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河，灿若繁星。
　　散落在中国幅员辽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记载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见证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其中，大遗址作为最为直观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遗产类别，不仅是古代先民不断劳动创造和改造自然的重要遗迹，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其几乎涉及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其遗物、遗迹、遗址本身，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集中展现。而依托这些大遗址所建的遗址公园，其建设初衷就是为了让这些尘封已久的大遗址“醒过来”，通过严谨的提炼、阐释与转化，将中华文明娓娓道来。

从“文明碎片”里寻找上海之根

　　夏末，微雨。在广富林文化遗址，波光潋滟，檐影微落，一排“漂浮的房子”周围人头攒动，或寻找城市起源，或探究考古发掘。不少人兴致勃勃地和这座建在水下的博物馆合影，似乎丝毫不被雨滴搅扰。
　　这里便是漂浮在富林湖中的广富林文化展示馆，它是整个文化遗址的重要展馆，其展览空间均设置在水下，进入展馆，给人以踏入地下和走向远古的暗示。
　　而不远处的“骨针广场”是广富林文化遗址的核心地标。广场中间竖立着一根象征先人编制衣被渔网的工具——骨针，这是广富林发掘出来较多的代表性遗物。骨针广场北面便是广富林遗址核心保护区。经考古勘探和研究确认，广富林文化遗址核心保护区地下有着丰富的古代遗存，蕴含着许多未解之谜。为了更好地保护遗址，该区域被国务院文物保护委员会确定为不经批准、不得开挖的核心保护区，是广富林遗址研究最具价值、最珍贵的神秘之地。
　　回顾过去，上海松江佘山脚下的广富林，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地势平坦、水网纵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直至上世纪50年代末期，村民开挖河道时发现了众多陶罐玉器，经权威专家认定，这里是古代的一个生活遗址。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该处进行了考古勘察。《考古》杂志随后刊载了这一发现：“在河岸两旁、距离地表深约0.7米的地方，暴露有灰层和大量古代陶片，灰层的土色灰黑，厚约0.3米，采集的遗物均为陶器，有泥质灰陶、黑衣灰陶、夹沙红陶、印纹硬陶和釉陶等。”
　　研究发现，这是上海最早发现良渚文化墓葬的两处遗址之一。这让考古学界很兴奋：这意味着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移民城市代表的上海，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人类居住生活。
　　1977年，广富林遗址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地点。1984年，上海市政府题名立碑“广富林古文化遗址”，并确定为上海古文化遗址保护地。
　　到了1999年，村民开挖池塘时，又发现了古墓葬和随葬品，还有村民造房子挖地基时发现了很多鹿角、陶罐等。闻讯而来的文物保护部门在此又发现了数十座新石器以来有数千年历史的各类古墓葬，以及数百个水井、灰坑等生活遗迹。这次的发现让文物保护人员欣喜之余还有些疑惑：此处一直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遗址，可是这些古墓葬和生活遗迹又明显和当地传统历史文化有差异。
　　复旦大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潘碧华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之后的研究中有两段时间尤为关键。
　　一是1999年至2005年，上海博物馆联合几所高校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及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周代、汉代等文化遗存。特别重要的是，专家在此发现并确认了长江下游地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填补了该地区历史年代的缺环和文化发展的空白。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左右到4300年左右，马桥文化（夏商时期分布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区域文化类型）的年代上限是距今3800年左右，中间有一段时间缺环，距今4000年左右的廣富林文化从时间上看正好在两者之间。”潘碧华解释道。
　　据悉，广富林遗址被发现之初，为学术谨慎起见，暂时称之为“广富林遗存”。2006年，在环太湖地区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经专家论证，正式确定“广富林文化”的命名。它不仅包含了来自当地的良渚文化痕迹，也有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印记。
　　而第二段时间则是2008年到2015年，经过6万多平方米的发掘研究，广富林文化在上海和全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断突显，专业地位进一步强化。2013年，该遗址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从学生到老师，潘碧华本人参与过四次广富林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2013-2014复旦大学参与广富林发掘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广富林遗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一方面因为遗址从5500多年前，大约从崧泽文化（距今6000-5400年）晚期开始就未断过人烟，代表了上海地区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以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明显不同，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材料。

　　以广富林遗址发现而命名的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明显不同，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早期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材料。

