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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学家王灼的《碧鸡漫志》是宋代以来第一部系统的词学论著，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王灼以他丰厚的文学、音乐知识素养为基础，对所选词人词作进行品评，进而阐释他对词的看法。词这种文学样式的兴起带来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王灼《碧鸡漫志》的研究为后人探究词论开创了新的道路，独特的批评方法与词学观使《碧鸡漫志》在词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文章将从词的主情论调与教化功能两方面来探析王灼《碧鸡漫志》的词学思想。
关键词：王灼;《碧鸡漫志》;词学思想
《碧鸡漫志》的开篇《歌曲所起》强调：“古诗或名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诗词同源，同起于乐府，在这一點上王灼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将其从过去作为酒宴娱乐工具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应与诗具备同样的功能，可以寄托抒怀，表达感情。《荆轲易水歌》一则中“荆轲入秦，燕太子丹及宾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涕泪。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上指冠。轲本非声律得名，乃变徵挽羽于立谈间，而当时左右听者，亦不愦愦也。”荆轲不善音律且能歌声慷慨，词与乐的结合使歌者的感情更好地流露出来，使听者无不动容。
诗可以言志，歌曲亦可以表达情感诉求，且在娓娓动听的曲调中更易融入词人的内心感受，听者也极亦达成感情共鸣。《歌词之变》开头写到：“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三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人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作词不受声律的束缚，有感受便置于笔端，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特质。没有目的、形式的管控，只是情之所至，随意而发，让其他形式都配合感情而变。“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之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歌词之变》）隋以后，词开始慢慢兴盛，开始出现“繁声淫奏”，创作为迎合音律、形式而忽视感情的表达，偏离了词创作本来的方向，本末倒置。
王灼标举性情，推崇真情的表达，主张词的创作应在“情”与“理”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主情”上，王灼与明代词学家杨慎观点一致，杨慎在《词品》中认为白乐天的《花非花》词是“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并认为“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意思是人岂能没有感情，将个人情感写入词中时，只是要注意不可越过理的界限。王灼特别欣赏苏轼的真性情，并认为“东坡指出向上一路”，“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认为词至宋虽盛但由于受到多个方面的约束，词的创作失去了“自立”与“真情”的特质，变得模式化、功能化，而苏东坡不受音律的束缚，有感则发，让其他一切都为自己的情感抒发作铺垫，由此开创豪放一派，将词脱离靡靡之音的范畴，实现“以词就音”。
基于王灼对苏轼的赞赏，可看出王灼于词有“尚雅”的倾向，他推崇文人气息、书卷气浓厚且具有高尚思想感情的词作，这种类型的词作在传播中会给受众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效仿他们，进而起到规范自我行为的作用，词作的影响一旦上升到这个层面，便实现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用。《碧鸡漫志》开篇《歌曲所起》中提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可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移风俗，可以见其力量之大。“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歌与诗一般，运用好了同样有教化功能，但整个北宋的词风以偏柔靡者居多，鲜少有关心时事政治，讽谏教化的词作，王灼他极力批判柳永词有野狐涎之气息，认为柳永词浅近卑俗，格调低，缺乏高雅的精神气质，与“指出向上一路”的苏轼相距甚远，且苏轼“以诗为词”的观点与执意提升词地位达到与诗并肩的王灼极为契合，这种积极昂扬，意气风发的词对振奋人心，一扫北宋词坛之“繁声淫奏”有极大的效果，“尚雅”、“美教化，移风俗”的词风是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一直推崇的，可以看到“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王灼这里得到了延续。
相比隋以后至今的词作，王灼更推崇隋前的词曲，他不仅对能彰显真性情的古之歌词大加赞赏，且认为歌工乐的古者皆非庸人，好的歌词加之好的歌曲能传达出的教化意义不可小觑。“子贡问师乙：‘赐宜何歌？’答曰：‘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贱工也，学识乃至此。”（《碧鸡漫志》）师乙针对不同的人指出应歌不同类型的歌曲，足以证明词的教化功用，且歌曲类型、意义的多样化可以实现因材施教。王灼认为师乙，一个乐工，身份卑微，却有如此学识，足可见古之歌工乐者深厚的才力以及精深的见解。词作为一种文体本不具任何属性，我们可以为词配上绮丽华美的语句，幽情艳丽的内容使它成为酒宴娱乐，浅斟低唱的工具，亦可以为它注入词人之真正的性情，匹配高雅端正的风格，起到教育人民，启发智慧的作用。自古以来便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作品不只局限于作家用来表达情绪，反映生活，更可以将它们提升至厚人伦，动天地的层面。词这一文学样式，自晚唐出现，至两宋达到顶峰，余绪直波及至明清两代，演变过程漫长且复杂，诗可以言志，词亦可以言志，长短不一，舒缓跌宕的词更易使词人抒发内心的情感以及理想，当真情与理智完美地结合于词中，词的教化功能也就实现了，王灼的词学理想便达成。
参考文献
[1]徐利华，马兴祥.王灼《碧鸡漫志》研究述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7，17（4），31-36.
[2][宋]王灼.碧鸡漫志[A].见：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67-118.
