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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显示，我国城市购房者中有91.1％的人使用按揭，其中31.75％的人月供供占到月收入的50％以上，超过房贷按揭宜占月收入1/3的警戒线，从而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成为“房奴”。在广州，就有这样一对“房奴”夫妻，他们原本是令人艳羡的白领，然而当他们买房后，却被一笔接一笔的巨大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竟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卖房救急，甚至因房款而反目成仇！
供房苦啊，白领家庭过着蓝领生活
今年30岁的刘艳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993年9月，高中毕业的她只身来到广东打工。最开始她在东莞一家台湾人开的鞋厂里做流水线工人，每天上班十多个小时，月薪却只有1000元。她是个好强的女孩子，三个月后，她离开鞋厂，去镇上的职业培训中心学了几个月电脑，不久就进了一家香港人办的制衣厂做文职，后来还非常幸运地当上了总经理助理。
期间，刘艳本来有一次调往香港工作的机会，但因为不会英语最终没能成行，这件事深深伤到了她的自尊。于是，上学深造的念头又一次在她的脑海中萌生出来，并使她最终选择了离开那家港资企业。1995年底，她来到了广州市，开始重新找工作，举目无亲的她住过立交桥底，住过华南师范大学里8元一天的“又一村”地下室，后来进了一个小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常年四处奔波。
1999年底，刘艳跳槽到联通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业务员。这时，她认识了在同一座写字楼上班的杨明。性格开朗的杨明是河南南阳人，多次碰面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来广州打工也已很多年了，当时也是在一家小型市场服务公司里做业务员，每月的薪水仅为1500元。但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工作环境，使他们日久生情，最终坠入爱河。从此，两个在广州独自打拼多年的外乡人，终于有了互相的依靠。
凭借自己的努力，刘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打工妹做到了广州番禺区的区域经理，管理着十多个手下，招人、培训等工作都是她一手操办，她的月薪也达到了6000多元!而杨明也于2001年进了广州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担任客户经理，月薪达4000多元。这时的刘艳和杨明都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们终于成了令人艳羡的白领！
2002年初，他们结了婚，并拿出所有的积蓄，在广州番禺区南国奥林匹克花园买下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25万元，首付10万元后，剩下的15万他们选择了20年银行按揭，月供1000多元。由于当时番禺区的买房入户政策尚未取消，所以他们又拥有了广州市户口。
2002年的一个春日，刘艳和丈夫从城中村狭小昏暗的出租屋，搬进了宽敞明亮的花园洋房。夜深人静的时候，丈夫拉着她的手站在阳台上动情地说：“我们终于安了一个家，就像鸟儿有了一个窝；我们生一个爱情的结晶吧，让她在这个花园里快乐成长；我们要共同做一份事业，我们会有更好的生活……”
美丽的住房梦，让刘艳和丈夫感觉到了人生的幸福。孝顺的她将自己的母亲接来享受一下城里的房子。生活渐趋稳定后，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通过成人高考进了暨南大学夜大学习。但工作和学习的双重负荷，使她大大地预支了自己的身体健康。2002年3月底，她第一次不幸流产。当时她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上课，还要照顾家中体弱的母亲。流产之后，她觉得再没有力气这样满负荷地运转下去，和丈夫商量之后，便辞掉了工作。在家呆着的那段日子，她依然坚持去上课，并顺利地拿到了暨南大学夜大的市场营销大专文凭。
但自那以后，全家只有杨明一个人4000元左右的收入，除去房款和生活费，几乎分文不剩。生活日渐拮据，刘艳开始有些后悔买房付首期款时用掉了所有的积蓄，并隐隐担心眼前这个突然变得脆弱的家。于是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然而，继续找工作的路并不平坦。