　　记者从广富林文化遗址运营方了解到，自2018年一期试运营起，广富林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就从未停止——第一步做的是治理环境，拆除违法建筑，以及搬迁企业和住户。在实施保护和治理前，及时对广富林所有的建筑、树林、河塘、路格和地貌进行拍照、测绘、记录，以便能够在唤醒历史记忆的同时，找回原始生态肌理和人文特征;严谨真实、复合展示广富林的保护和开发，最终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自信，唤起人们，特别是新老上海人对这座城市根脉的了解和认同。
　　这些年来，随着考古、学术工作的深入，广富林遗址的“神秘”让很多人着迷。比如，在广富林出土的陶器残片中，有一部分明显不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传统原始文化的遗物，而应该来自于今天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区;又如，在广富林遗址生活的先民使用的东西和本地土著也不一样，具有黄河下游的文化特征。 　　“守护好、研究好、展示好这片孕育城市脉搏和文明基因的故土，是上海彰显文化自信，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松江区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广富林文化遗址之所以名字中没有“公园”二字，是因为作为文化遗存之一，广富林文化遗址不是一般的“公园型”旅游景点，它记载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见证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的历史文化之根，也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精神家园，“希望市民游客通过参观广富林文化遗址，能了解我们这座城市从哪里来，思考这座城市要到哪里去”。

世界遗产总数世界第一的“考古中国”

　　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国家文物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从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全面提升博物馆发展质量、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文物事业发展的主要举措。规划显示，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廓清：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文物藏品4138.9万件/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
　　规划发布时，中国世界遗产还只有50项，居世界第二。而随着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居世界第一。
　　作为我国第一款新石器时代遗址申遗，良渚遗址可谓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之城。80多年来，不断有惊人发现，其中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样式精美。
　　曾参与过良渚申遗工作的亲历者、良渚博物院总策展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众多，良渚古城遗址这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主要符合以下两条标准：
　　一是良渚古城遗址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等出土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基础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作出的杰出贡献。
　　二是良渚古城遗址由宫殿区、内城、外城构成，在空间形态上展现出一种向心式三重结构——这种早期国家都城的规划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的典型手法;而作为城市水资源管理系统的外围水利工程，在选址、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方面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技水平，展现了五千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事实上，早在2009年6月，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便通过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次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我国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之外，入选的还有圆明园、周口店、高句丽、鸿山、殷墟、隋唐洛阳城、三星堆、金沙、汉阳陵、秦始皇陵、大明宫。
　　十年过去，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量增加为36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成员发展到103家。
　　记者注意到，根据《规划》要求，十三五期间将重点实施诸多文物保护工程，其中特别提到“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实施良渚、殷墟、石峁、二里头、三星堆、秦始皇陵、景德镇御窑、圆明园等遗址展示提升工程，建成一批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去年底，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工建设。殷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其出土文物数量居国内各大遗址之首，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介绍，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总投资约150亿元，建设周期8至10年，规划范围涵盖整个殷墟保护区。项目建设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实施殷墟遗址博物馆、宫殿宗庙区及王陵区提升、武官村民俗旅游村和豫北纱厂活化利用改造四大工程，科学划分宫殿宗庙展示区、洹北商城展示区、王陵与民俗文化展示区、考古学展示区、创意文化展示体验区、洹河文化景观带和协同展示区七大功能分区，最终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浸润城市生活

　　在考古逐渐走向大眾、关注度更高的当下，秉持对时间尺度的洞察力，考古人知晓“少年强，则国强”的客观规律。
　　开发遗址原貌展示、遗址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创意……于是，这些基于考古遗址的遗址公园用自己浑然天成的方式让考古与公众有了情感的维系，遗址公园不再是一块块冷冰冰的“教育基地”，而是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头顶是日月星辰，脚下为时间进程，配以典型文物，山东章丘城子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时光隧道”，让人于咫尺间领略数千年沧海桑田;“小小考古人，守护盘龙城”，在湖北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小朋友握着手铲，蹲在探方里刮面，体味考古发掘，厚植文化传承的根基;畅享视听、思想的饕餮盛宴，在四川成都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欣赏歌舞剧《太阳神鸟》、杂技剧《魔幻金沙》、动漫电影《梦回金沙城》，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体悟金沙文化内涵……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一头牵连着千年文脉，一头维系着后世传承。潘碧华强调，任何遗址公园，保护始终是第一位的，但同时也具有科研、教育和一定的游憩功能，其最核心的意义在于能将遗址的文化遗产核心价值和考古最新发现成果在园区内进行有效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转化。
　　的确，遗址公园，一方面能深入发掘遗址的考古研究潜力，另一方面更能发扬其应有社会现实效应。它不仅可以对遗址原貌进行真实性的展示，展现其所拥有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艺术审美等基础价值，更能将其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为公众听得懂、看得明、说得清的“中国故事”，最终让每一位来到园区的公民都能充分领略到该处文化遗产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据国家文物局2018年10月发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显示，2014至2016年，前两批24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接待游客累计超过8000万人次，其中免费游客近4472万人次。
　　可以说，遗址公园让文物走向普罗大众，也向世界展现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每一处公园都成为一个地方的文化标识和历史记忆，引领着人们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