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真可谓“人间万事出艰辛”。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无法无天”的十年文革梦魇后，国家重新拥抱法治，开启立法流金岁月，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走完的路。
　　徒法不足以自行。美国著名学者博登海默说过：“法律体系建立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定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再好的法律也只是“沉睡的美人”。对此，吴邦国委员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当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社会维稳压力趋大。这与其说是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毋宁说是“制度迟钝”、“制度休眠”的问题。其实，按照现有法律制度的安排，在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矛盾冲突方面，有着充分而有效的渠道：民主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将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加以表达，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举国智慧得以展现的平台，对于政府可能的懈怠、腐败和滥用权力，加以监督和批评；当生活以及交易的过程发生纠纷，当人民和政府的行政行为发生冲突，独立和专业化的司法可以公正地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现实中，美好的制度仅仅停留在文本，宪法赋予人民的诸多权力也因而被虚置。最近的一则例子是，就在温家宝总理走进国家信访局面见上访群众时，深圳市却爆出了“19名人大代表零建议”的尴尬新闻。
　　法律为何会躺在文本上沉睡？任何法律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对法律的实施必然引发利益的冲突。比如，拆迁的公正补偿意味着开发商效益的锐减；选举制度的有效落实意味着上级部门将对任免过程失去控制；法院独立审判会约束各级官员的自由裁量并减少其寻租的机会。
　　由于利益的至上性，使得法律制定者和法律的执行者之间容易出现一个利益“过滤器”，以自己的利益损益值作为执行法律的参考。或“你有规定，我也有规定”，“创造性”执行；或曲解法律、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或阳奉阴违、浅尝辄止，象征性执行；或设置条件、加价加码，附加性执行。所有这一切，大大消减了法律的执行力。
　　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正确实施，是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职责。吴邦国委员长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也一再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在实践中，人大已经探索出了执法检查等多种监督法律法规实施的手段和方式，在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毋庸讳言，执法检查的效果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仍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缺乏刚性的跟踪监督，执法检查难免有“精心组织重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之嫌。
　　确保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首先人大要激活宪法和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作为受选民委托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人大，有责任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法律，不让法律成为一堆废纸。必要时，运用评议、质询和特定问题调查等刚性手段进行督办，从而充分有效发挥执法检查的作用，确保宪法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全面贯彻实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今天，人大扮演好唤醒“法律睡美人”的角色，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