2003年12月，为了生活，刘艳不得不向亲戚借了几千元钱，在小区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开了一家美发店，虽然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但雇了几个员工，连装修、购买设备一共投入了7000余元。城中村里的店铺租金十分便宜，可客流也少，吸引不了高消费的客人，每个月的盈利竟然只有200多元……与当年6000多元的月薪相比，相差实在太大，这深深地打击了她!更让她受不了的是，她虽然住在时尚高档的花园小区里面，可她每天却工作在城中村的出租屋，并且她从来不敢上小区里贵得要命的超市购物，而是经常出现在城中村的菜市场和地摊上……因为供房，一个白领家庭竟然如此苦涩地过着蓝领生活！
家事无常，患难夫妻忍痛卖房救急
2004年5月，操劳过度的刘艳再次流产。作为女人，做母亲的欲望是强烈的，但不幸总是落在她的头上。
刘艳没想到更大的挫折还在后头。2004年12月，丈夫杨明由于视力急剧下降，便去了广州中山三院神经外科，检测的结果竟然是：脑垂体腺体瘤，直径达到了6厘米左右，症状非常罕见!医生说，这种病虽然可以治好，但需要花费一大笔钱。杨明出于费用考虑，并未马上治疗。但回家后，他的视力依然继续下滑，仅仅几个月时间，他的视力就从1．5下降至0．03，最后连近在眼前的妻子也认不出了。除了视力下降外，杨明还经常感到头痛，呼吸困难，情绪出现极大的波动，非常可怕……
2005年1月，已流产两次的刘艳又有了身孕。面对病重的丈夫，2005年3月，她极力说服丈夫住进医院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为了悉心照顾丈夫，她只好将美发店低价转让了。丈夫住院的那一个月，已有身孕的她，依然每天担惊受怕地挤公交车来回奔波。由于家里没有分文收入，她只能靠借债过日子，并且将房子的月供降到了500元。丈夫住院1个月，总共花了4万余元，虽然丈夫在原单位有医疗保险，但由于手术和用药的很多费用根本不能报销，因此有2万余元是借债。就这样，这个原本光鲜温馨的白领家庭迅速坠入崩溃边缘！
2005年9月，女儿平安降生。由于杨明的肿瘤位置复杂，一次手术不能完全切除，2006年2月，杨明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又总共花费了5万余元，这笔钱全部是跟亲戚朋友借的。而且医生说，几个月后还有一次手术后的电疗，预计还要花费数万元。3月20日，杨明第二次手术出院后，刘艳准备把孩子和母亲先送回老家，然后可安心照顾丈夫。但就在杨明出院的第二天下午3时30分左右，刘艳和老人、孩子乘坐公交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公交车开到天河立交路口时，司机因避让一辆突然出现的人力三轮车踩了急刹车，坐在后排最高位置上的母亲和女儿因惯性滚落在地，一老一小当时都仰面朝天摔倒，后脑着地，被急送医院。诊断报告指出：孩子有脑积水及轻度脑萎缩的危险，老母亲也多处软组织损伤!刘艳顿时在医院里晕倒过去。
交警认定公交车司机负全部责任，于是刘艳要求其承担住院费等4000元，以及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9000元。虽然她多次主动与巴士公司交涉，但对方一直未支付其4000多元住院、治疗的前期费用。 2006年3月30日，无可奈何的刘艳还是把母亲和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而丈夫在3月22日，女儿摔伤的第二天，也被她“赶”回了河南老家休养。丈夫和孩子都离开了家，在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她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常常忍不住地想：这个家要是自己再垮了可怎么办啊?虽然她常常边流泪边给自己打气，但在最无助的4月底，她还是独自坐在小区附近一个公园的大树下，哭了整整一个上午，看到随风飘落的树叶，这个18岁就只身来到广州闯荡、一心想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女子，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死……
欠下8万元的债务，丈夫、孩子、母亲都有病在身，再向别人借钱是根本借不动了，刘艳和丈夫只好无奈地决定卖掉房子救命。
2006年5月8日，刘艳和丈夫签下了卖房合同。4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他们住进新房最开心的日子。他们的家虽然只有两室一厅，但非常温馨，客厅铺着洁白的瓷砖，墙边摆着绿色的盆栽，主卧里挂着一幅幸福的婚纱照，小卧室里摆着双层母婴床，床上还有一些色泽鲜艳的玩具……卖掉房子的那天晚上，丈夫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刘艳试图控制情绪，可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流淌出来。四年轮回，天上人间，简直就像是一场梦!
