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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他确实不像一般学电影的人,完全局限在电影简单的思维里,或者产业的斗争之中,也不像一般的文学家,会对很多东西做比较传统的文学处理。
他有科学家和建筑师的精确,受过理性的训练,还有其他领域的训练。应该说,他从小到大都是艺术家,但他的科学背景帮助了他。他从小就画画,脑子很清楚,画面很丰富,写的文章也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写的一篇讲述童年的文章,跟他的电影一样,好玩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这种如同外科医生的理性态度,对他的作品有局限吗?
焦雄屏:我常常感觉,他对电影中的人物太冷漠了,他总有一种俯瞰天下的味道,太理性、太冷酷、也太尖锐了。不过到《一一》的时候,他有了一些转变。
人物周刊:他的个性和他的作品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焦雄屏: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充满了创作欲望,从他的画、他的文章就能感觉到。如果他心情很好,畅开胸怀跟你聊,他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的阅读涉猎很渊博,眼界很开阔。和他聊天,老外都会说“heis great”, 会非常惊讶,决不会把他看作寡国小民,或是来自偏僻岛屿的人。
“先德”“先贤”
人物周刊:谈到台湾电影的大师级人物,“先德”和“先贤”这两位,除了电影风格的区别,这两个人的道路和个性有什么区别?
焦雄屏:(笑)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太有意思了!杨德昌是非常西化的,是个知识分子,有着丰富学识和渊博的阅读基础,所以倾向于哲学思考,他在美学上受过很好的训练。
侯孝贤是街头艺人,他的所有社会经验都来自街头,他不是个读书的人,曾经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街头小混混,身上带着典型的底层人的特质,有亲和力,很容易和人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嚼嚼槟榔,唱唱卡拉OK,他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但是他对艺术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没有任何学理基础,都是自己慢慢学来,慢慢摸索出来的。
如果说杨德昌是一个现代大都会的分析者和剖析者,侯孝贤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家,我们称他为“素人艺术家”。有意思的是,这两人在慢慢地接近了,杨德昌向生活靠拢,侯孝贤向知识靠拢,他们走的路完全不同,但最后有些殊路同归了。
人物周刊:内地的第六代导演都谈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作为经常来往于两地的电影人,你如何看?
焦雄屏:我直觉感觉,大陆人在“先德”和“先贤”的作品之间,似乎更喜欢杨德昌一些,而台湾人更喜欢侯孝贤。
我很诧异的是,为什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内地年轻导演有这么大的影响。在杨德昌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恐怖分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然《一一》更成熟。我们都是台湾公务员的后代,当看到外省人在台湾成长的一些经历,我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对大陆的年轻导演产生了这么大的触动,我不太理解。
人物周刊:台湾电影现在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而杨德昌贯穿了30 多年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是否该负有一些责任?他是很少顾及市场和商业需要的。
焦雄屏:对,对,没错。台湾电影到现在都脱不了这些“ 先德”“先贤”的影响,再加上一个“先明”(蔡明亮)(笑),不管怎么拍,他们的电影里都能找到这3个人的“毒”。这样的状况对产业链的影响未必是好事,他们的作品多数没有受到大众的关注和喜爱。
80年代,当我们在努力推动新电影时,台湾刚刚解除戒严,大家都想从电影里共同分享一些时代记忆、一些成长的痕迹,而那个时候,这些在琼瑶电影和李小龙的武打电影中都看不到。当大家看到新电影时,便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大学生、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在台湾,杨德昌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焦雄屏:不,他不是台湾而已,他是世界级的。从80年代开始,他把电影拉升到现代主义的层次,很少有电影创作者到现在还思考后现代、后资本社会这中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真正是世界级的,不只是提升了台湾电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