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重新举起改革大旗，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大有深意。
　　这让我想起了两位备受尊重的学者吴敬琏和江平一直以来的忧虑。两位先生都已年过八旬，却不辍笔耕，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生不满百岁、常怀千岁忧”的情怀为改革鼓与呼。
　　江平教授是法学界泰斗，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他选择“呐喊”一词，既是希望大家联想到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呐喊》，也真心提醒大家，目前改革越来越严迫。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50次提到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用了“刻不容缓”一词来强调紧迫性。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正是深入推进改革。
　　吴敬琏先生因对市场经济的倡导而被称为“吴市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吴敬琏发现，市场经济并非保证经济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充分条件，许多国家陷入了坏的市场经济，或者权力支配市场的经济。吴敬琏发现，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走向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如何建设好的市场经济?吴敬琏于2007年出版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强调中国必须走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而法治是规制权力的唯一正途。
　　逻辑的下一环在于如何实现真正的法治?吴敬琏意识到，政治和经济从来是不可分的，结构复杂、机制精巧的市场化经济的有效运转，更必须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的支撑。无独有偶，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李慎之先生也曾告诉江平：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
　　其实，邓小平早就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但是，改革的实质在于利益格局的重构，必然会遇到利益集团的阻挠。
　　在我国当前的改革中，由于规则的制定者与一些被改革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的重叠与交叉，例如，央企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改革等难以突破，症结就在于此。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分利集团’。”因此，各利益集团都会为了利益而展开分利竞争，通过各种“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决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活跃存在将成为常态，而且制度越不健全、寻租空间越大，利益集团就越趋于活跃。与80年代的双轨制相比，如今的寻租活动在方法上更为隐蔽、在规模上更为惊人。例如，一些利益集团通过PE腐败，在公司上市前快速入股，利用关系帮助企业上市，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惊人的无风险利润。另一个寻租的热点领域是房地产，腐败案件也时有发生。
　　改革的另一障礙在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在当期，而主要收益则在远期。这种收益与成本的跨期分配，往往是导致改革不作为的主要负向激励。
　　因此，下一阶段的改革攻坚，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一条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权贵资本主义，一条是我们要努力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眼下，我们已经看准了改革的方向，看到了改革的迫切性。但是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决定了改革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这正是吴敬琏和江平呐喊和呼吁的忧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