悲哀散场，3万捐款竟是离婚导火线
5月16日，刘艳和丈夫被病魔逼得卖房救命的事情，引起了南国奥林匹克花园一位好心邻居的同情，于是在小区内以及社区网络论坛中，主动为刘艳一家义务发起了捐款活动。随后，小区里的邻居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仅十来天时间，就资助了他们3万多元。最后，那位组织捐款的好心邻居还安慰他们说：“虽然你们要走了，但我们毕竟邻居一场，希望这些钱能帮助你们度过难关，也欢迎你们今后继续回到这个小区来……”
然而，谁也没料到，那笔3万多元的爱心款，竟然成为了刘艳夫妻俩闹离婚的导火索！2006年5月26日，夫妻俩在即将搬离的“家”中，为3万多元捐款的分配问题争吵起来。杨明要求将全部捐款存入他个人名义的账户，以用于他准备8月份去医院做电疗的手术费用，而刘艳认为捐款是给这个家庭的，应该分一部分给正在老家农村受苦、摔伤后尚未痊愈的女儿和母亲，作为她们后续治疗的营养费用。那套房子虽然共卖了20多万元，但还清银行10万元，再还了8万元亲戚朋友的债务后，就只剩下两万多元了，这些杨明都留着手术用。
刘艳觉得杨明这样做太自私。医生说她女儿的最佳治疗时间在一周岁内，现在女儿快满一周岁了，应该紧急治疗，可杨明却突然变得让她不可想象的固执和无情，坚持要自己先动手术，等有余钱了再治孩子的病……5月28日，刘艳又因此事与杨明争吵起来，而且遭到了一顿暴打。
其实，这并不是刘艳第一次遭到杨明的暴打。自从2004底被检查患了脑垂体腺体瘤后，杨明的性格和脾气就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和动手打人，但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能够快些好起来，刘艳都忍了。
一次次的争吵、纠缠与被殴打，让刘艳不得不离家出走了几天，借宿在同学的家中。2006年6月11日，刘艳回到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看见他们曾经共同营造的家中一片狼藉，杨明和其从河南赶过来的四哥正忙着搬家，所有贵重的空调、电视等电器几乎全部被打包。刘艳看到自己的发夹散落在地上，任搬家工人踩来踩去的情景，心里十分凄凉。杨明和其四哥默不作声地拖着一车家什离开了，只有当年那张结婚照还在，静静地挂在墙壁上……刘艳两眼无光地坐在地板上发呆。第二天，她将家里剩余的东西寄放在沙河的同学家里。回想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感到心力交瘁，不由得一次次泪流满面，觉得自己整个青春耗费在了这个人身上真是不值得。于是她正式提笔写了离婚协议书。
2006年10月下旬，刘艳起诉杨明提请离婚案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法庭开审。由于杨明正在南方医院接受放射性治疗，所以并未出席当天的庭审。庭审中，刘艳声泪俱下，提出常遭丈夫暴力对待，不堪再与杨明过下去。杨明代理律师则指出，刘艳在家庭陷入最低谷时提出离婚，有违社会伦理……
刘艳和杨明的离婚案开审后，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小区邻居们都一片哗然、唏嘘不已。2006年lO月底，为了给那些好心的邻居一个交代，杨明首先在南奥网络社区上发帖子解释，并声讨刘艳：“我很感谢所有好心人对我们的帮助，但这绝不是你们的错!刘艳要求和我离婚的真实目的是嫌弃我身患疾病，一方面继续要花费较多费用和时间来治疗，会给家庭带来较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我患的巨大垂体瘤会直接影响男性功能而导致夫妻生活不和谐。我非常理解，作为妻子的刘艳为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也很感谢她为家庭所作的努力和付出，但我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她在家庭最需要的时候选择离开!这更不能成为她要求离婚的借口和理由!”随后，刘艳也给予了回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互不相让地在网络上形成骂战。
面对此番景象，那些好心的邻居们纷纷劝慰刘艳和杨明：“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去了解什么真相，真相在你们两个人自己的心里。到此为止吧，尽快忘了不愉快的事，好好继续生活!”“男人就要坚强，有时放手也是一种爱，既然自己不能给妻子和家庭更多的支持，就不如由她去吧!”“都是可怜人，你们之间不要再相互往对方身上捅刀子了。你们都已经很不容易，很累了!那就放爱一条生路吧!”
编后：读到这里，故事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一对原本恩爱幸福的白领夫妻，竟然会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反目成仇。它让我们在唏嘘感叹之余，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很普遍的残酷现实：住房．医疗、教育，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的“三座大山”。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来说，要顺利地翻越这“三座大山”何其之难!但无论有多难，生活还是得继续，所以奉劝一句：“放爱一条生路吧，挺住就是一切!”
