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利益格局，依然像鲁迅所言“大抵如此”。
　　2012年，吁请官员公开家庭财产的社会情绪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
　　围绕着官员财产公开，地方改革实践已经花开27个县市，立法动议至今也有18个年头。
　　一项改革兜兜转转、起起伏伏，至今未能在顶层设计上找到接口，致使多地探索偃旗息鼓。
　　地方创新遭遇关山重重的，又何止一个官员财产公开。乡镇公推公选时断时续，多达300个乡镇的试点经验，虽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改革技术，但“星火”远未燎原；户籍制度改革上，广东“积分制”，成都“一元化”改革，都仍属于孤本性质，隔绝城乡的制度幕墙，仅靠基层之力断难洞穿。
　　近5年来，那些曾经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符号性人物，也已渐渐淡出人们视线，郭宝成获“保护性提拔”退居二线；罗崇敏壮志未酬离开政坛。
　　扼腕嗟叹之余，一个问号浮现出来，从何处去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创新动力来源有三，是谓压力、激励和制度。
　　从压力来看，百姓吁求、区域竞争、彰显政绩、实现抱负，对于主政者来说，上下、内外皆是压力。
　　压力足够，但是激励不足。按照管理学最基本的激励理论，正强化和负强化，皆需以反馈及时为第一要义。
　　对一项改革试点工作来说，正强化无非两条，一是上级给予首肯，大范围复制推广经验；二是对改革主导者的擢升和提拔。负强化，则是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以及对庸官懒政的不容忍、不姑息。
　　但是，现实环境又如何？
　　鲁迅曾发问，“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一问放在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几十年后的今天，满足旧状况者，维持已成之局者，对新兴事物求全责备者，遠远多于能够擅用新机运，推动改革创新之人。
　　对改革者来说，更多时候上级最大的肯定就是默许，而不是旗帜鲜明的肯定，更鲜见及时而坚定的褒奖。
　　如果那些政绩平庸，没有改革创新精神，得不到百姓拥戴的官员反得擢升，就会进一步挫伤改革创新的积极性，继而消弭改革动力。
　　闯禁区、触红线，是所有改革者都无法规避的现实尴尬。仅以“党代会常任制”改革为例，其以全委会代替常委会的做法，就与现有《地方党委工作条例》规定不符。
　　改革需要灵活变通，而制度的穹顶又是最具刚性、不易突破的。在此穹顶之下，如果制度创新未能及时跟上，未能提供更为宽阔的改革空间，任凭改革者左冲右突，最终也会徒劳无果。
　　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其三大动力源已有两处出现障碍，激励不足、制度保障不力，致使诸多改革行而不远。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今天，中国改革面临的利益格局，依然像鲁迅所言“大抵如此”。利益多元、羁绊甚多，尤须上下戮力同心、斩荆披棘。
　　于是，“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成为2012年最直抵人心的一句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