但美国各级政府的工作语言只能是一种，那就是英语”，因为“英语是美国历史上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的最强大的纽带”，是帮助广大移民成功实现“美国梦”的必由之路，而且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将用于翻译项目的资金用来帮助新移民更好地学习英语和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也是对纳税人的钱的最科学最合理的使用。不过，说到语言经济学，人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花一些成本创造一个多语的环境，不是更有利于吸引来自外国的投资移民和更好地发展本地的旅游观光业和文化教育产业，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收益吗？“团结于多样化的旗帜下”一直是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所大力宣传的口号，然而在与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的交流中，我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多样化”固然好，但需要考虑当地的人民对“多样”的接纳程度（或者说“忍耐程度”）。由于这种“接纳程度”往往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因此，上面所说的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困境”也许不是一种真正的“困境”，而是可以理解为当地的人民对移民问题和语言问题的态度处于一种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为周期的轮回变化之中。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和语言政策对中国有何启示？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大规模移民入境的必要，同时，由于中国本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所积淀的深厚的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像澳大利亚那样吸纳几百万移民，也不必担心会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造成太大的冲击。不过，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未来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和工作，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尤其是来自亚非拉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非常希望终生留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七条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中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中国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定居，并以各种“正当”的理由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引入某种筛选机制，使得中国的移民政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永续发展的需要？在引入筛选机制的时候，除了考虑对方的专业技能、受教育水平、道德品质以外，是否还应考虑：该申请者是否能够从语言和文化上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也许到那时，汉语能力测试和入籍考试将是必不可少的筛选工具，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无疑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此外，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种共存的国家（尽管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汉语占绝对统治地位），与汉语和汉语文化一样，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同时，第八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由此我们必然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既能较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又保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不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产生误解和隔阂？这无疑是对中国的语言规划者和广大民众的一个长期的考验。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通过分析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民族多语种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教训，并认真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一定能够在语言问题上实现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得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凝聚力，使得中华语言和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使得各少数民族一方面能充分享受祖国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能让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为中华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Australian Government.Australian Citizenship:Much More than a Ceremony ［OL］.2006［2012-05-05］http://pandora.nla.gov.au/pan/64133/20061005-0000/www.citizenship.gov.au/news/DIMA_ Citizenship_Discussion_Paper.pdf.
［2］Australian Government.Summary Report on the Outcomes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Merits of Introducing a Formal Citizenship Test［OL］.［2007-06-19］http://www.minister.immi.gov.au/media/responses/citizenshiptest/summary_report_citizen_ test_paper.pdf.
［3］Bhattacharjee，Yudhijit.Why Bilinguals Are Smarter［OL］2012-03-17［2012-05-06］http://www.nytimes.com/2012/03/18/opinion/sunday/the-benefits-of-bilingualism.html.
［4］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何谓“语言规划”？Kaplan（1997：3）将其定义为：“为了在一个或多个社群中实现有计划的改变或阻止某种改变而制定的一整套思想、信念、法律、法规、政策、规则和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７］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内地的白话文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和推广普通话运动，以及美国的“English-Only Movement”，都属于语言规划。语言学界一般认为，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语言的冲突，但语言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往往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
1.澳大利亚多语格局和多元文化的形成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该国最早的居民是号称有“几万年”历史的土著人，而最早的白人居民则是Arthur Phillip用11艘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批罪犯。之后移民澳洲的人士中，以劳工、商人、技术移民和为逃避饥饿及政治宗教迫害而移民者居多。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一个《移民限制法案》，对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移民澳大利亚实施限制措施，该法案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实行“白澳政策”的标志性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增强国力和建设一些重大工程的需要，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开始一步一步对非欧洲裔移民松绑。1973年，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对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作出了一系列修订，将按种族来挑选移民的条款从移民法中完全去除，令该国实行了几十年之久的“白澳政策”最终画上了句号，从而为澳大利亚广泛吸纳来自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移民铺平了道路。