供房苦啊，白领家庭过着蓝领生活
今年30岁的刘艳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993年9月，高中毕业的她只身来到广东打工。最开始她在东莞一家台湾人开的鞋厂里做流水线工人，每天上班十多个小时，月薪却只有1000元。她是个好强的女孩子，三个月后，她离开鞋厂，去镇上的职业培训中心学了几个月电脑，不久就进了一家香港人办的制衣厂做文职，后来还非常幸运地当上了总经理助理。
期间，刘艳本来有一次调往香港工作的机会，但因为不会英语最终没能成行，这件事深深伤到了她的自尊。于是，上学深造的念头又一次在她的脑海中萌生出来，并使她最终选择了离开那家港资企业。1995年底，她来到了广州市，开始重新找工作，举目无亲的她住过立交桥底，住过华南师范大学里8元一天的“又一村”地下室，后来进了一个小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常年四处奔波。
1999年底，刘艳跳槽到联通黄页信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业务员。这时，她认识了在同一座写字楼上班的杨明。性格开朗的杨明是河南南阳人，多次碰面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来广州打工也已很多年了，当时也是在一家小型市场服务公司里做业务员，每月的薪水仅为1500元。但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工作环境，使他们日久生情，最终坠入爱河。从此，两个在广州独自打拼多年的外乡人，终于有了互相的依靠。
凭借自己的努力，刘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从一个打工妹做到了广州番禺区的区域经理，管理着十多个手下，招人、培训等工作都是她一手操办，她的月薪也达到了6000多元!而杨明也于2001年进了广州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担任客户经理，月薪达4000多元。这时的刘艳和杨明都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们终于成了令人艳羡的白领！
2002年初，他们结了婚，并拿出所有的积蓄，在广州番禺区南国奥林匹克花园买下了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25万元，首付10万元后，剩下的15万他们选择了20年银行按揭，月供1000多元。由于当时番禺区的买房入户政策尚未取消，所以他们又拥有了广州市户口。
2002年的一个春日，刘艳和丈夫从城中村狭小昏暗的出租屋，搬进了宽敞明亮的花园洋房。夜深人静的时候，丈夫拉着她的手站在阳台上动情地说：“我们终于安了一个家，就像鸟儿有了一个窝；我们生一个爱情的结晶吧，让她在这个花园里快乐成长；我们要共同做一份事业，我们会有更好的生活……”
美丽的住房梦，让刘艳和丈夫感觉到了人生的幸福。孝顺的她将自己的母亲接来享受一下城里的房子。生活渐趋稳定后，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通过成人高考进了暨南大学夜大学习。但工作和学习的双重负荷，使她大大地预支了自己的身体健康。2002年3月底，她第一次不幸流产。当时她白天要工作，晚上要上课，还要照顾家中体弱的母亲。流产之后，她觉得再没有力气这样满负荷地运转下去，和丈夫商量之后，便辞掉了工作。在家呆着的那段日子，她依然坚持去上课，并顺利地拿到了暨南大学夜大的市场营销大专文凭。
但自那以后，全家只有杨明一个人4000元左右的收入，除去房款和生活费，几乎分文不剩。生活日渐拮据，刘艳开始有些后悔买房付首期款时用掉了所有的积蓄，并隐隐担心眼前这个突然变得脆弱的家。于是她开始寻找新的工作，然而，继续找工作的路并不平坦。
2003年12月，为了生活，刘艳不得不向亲戚借了几千元钱，在小区附近的一个城中村里开了一家美发店，虽然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但雇了几个员工，连装修、购买设备一共投入了7000余元。城中村里的店铺租金十分便宜，可客流也少，吸引不了高消费的客人，每个月的盈利竟然只有200多元……与当年6000多元的月薪相比，相差实在太大，这深深地打击了她!更让她受不了的是，她虽然住在时尚高档的花园小区里面，可她每天却工作在城中村的出租屋，并且她从来不敢上小区里贵得要命的超市购物，而是经常出现在城中村的菜市场和地摊上……因为供房，一个白领家庭竟然如此苦涩地过着蓝领生活！
