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应该管八筒叫八筒叔，不过整条槐树路都这么叫他，从小我们也就跟着叫。
　　八筒排行老八，原义大概是“八童”，不过因了他父母爱搓麻将，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都自动按麻将排了行，八筒的哥哥叫七筒，妹妹叫九条，但九条很凶，见面我们必须要叫九姨，八筒脾气好，他给我们棒冰吃，我们才叫他八筒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钱都买棒冰给我们吃了，九条出嫁了，八筒还没攒够老婆钱。他父母没能力帮他，兄弟姐妹自顾不暇，八筒就一直光棍着。好在他倒乐呵呵，也没不良嗜好，下了班就和我们小孩子一起坐在路口的小书摊，一分钱看两本连环画，一本《保密局的枪声》，一本《三国演义》。有时趁摊主不注意，迅速地把看好的《三国演义》之“凤仪亭”换下“犯长安”，我们旁边看到，都很佩服他。更让人佩服的是，《三国演义》看到“甘露寺”，他自己也久旱逢甘露，把摊主的女儿给娶了，当时我们觉得八筒真是爽死了，那么多小人书！
　　不过八筒妈跟我外婆说，摊主嫁女看中的是八筒的城市户口，再说，当时的宁波动力机厂，虽然工资不算高，但养家糊口没问题，而且，作为一个技工，八筒还是拿得出手的，他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婚房。没婚房摊主不怕，八筒丈母娘能干，一个星期天，指挥了她村里十来个小伙，硬是在我们弄堂井水边给八筒和他老婆盖了个违章简易房。
　　违章建筑当然是不允许的，居委会的眼镜叔不停上门宣传政策，每次都让八筒丈母娘笑眯眯给送出了门。也是巧，那年夏天，我们隔壁弄堂的小孩失足掉进了水井，八筒家挨水井近，他三下五除二就把孩子给救了。孩子父亲给我们居委会送了锦旗，居委会后来也就不再找八筒麻烦，而八筒，无形中也成了水井守护，看到我们小孩在井边玩，就一直看着。
　　八筒看了我们一年，等到他自己孩子出生的那年，他应征入伍，去看护祖国边疆，打对越自卫反击战了。
　　在我们几乎要忘了八筒的时候，八筒从前线回来，跛了一条腿。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作文里写战争英雄八筒，而且为了显示我们认识的英雄有多么了不起，我们不惜夸大他的伤残程度。当时大庆路上也有一个战争英雄，他弟弟在我们班，他描写他哥眼睛给打瞎的作文在班上给读了出来，后来他妈在我们学校门口揍了他一顿，一边揍一边骂：“让你咒你哥！”
　　不过，就算没有我们热情的咒文，战争英雄很快也被抛弃了。改革开放让技工八筒越来越“没花头”——这是他老婆一天到晚挂在嘴里的话，很多年轻人开始搞副业，八筒老婆也想搞，但八筒没想法，两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吵架，每次他们吵架，他们女儿就会跑到我们家看电视。而等到宁波动力机厂终于从宁波最重要的厂变成最不重要的厂以后，国营企业的光荣不再，技工也从婚介所的褒义词变成了贬义词。
　　落魄的技工八筒，有一天回家，看到了老婆和卖水果的私通，他拿出当年冲锋陷阵的勇气，把他老婆给打残了。夫妻俩倒也没有离婚，反正在我离家上大学之前，他们一直还住在那违章房里，用八筒妈的说法，两个残废，还能怎样？就是，后来我每次读到霍桑的小说《好人布朗》，就会想到八筒，尤其小说最后一句，“人们不曾在他墓碑上刻下任何充满希望的诗句，因为到死他都郁郁不乐”，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为八筒写的。
　　为八筒写点什么，这些年越来越成为我的愿望。常常，从一个巷子穿到另一条弄堂，看到那些个身体未老神情苍老的男人，我就会想到八筒，他们曾经如此热血地加入过共和国建设和保卫，但他们今天怎么会显得如此可悲甚至可鄙？所以，电影院看完《钢的琴》，我一边很感动，终于有人把镜头对准了八筒叔这些人，但另一边，这“钢的琴”，毕竟还是一个“琴”的故事，不是钢的往事。重新讲述一代人的光榮和屈辱，最后用起重机吊起来的钢琴，虽然很重，但毕竟是新一代意识形态的载体，对于八筒叔填入了肉身的共和国历史，这钢琴还是太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