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得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进入澳大利亚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带到了这块充满魅力的土地，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一个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大“熔炉”。“多语”和“多元文化”一度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2.政策的调整和有关争议
然而，从2006年开始，澳大利亚在政策和政府架构方面做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调整。
（1）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移民、多元文化和土著事务部”（英文名叫“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悄悄地改名为“移民与公民事务部”（英文名叫“The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原名称中的“多元文化”一词不见了。
（2）对技术移民之英语能力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雅思5分提高到雅思6分，并在移民评估时对英语能力突出的申请者给予较大力度的奖励。
（3）从2007年起，申请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者需要参加一个“入籍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澳大利亚的历史、地理、政治、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知识，考试所使用的语言为英语。
澳大利亚所引入的入籍考试的基本内容和样题现在已经发布在澳大利亚移民与公民事务部（以下简称“移民部”）的官方网站上［5］。入籍考试的题目涉及的主题有：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如自由、平等）；澳大利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宪法、选举和全民公决的知识；澳大利亚的国家体制；澳大利亚的传统节日；关于澳大利亚的历史和宗教的知识；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知识。此外，移民部还发布了一本名为《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我们共同的纽带》的小册子，供申请入籍者阅读［6］。
显而易见，以上措施无疑将巩固和加强英语和英语文化在澳大利亚社会的地位。澳大利亚虽然迄今为止并未立法规定何种语言为“官方语言”，但英语作为事实上的“国语”早已是板上钉钉、不言自明。作为旁观者，我们这些多年习惯于强调“统一”的中国内地人士也许会认为在一国之内做到“书同文，行同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国目前实际上也是一个多语国家，只不过普通话和简体中文的影响范围较大而已），而澳大利亚则不然。自1973年以来，“多语”和“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已经深入人心，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化的本质特征和魅力之所在。因此，这些政策（尤其是“入籍考试”的设立）在澳大利亚一经推出就激起了轩然大波。批评者认为这是“白澳政策”的回潮（注：1901年澳大利亚推出的“白澳政策”也是以一个英语考试作为筛选移民的工具），是通过设定语言门槛将部分族裔的新移民排除在大门之外。比如，绿党参议员Kerry Nettle（2006）就称入籍考试的设立是“敲响了种族主义的锣鼓”，将会导致社会族群撕裂，“令澳大利亚蒙羞”。她说：澳大利亚政府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帮助移民在澳大利亚安居。至于入籍考试，由于移民在进入澳大利亚的过程中，已经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测试，尤其是英语语言能力的测试，所以专门设立一个入籍考试没有什么必要［9］。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也反对这项政策，该委员会在其文告中称：很多难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而无法通过这个考试，因此，该考试的设立将令很多已经获得避难资格的难民无法取得澳大利亚国籍，这将不利于弘扬澳大利亚一向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11］。面对各种批评的声音，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做了辩解，他说：“这不是一个歧视性的政策，而是为了保证新移民能完全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
对于以上争论，澳大利亚政府似乎已经做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在2006年9月份，即入籍考试实施以前，澳大利亚政府就发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绝不仅仅是一个仪式》的讨论稿，供社会各界讨论［1］。这份讨论稿的中心思想就是：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不是任何人都理应享受的权利，而是一种荣耀，任何希望获得公民身份的人士都应该对澳大利亚有最基本的了解，对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观有最起码的认同，并且具备必要的英语能力，从而能较充分地参与澳大利亚的社会生活。在这份讨论稿出笼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就设立入籍考试的问题对1644名受访者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对设立“入籍考试”持赞成态度，2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15%的受访者未明确表态［2］。由于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入籍考试”在澳大利亚最终得以成功设立。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场风波在澳大利亚所引发的争论并不会就此终止，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和语言政策的变迁带给人们尤其是语言学者们的思考还会长久地持续，而澳大利亚的语言规划者们在制定新的政策和对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仍不免时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3.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针对以上情况，我作为一名曾在澳大利亚留学并长期关注澳大利亚的语言学者，首先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澳大利亚从2006年而不是别的时候开始酝酿推出这些政策？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亚裔移民人数的快速增长和庞大的非英语母语人群的形成。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亚裔移民的人数增长较快。在2006年，澳大利亚全国1990万人中，有274万人（13.8%）是出生在主流英语国家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而与家人以英语之外的语言作为主要交流语言的澳大利亚人更是达到315万之众。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有15.8%的人不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母语［4］。在澳大利亚，正在被使用的语言多达两百多种，于是有人担心：英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在不远的将来将受到挑战。
（2）对种族冲突的担忧和国家安全的考虑。2005年，在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的克罗纳拉海滩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骚乱，数千名澳大利亚白人青年和来自中东（尤其是黎巴嫩）的移民青年卷入其中，几十辆汽车被砸被毁。尽管霍华德总理声称这只是一起“治安事件”，并非“种族冲突”，但并不足以消除人们心中对种族矛盾的担忧。无独有偶，在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和荷兰著名电影人特奥·梵高被穆斯林极端分子谋杀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发生后，欧洲多个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等相继设立了“入籍考试”。在原先移民政策非常宽松的荷兰，新设立的入籍考试的时间竟长达四小时，几乎超过全球所有有影响力的外语考试。