家事无常，患难夫妻忍痛卖房救急
2004年5月，操劳过度的刘艳再次流产。作为女人，做母亲的欲望是强烈的，但不幸总是落在她的头上。
刘艳没想到更大的挫折还在后头。2004年12月，丈夫杨明由于视力急剧下降，便去了广州中山三院神经外科，检测的结果竟然是：脑垂体腺体瘤，直径达到了6厘米左右，症状非常罕见!医生说，这种病虽然可以治好，但需要花费一大笔钱。杨明出于费用考虑，并未马上治疗。但回家后，他的视力依然继续下滑，仅仅几个月时间，他的视力就从1．5下降至0．03，最后连近在眼前的妻子也认不出了。除了视力下降外，杨明还经常感到头痛，呼吸困难，情绪出现极大的波动，非常可怕……
2005年1月，已流产两次的刘艳又有了身孕。面对病重的丈夫，2005年3月，她极力说服丈夫住进医院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为了悉心照顾丈夫，她只好将美发店低价转让了。丈夫住院的那一个月，已有身孕的她，依然每天担惊受怕地挤公交车来回奔波。由于家里没有分文收入，她只能靠借债过日子，并且将房子的月供降到了500元。丈夫住院1个月，总共花了4万余元，虽然丈夫在原单位有医疗保险，但由于手术和用药的很多费用根本不能报销，因此有2万余元是借债。就这样，这个原本光鲜温馨的白领家庭迅速坠入崩溃边缘！
2005年9月，女儿平安降生。由于杨明的肿瘤位置复杂，一次手术不能完全切除，2006年2月，杨明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又总共花费了5万余元，这笔钱全部是跟亲戚朋友借的。而且医生说，几个月后还有一次手术后的电疗，预计还要花费数万元。3月20日，杨明第二次手术出院后，刘艳准备把孩子和母亲先送回老家，然后可安心照顾丈夫。但就在杨明出院的第二天下午3时30分左右，刘艳和老人、孩子乘坐公交车前往广州火车站，公交车开到天河立交路口时，司机因避让一辆突然出现的人力三轮车踩了急刹车，坐在后排最高位置上的母亲和女儿因惯性滚落在地，一老一小当时都仰面朝天摔倒，后脑着地，被急送医院。诊断报告指出：孩子有脑积水及轻度脑萎缩的危险，老母亲也多处软组织损伤!刘艳顿时在医院里晕倒过去。
交警认定公交车司机负全部责任，于是刘艳要求其承担住院费等4000元，以及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9000元。虽然她多次主动与巴士公司交涉，但对方一直未支付其4000多元住院、治疗的前期费用。 2006年3月30日，无可奈何的刘艳还是把母亲和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而丈夫在3月22日，女儿摔伤的第二天，也被她“赶”回了河南老家休养。丈夫和孩子都离开了家，在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她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常常忍不住地想：这个家要是自己再垮了可怎么办啊?虽然她常常边流泪边给自己打气，但在最无助的4月底，她还是独自坐在小区附近一个公园的大树下，哭了整整一个上午，看到随风飘落的树叶，这个18岁就只身来到广州闯荡、一心想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女子，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死……
欠下8万元的债务，丈夫、孩子、母亲都有病在身，再向别人借钱是根本借不动了，刘艳和丈夫只好无奈地决定卖掉房子救命。
2006年5月8日，刘艳和丈夫签下了卖房合同。4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他们住进新房最开心的日子。他们的家虽然只有两室一厅，但非常温馨，客厅铺着洁白的瓷砖，墙边摆着绿色的盆栽，主卧里挂着一幅幸福的婚纱照，小卧室里摆着双层母婴床，床上还有一些色泽鲜艳的玩具……卖掉房子的那天晚上，丈夫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刘艳试图控制情绪，可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流淌出来。四年轮回，天上人间，简直就像是一场梦!
