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台湾，风还吹着，雨还下着，但是很“热”；进入4月，这股热成了焦躁，不知局面如何收拾。有人说这是世代之争，有人说这是贫富之争，还有人说这是蓝绿之争，更有人说这根本就是马王之斗。其实，以上皆是。而且，这股焦躁其实一直存在于台湾社会，时隐时显。
　　台湾很小，是极有自觉的小。正因如此，“台湾之光”无处不在，棒球打进了美国大联盟，是台湾之光；网球打进温布顿，是台湾之光；服装设计穿在了美国第一夫人身上，是台湾之光；连做面包都要强调台湾之光。
　　或许过度自觉于小，对“大”格外敏感。特别是两岸交流后，“以大事小”和“以小事大”经常性地端上台面，成为话题。孟子所言：“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争不过的时候就要大的“让利”，但到底什么才是以小事大的“智”，始终有不同见解。两岸双方当然牵涉到复杂的历史因素、意识形态，一时半刻不这么容易化解，但当争议经年之时，早有许许多多人不靠集体的智，而是靠自己的智，走出自己想走的路。
　　把时间轴拉长到半世纪前，台湾的“十大建设”启动，民间的台湾人可没停下脚步。那个年代流行的是“一卡皮箱走天下”，英语不能听不能写更不会讲的无数中小企业主，更打下台湾的外贸江山，创造了经济奇迹。两岸封闭的年代里，没人感受到“大”的威胁。
　　反倒是两岸开放交流，形势丕变，大陆的“大”成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这段不算短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两岸除了共同打击犯罪的引渡协议外，什么都没有。但是，自主的经贸先发部队早就蜂拥登陆，台商成为大陆沿海城市转型的关键力量。几乎同时间，大陆开放进程端上台面，经济随同政治渐次制度化后，不论是要求保障或要求更大利益，原本并不希冀“政府”介入的台商们，开始有压力主张“政府”要成为他们商战的后盾，就像新加坡或韩国。
　　半世纪前的台湾，即使不懂英文，都勇敢跃入全球化浪潮；半世纪之后，大陆崛起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主旋律，对岸的“大”却仿佛成为台湾内部永无止境的争议。争议绝非起自2014的3月，推远的不说，从开放大陆观光客到开放陆生来台游学或就学，就在立法院打过几架，可能担心台湾挽救乏力的失业率雪上加霜，甚至可能改变台湾的选民结构。
　　这样的焦虑并无事实基础，因为台湾既未开放大陆劳工，更未允许投资移民，相关政策甚至较东南亚国家更严。奇特的是，台湾大街小巷里有无数大陆配偶开的地方风味的小馆，如广西螺丝粉成为万华特色小吃，反倒是以大资本“攻台”的“俏江南”经营维持得相当吃力。
　　这是台湾特有的两种面貌吗？一方面有人口沫横飞地批评大陆，却有更多人客气体贴地照顾来台的游客们，问路一定指点到正确的方向，手机掉了一定有人捡回交还，骑自行车环岛还有人奉茶。
　　要说台湾人耽溺于本土化，却又未必尽然。至少十五年前，台湾学界就已经有一股“出走”潮，走到香港或北京、上海。我一位任职于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朋友，年仅30出头，就在3月风潮正盛之际，决定转赴上海任教，当世界召唤的时候，她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还有一位从事网络科技的年轻朋友，同样30出头，在出校门几年时间里，曾自创公司，曾为选战充当网络青年军，也于去年底，毅然决定到上海募资，而且，一举中的。说来不可置信，在他决定转赴大陆市场前，他甚至没去过上海。
　　台湾年轻人的竞争力，并不若我们想象中的低落。相反的，他们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可能展现在我们这个世代想象不到的范围。但是，为什么有这么一大群人宁可餐风露宿在街头，拒绝一个更大的可能？
　　当我们讨论“拒绝大陆人”时，或许，台湾要想想我们接受了什么人？用一个很典型的例，台湾高铁设计规划很早，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到了陈水扁时代，无休无止的政治争议。结果上海磁浮列车都上路了，高铁还困在“立法院”备询中。等马英九时代解决了高铁的财务问题，所有拿高薪的外籍工程师被痛批为“肥猫”，要不减薪要不请走。
　　对比之下，香港地铁公司的执行长是一位英国人，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类似例子还有香港新机场，香港政府以年薪六百万港币全球征才，聘用的正是台湾长大、成功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彭定中，六年就让香港新机场转亏为盈。台湾人会让外籍（遑论陆籍）以年薪二三千万台币经营早就落后的桃园国际机场吗？
　　当台湾人喜孜孜地大谈“台湾之光”的同时，我们忘记了唯伟大的国家或地区才能让全球人有发光的机会。说到底，还是得靠“仁者以智”啊。
　　夏珍
　　（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时报周刊社长，现任风传媒总主笔；曾出版《宋楚瑜中兴纪事》等13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