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移民国家）来说，其理想的语言格局是“多语”好还是“单语”更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能很快得出正确的答案，而且，也许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Elizabeth Peal和Wallace E.Lambert已经用实验证明了双语儿童比单语儿童的智商更高［10］；《科学》（Science）杂志专职撰稿人Yudhijit Bhattacharje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双语的优势》也通过雄辩的例证阐述了双语是如何改进人脑的功能的［3］。然而，我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多语”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理想的语言格局。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多语国家都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了多语的格局，而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多语的优势而主动选择了多语。其次，我们需要明白：用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社会基本的交流工具和为了增长知识、发展智力而学习两种以上的语言是两码事，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采用单语还是多语与普通民众在各种非官方场合使用单语还是多语也是两码事。事实上，在诸如澳大利亚、美国这类的典型的移民国家，关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国家机关的工作语言采用单语还是多语”和“是否应该用两种以上的语言作为社会基本的交流工具”。旨在推动英语成为全美国的官方语言的非政府组织U.S.English的主席Mauro E.Mujica在该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使用多种语言是无可厚非的，但美国各级政府的工作语言只能是一种，那就是英语”，因为“英语是美国历史上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的最强大的纽带”，是帮助广大移民成功实现“美国梦”的必由之路，而且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将用于翻译项目的资金用来帮助新移民更好地学习英语和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也是对纳税人的钱的最科学最合理的使用。不过，说到语言经济学，人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花一些成本创造一个多语的环境，不是更有利于吸引来自外国的投资移民和更好地发展本地的旅游观光业和文化教育产业，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收益吗？“团结于多样化的旗帜下”一直是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所大力宣传的口号，然而在与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的交流中，我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多样化”固然好，但需要考虑当地的人民对“多样”的接纳程度（或者说“忍耐程度”）。由于这种“接纳程度”往往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因此，上面所说的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困境”也许不是一种真正的“困境”，而是可以理解为当地的人民对移民问题和语言问题的态度处于一种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为周期的轮回变化之中。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和语言政策对中国有何启示？中国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大规模移民入境的必要，同时，由于中国本身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所积淀的深厚的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像澳大利亚那样吸纳几百万移民，也不必担心会对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造成太大的冲击。不过，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未来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和工作，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尤其是来自亚非拉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后，非常希望终生留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七条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中国人的近亲属；（2）定居在中国的；（3）有其他正当理由。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定居，并以各种“正当”的理由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引入某种筛选机制，使得中国的移民政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永续发展的需要？在引入筛选机制的时候，除了考虑对方的专业技能、受教育水平、道德品质以外，是否还应考虑：该申请者是否能够从语言和文化上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也许到那时，汉语能力测试和入籍考试将是必不可少的筛选工具，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无疑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此外，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种共存的国家（尽管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汉语占绝对统治地位），与汉语和汉语文化一样，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同时，第八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由此我们必然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既能较好地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又保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不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产生误解和隔阂？这无疑是对中国的语言规划者和广大民众的一个长期的考验。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通过分析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民族多语种国家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教训，并认真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一定能够在语言问题上实现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得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凝聚力，使得中华语言和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同时也使得各少数民族一方面能充分享受祖国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能让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为中华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Australian Government.Australian Citizenship:Much More than a Ceremony ［OL］.2006［2012-05-05］http://pandora.nla.gov.au/pan/64133/20061005-0000/www.citizenship.gov.au/news/DIMA_ Citizenship_Discussion_Paper.pdf.
［2］Australian Government.Summary Report on the Outcomes of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Merits of Introducing a Formal Citizenship Test［OL］.［2007-06-19］http://www.minister.immi.gov.au/media/responses/citizenshiptest/summary_report_citizen_ test_paper.pdf.
［3］Bhattacharjee，Yudhijit.Why Bilinguals Are Smarter［OL］2012-03-17［2012-05-06］http://www.nytimes.com/2012/03/18/opinion/sunday/the-benefits-of-bilingualism.html.
［4］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