悲哀散场，3万捐款竟是离婚导火线
5月16日，刘艳和丈夫被病魔逼得卖房救命的事情，引起了南国奥林匹克花园一位好心邻居的同情，于是在小区内以及社区网络论坛中，主动为刘艳一家义务发起了捐款活动。随后，小区里的邻居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仅十来天时间，就资助了他们3万多元。最后，那位组织捐款的好心邻居还安慰他们说：“虽然你们要走了，但我们毕竟邻居一场，希望这些钱能帮助你们度过难关，也欢迎你们今后继续回到这个小区来……”
然而，谁也没料到，那笔3万多元的爱心款，竟然成为了刘艳夫妻俩闹离婚的导火索！2006年5月26日，夫妻俩在即将搬离的“家”中，为3万多元捐款的分配问题争吵起来。杨明要求将全部捐款存入他个人名义的账户，以用于他准备8月份去医院做电疗的手术费用，而刘艳认为捐款是给这个家庭的，应该分一部分给正在老家农村受苦、摔伤后尚未痊愈的女儿和母亲，作为她们后续治疗的营养费用。那套房子虽然共卖了20多万元，但还清银行10万元，再还了8万元亲戚朋友的债务后，就只剩下两万多元了，这些杨明都留着手术用。
刘艳觉得杨明这样做太自私。医生说她女儿的最佳治疗时间在一周岁内，现在女儿快满一周岁了，应该紧急治疗，可杨明却突然变得让她不可想象的固执和无情，坚持要自己先动手术，等有余钱了再治孩子的病……5月28日，刘艳又因此事与杨明争吵起来，而且遭到了一顿暴打。
其实，这并不是刘艳第一次遭到杨明的暴打。自从2004底被检查患了脑垂体腺体瘤后，杨明的性格和脾气就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怒和动手打人，但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能够快些好起来，刘艳都忍了。
一次次的争吵、纠缠与被殴打，让刘艳不得不离家出走了几天，借宿在同学的家中。2006年6月11日，刘艳回到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看见他们曾经共同营造的家中一片狼藉，杨明和其从河南赶过来的四哥正忙着搬家，所有贵重的空调、电视等电器几乎全部被打包。刘艳看到自己的发夹散落在地上，任搬家工人踩来踩去的情景，心里十分凄凉。杨明和其四哥默不作声地拖着一车家什离开了，只有当年那张结婚照还在，静静地挂在墙壁上……刘艳两眼无光地坐在地板上发呆。第二天，她将家里剩余的东西寄放在沙河的同学家里。回想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感到心力交瘁，不由得一次次泪流满面，觉得自己整个青春耗费在了这个人身上真是不值得。于是她正式提笔写了离婚协议书。
2006年10月下旬，刘艳起诉杨明提请离婚案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法庭开审。由于杨明正在南方医院接受放射性治疗，所以并未出席当天的庭审。庭审中，刘艳声泪俱下，提出常遭丈夫暴力对待，不堪再与杨明过下去。杨明代理律师则指出，刘艳在家庭陷入最低谷时提出离婚，有违社会伦理……
刘艳和杨明的离婚案开审后，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小区邻居们都一片哗然、唏嘘不已。2006年lO月底，为了给那些好心的邻居一个交代，杨明首先在南奥网络社区上发帖子解释，并声讨刘艳：“我很感谢所有好心人对我们的帮助，但这绝不是你们的错!刘艳要求和我离婚的真实目的是嫌弃我身患疾病，一方面继续要花费较多费用和时间来治疗，会给家庭带来较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我患的巨大垂体瘤会直接影响男性功能而导致夫妻生活不和谐。我非常理解，作为妻子的刘艳为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也很感谢她为家庭所作的努力和付出，但我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她在家庭最需要的时候选择离开!这更不能成为她要求离婚的借口和理由!”随后，刘艳也给予了回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互不相让地在网络上形成骂战。
面对此番景象，那些好心的邻居们纷纷劝慰刘艳和杨明：“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去了解什么真相，真相在你们两个人自己的心里。到此为止吧，尽快忘了不愉快的事，好好继续生活!”“男人就要坚强，有时放手也是一种爱，既然自己不能给妻子和家庭更多的支持，就不如由她去吧!”“都是可怜人，你们之间不要再相互往对方身上捅刀子了。你们都已经很不容易，很累了!那就放爱一条生路吧!”
编后：读到这里，故事的结局已经不重要了。一对原本恩爱幸福的白领夫妻，竟然会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反目成仇。它让我们在唏嘘感叹之余，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很普遍的残酷现实：住房．医疗、教育，已经成为新时期社会的“三座大山”。尤其是对于那些从农村进入城市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来说，要顺利地翻越这“三座大山”何其之难!但无论有多难，生活还是得继续，所以奉劝一句：“放爱一条生路吧，挺住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