[3][明]杨慎.词品[A].见：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7-543.
作者简介：
张玉倩（1996—），女，汉族，山东烟台市人，研究生，硕士在读，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关键词：王灼;《碧鸡漫志》;词学思想
《碧鸡漫志》的开篇《歌曲所起》强调：“古诗或名乐府，谓诗之可歌也。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乐府，特指为诗之流，而以词就音，始名乐府，非古也。”诗词同源，同起于乐府，在这一點上王灼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将其从过去作为酒宴娱乐工具的角色中解救出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应与诗具备同样的功能，可以寄托抒怀，表达感情。《荆轲易水歌》一则中“荆轲入秦，燕太子丹及宾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涕泪。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上指冠。轲本非声律得名，乃变徵挽羽于立谈间，而当时左右听者，亦不愦愦也。”荆轲不善音律且能歌声慷慨，词与乐的结合使歌者的感情更好地流露出来，使听者无不动容。
诗可以言志，歌曲亦可以表达情感诉求，且在娓娓动听的曲调中更易融入词人的内心感受，听者也极亦达成感情共鸣。《歌词之变》开头写到：“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三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人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作词不受声律的束缚，有感受便置于笔端，有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特质。没有目的、形式的管控，只是情之所至，随意而发，让其他形式都配合感情而变。“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之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歌词之变》）隋以后，词开始慢慢兴盛，开始出现“繁声淫奏”，创作为迎合音律、形式而忽视感情的表达，偏离了词创作本来的方向，本末倒置。
王灼标举性情，推崇真情的表达，主张词的创作应在“情”与“理”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主情”上，王灼与明代词学家杨慎观点一致，杨慎在《词品》中认为白乐天的《花非花》词是“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并认为“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意思是人岂能没有感情，将个人情感写入词中时，只是要注意不可越过理的界限。王灼特别欣赏苏轼的真性情，并认为“东坡指出向上一路”，“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认为词至宋虽盛但由于受到多个方面的约束，词的创作失去了“自立”与“真情”的特质，变得模式化、功能化，而苏东坡不受音律的束缚，有感则发，让其他一切都为自己的情感抒发作铺垫，由此开创豪放一派，将词脱离靡靡之音的范畴，实现“以词就音”。
基于王灼对苏轼的赞赏，可看出王灼于词有“尚雅”的倾向，他推崇文人气息、书卷气浓厚且具有高尚思想感情的词作，这种类型的词作在传播中会给受众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效仿他们，进而起到规范自我行为的作用，词作的影响一旦上升到这个层面，便实现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用。《碧鸡漫志》开篇《歌曲所起》中提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可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移风俗，可以见其力量之大。“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歌与诗一般，运用好了同样有教化功能，但整个北宋的词风以偏柔靡者居多，鲜少有关心时事政治，讽谏教化的词作，王灼他极力批判柳永词有野狐涎之气息，认为柳永词浅近卑俗，格调低，缺乏高雅的精神气质，与“指出向上一路”的苏轼相距甚远，且苏轼“以诗为词”的观点与执意提升词地位达到与诗并肩的王灼极为契合，这种积极昂扬，意气风发的词对振奋人心，一扫北宋词坛之“繁声淫奏”有极大的效果，“尚雅”、“美教化，移风俗”的词风是王灼在《碧鸡漫志》中一直推崇的，可以看到“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王灼这里得到了延续。
相比隋以后至今的词作，王灼更推崇隋前的词曲，他不仅对能彰显真性情的古之歌词大加赞赏，且认为歌工乐的古者皆非庸人，好的歌词加之好的歌曲能传达出的教化意义不可小觑。“子贡问师乙：‘赐宜何歌？’答曰：‘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贱工也，学识乃至此。”（《碧鸡漫志》）师乙针对不同的人指出应歌不同类型的歌曲，足以证明词的教化功用，且歌曲类型、意义的多样化可以实现因材施教。王灼认为师乙，一个乐工，身份卑微，却有如此学识，足可见古之歌工乐者深厚的才力以及精深的见解。词作为一种文体本不具任何属性，我们可以为词配上绮丽华美的语句，幽情艳丽的内容使它成为酒宴娱乐，浅斟低唱的工具，亦可以为它注入词人之真正的性情，匹配高雅端正的风格，起到教育人民，启发智慧的作用。自古以来便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作品不只局限于作家用来表达情绪，反映生活，更可以将它们提升至厚人伦，动天地的层面。词这一文学样式，自晚唐出现，至两宋达到顶峰，余绪直波及至明清两代，演变过程漫长且复杂，诗可以言志，词亦可以言志，长短不一，舒缓跌宕的词更易使词人抒发内心的情感以及理想，当真情与理智完美地结合于词中，词的教化功能也就实现了，王灼的词学理想便达成。
参考文献
[1]徐利华，马兴祥.王灼《碧鸡漫志》研究述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7，17（4），31-36.
[2][宋]王灼.碧鸡漫志[A].见：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67-118.
[3][明]杨慎.词品[A].见：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7-543.
作者简介：
张玉倩（1996—），女，汉族，山东烟台市人，研究生，硕士在读，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