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战俘总共也就三四千人,而同时孳生的皇协军和伪政权人员又有多少呢?
　　
　　前不久去黔东南参加一次活动,顺便玩了几个旅游景点,受个人喜好左右,予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游客蜂拥而至的西江千户苗寨,而是历史文化名城镇远。这个小城位于贵州东部,史称“湘黔门户”。自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置县,历来为设府、道、专署的核心地盘。宋绍定元年(公元1226年),朝廷赐名镇远州,有点统辖西南的味道。两千年的历史将醇厚的民族文化深深积淀,至今仍保存着古建筑、古城垣、古关隘、古驿道、古桥梁、古码头、古民居等200多处,还幸运地躲过了数百年的劫难,在历史的皓月下无语地披一身冷霜。
　　不能不提的是,它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小城还保存着一座石桥,据说当年是京城与西南边陲以及安南、缅甸、暹罗、印度等国礼物献赠和信使往还的捷径和必经之地。桥堍垂钓的老者告诉我,当年大象、孔雀等中原罕见的宝物都从这座石桥走。
　　一座地处要冲的小城,不可避免要与一系列历史名人发生关系,比如王阳明、林则徐、李烈钧、冯玉祥等,红军长征时曾三过镇远,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罗炳辉、萧克等都在此留下足印。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迫害致死的早期中共党员周达文的故居也在小城内,那是一座很大的宅子。
　　镇远值得一看的还有全国仅存的“和平村”旧址。
　　抗战时期,镇远设立了国民党军政部下属的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它的前身就是卫城十字街南侧五云山下的清代镇远总兵署中军衙门。战时先后关押日军俘虏700余人。因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优待敌军俘虏政策的影响和感召,同时得到重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总部”负责人、反战著名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积极组织发动,镇远收容所中150多名日军俘虏志愿组织起来,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收容所由此也称“和平村”)。盟员们积极从事反战宣传,有的还到前线向日军喊话。在“和平村”内,制作手工艺品到市场出售,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这些对于瓦解日军,改造俘虏,改善生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后,鹿地亘多次访问镇远,他撰写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一书出版发行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国际红十字会特派一名瑞士人士来“和平村”考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从此,镇远“和平村”名扬海内外。1982年到1987年,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队长长谷川敏三先后三次率领老盟员重访故地,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并带来大量老照片,包括在战场上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他们一进入镇远地界,就热泪满面,向古城老街一步一跪,称镇远是他们的“再生之地”、“第二故乡”。
　　三年前我与台湾史学家兼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有一席长谈,他告诉我,抗战时期的日俘收容所共有三所,第一所在西安,台儿庄大捷后设第二座于镇远,昆仑关战役后再设一座于桂林。由于日本军人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在战场上以“玉碎”为荣,即使被俘,思想转化工作也相当艰难。“和平村”里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在抗战进入到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看管军人给战俘吃的食物质量甚至超过自己。所方还考虑到日本人爱清洁的习惯,专门辟建了男女浴室,以保证他们天天能洗澡。
　　经过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精神的感召以及生活优待,战俘开始省悟。1940年,第三收容所的战俘还编了一出反战话剧《三兄弟》,在重庆连演五场,轰动山城。
　　可惜这三所意义重大的收容所的旧址,仅存镇远一所了,而且主体建筑是近年重建的,夯土墙倒是原物,其中原由很值得玩味。
　　数学很差的我不由想起,抗战时期日军战俘总共也就三四千人,而同时孳生的皇协军和伪政权人员又有多少呢?
　　还让我怅然的是,在镇远“和平村”里看不到一个日本游客,而在旅顺日俄战场遗址,我则看到一批批日本游客,瞪大眼睛观看一百年前日军如蝗虫般前仆后继、最终攻克俄军堡垒影片时流露出骄傲表情,同时还发出虽节制但仍清晰的啧啧声,让我对这个民族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两场战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