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