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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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18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在济南召开。论坛主题为“理论与方法:新中国史学研究70年”,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70名青年学者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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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18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在济南召开。论坛主题为“理论与方法:新中国史学研究70年”,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70名青年学者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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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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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以遗诏方式解决继承人问题,是郡县制王朝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出土、传世两类文献所见迥异,令这一悬案莫衷一是。事实上,秦王朝嗣君问题的背后隐伏着封建郡县之争这一重要历史线索。秦王政即位后,着意废置封区,推行纯粹的郡县制。统一之后,朝廷正式确定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方式安置诸子功臣。此举有悖于秦国百余年来的政治传统,引起高级军功集团的不满,并波及文化领域。朝廷军政文化精英因此在战后国家事业的展开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反郡县事件,造成始皇帝对嗣君选择的犹豫不定。由此考之,扶苏并非始皇帝属意的嗣君人选,胡亥即位具
蒙元时期的丝绸之路比前代都漫长,沿线地区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十分活跃。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西域占星家们不仅为蒙元王朝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他们及其家族也最终融入蒙古民族共同体中。元廷退回蒙古草原后,他们进一步蒙古化和游牧化,逐渐成为明代蒙古乌珠穆沁部的组成部分。“乌珠穆沁”汉译为“阴阳”,指占星者。此外,还有不少信仰也里可温教的人众和被称作“撒儿塔兀勒”的西域人加入乌珠穆沁部。明代乌珠穆沁是由西域人和蒙古各部组成的新部族。到清代,乌珠穆沁部被编为左、右两个扎萨克旗,旗里各级行政组织名称仍然
民初司法界的部院之争不仅因政权更迭之初,法律制度不备、权限不清,而且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带有党派和南北之争的色彩。章宗祥、江庸均是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馆系统之嫡传,在与许世英、徐谦(“部派”)的博弈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携手排斥“部派”所用南方党人,重整部院力量,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基本稳定和连续。这与司法总长频繁更迭的表象颇有不同。同时,章、江推行法官回避、司法甄拔与考试、司法讲习所、法官任用及奖惩、司法收入特别会计等制度,并极力抵制军政势力干涉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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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结构中,“责问”是上级用来使下级领会工作意图,并告知他们工作中可能存在疏漏之处的常用方法,在官僚制度获得高度发展的秦汉时期即是如此。传世文献中有不少汉代皇帝以各种缘由“责问”、“簿责”、“条责”、“谴问”、“诘问”、“诘责”、“切责”、“切让”、“召问”、“责让”、“问状”臣下的记载。所涉词汇大都含有“问”或“责”字,表达皇帝责备或追究责任的含义,可将其称为皇帝对臣下的责问。这些由皇帝发出的责问主要存在于中央高层行政运作中,针对担负重要行政职责的高官和一些重大事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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