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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3年，清人宗皇太极突然死亡未留遗诏，为调和皇室内部纷争，决定立太宗第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为帝，年号顺治。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年)自盛京迁入北京，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衰死，年仅13岁的福临亲政。据正史记载，福临1661年24岁时死于北京故宫养心殿，在位19年(1644-1662)。民间传说顺治因看破红尘后到五台山做和尚，传河北遵化清东陵顺治墓为空坟，顺治之死为清朝第一奇案。由于顺治年间政局不稳，清军侵入中原时对平民白姓杀戮惨烈，故历史档案多数是攻占某地的流水帐，钱币方面留下的文字仅二三行而已。因清初史料不全，清早期钱币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拟对“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钱，作试探性讨论。
满清入关以后，仿明代做法，在北京设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开铸“顺治通宝”。顺治钱币完全采用方孔、汉字的做法，小平钱宽缘、大样，一改崇祯后期制钱轻薄繁杂。满清刚进关，国家政权尚未巩固，台湾、内蒙、新疆及吴三桂等三藩盘踞的西南还未平定。满清在继承明钱的基础上建立新货币体制，沿用部分前朝习惯做法，同时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改革。因此。曾经出现了多种类别的方孔钱，是清代同一皇帝发行不同钱币种类之最。钱币学家把不同的顺治钱归为五个大类，五大类按顺序是：
第一类：制钱，面“顺治通宝”，光背，个别有星、月记号；
第二类：制钱，面同上，背一汉字记俦钱局名，与会吕开元、明洪武等钱相似；
第三类：制钱，面同上，背一汉字局名及“—厘”记重，表示为每千文值一两银的“权银钱”；
第四类：制钱，面同上，背满文宝泉、宝源二字，仅限于宝源、宝泉局；
第五类：制钱，面同上。背左满文局名、穿右汉字局名。
(康熙钱背沿用第五类格式，雍正钱背改为满文局名及满文宝各一字。)
顺治所发行五类钱币的流通钱中，除个别铸钱局钱币较少见外，其余都有一定的存世量，然而，顺治雕母、母钱、样钱等珍品均极为罕见。清代早期钱币仍保留着明钱的痕迹，如顺治时曾试铸折二及当十大钱，但很快就确立“小”(铜)钱仅做一文制钱，“大”钱用银的银、钱本位制。开朝制定的钱法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直至1858年咸丰年铸大(面值)钱，才打破了老祖宗定卜的规矩。顺治当十大钱是清进关到道光帝为止，惟一曾经流通使用的大钱。因存世稀少而难得一见。从顺治大钱同天启大钱的比较可以看出，顺治当十大钱是借用明朝天启通宝十一两大钱为母范的“借范钱”，将“天启”二字改为“顺治”，其余文字、轻重及风格丝毫未变。
笔者将所藏的“顺治”与“天启”钱比较，两钱形制及其他数据均非常接近。
顺治通宝当十一两，重量36．2克，直径41．8毫米，穿径8．6毫米，厚度3毫米。
天启通宝当十一两，重量24．Q克，直径42．3毫米，穿径9毫米，厚度3．1毫米。
钱文除“顺治”与“天启”的年号字不同外，其他钱义用字、规格完全一致。前者顺治钱的钱文(除顺治两字)更加遒劲，可能是使用较早时期的母钱，而此枚天启钱是地方钱局铸造或经过多次翻版，与原文有了变化。此顺治大钱铜色偏白，制作工整(多数同类钱粗制滥造)，轮廓完整饱满，顺治二字与其他钱潜各品相比，更瘦、更劲，有可能是—枚白铜样钱。
记载顺治铸造大钱的历史资料未曾见到，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一书是在谈到满清进关前的“天命、大聪”钱时，提到顺治当十六钱，说此钱完全是仿制天启大钱的形制，而在以后顺治钱篇章时却再也未提起此钱。其他钱币著作或寥寥数语、或根本没有提及。丁福保先生编著的《古钱大辞典》中对顺治当十大钱作了这样介绍：“清顺治当十大钱，背有十一两字，似以明天启钱为范铲去天启二字，而易以顺治二字者，字迹显异。旧日寸惟翁宜泉古泉汇考、江秋史泉谱载之，予于禾城购得一品，真而不精，后归何云裳，近又见数品，均纯熟精好，而张叔驯又得重文一品，尤属希异，今在周仲芬处。”《古钱大辞典》也只是记叙了顺治一两大钱的所见、所闻，并未对该钱的出处作过评论。
笔者所藏顺治当十大钱，白铜钱且“纯熟精好”。顺治通宝当十大钱与顺治第三类钱币同为记重权银钱，但是，大部分钱币书籍把该钱放在清初第一类钱币而不是第三类，笔者也认同顺治当十大钱应该是顺治初期铸币。
一、历史渊源
建立满清王朝的努尔哈赤，是明初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的后裔，姓爱新觉罗，从小喜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汉化程度较深。曾被明朝封为建州卫左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满州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18年，借门祖、父被官兵误杀，大举进攻明朝。后金文明程度不高，长期臣服汉人，了解汉文化的先进性，在政权治理方面一直模仿明朝。铜钱也参照明钱的制式，早期有使用满文、汉文字的方孔钱。1626年曾仿照天启十一两大钱的格式，铸造当十满文“汗聪之钱”，钱背也有满文的十一两。
二、钱文风格
顺治当十大钱的“顺治”二字十分奇特，从它的拙劣程度看，钱文书写者对汉字的书法、章法根本一窍不通，无论笔锋还是笔法实在一无是处，“顺”字最后一笔也漏写，甚至不如入关前“天命”钱文的汉字。由不懂汉字人书写流通钱文，此人的地位非同一般，或许是皇亲国戚、甚至就是皇帝。在进入中原之初，山于局势所迫，仓促之中铸造新版钱币，出现这种情况是情有可原的。第三类钱币始铸于顺治十年(1653年)，此时清政府铸造、发行钱币已趋成熟，钱文了整并自成一格，当十大钱与之相比差别太大，二者不可能为同一时期产物。
三、过渡铸币
顺治铸当十大钱不仅仅是对明钱的模仿，而是完全照搬了明天启大钱的格式。一方面由于时间紧迫，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延用旧钱版面使百姓在习惯上、感情上更容易接受。当十大钱省工、省时，一举多得，本应该大量铸造而有很大的存世量，如天启一两、崇宁通宝、重宝和咸丰大钱，至今在每个钱币市场几乎都可以见到。然而，古钱币收藏者中可能十有八九并不熟悉顺治大钱，见过此钱的人就更少，稀有程度说明顺治当十大钱仅是试铸，而且铸量非常之小。因此，将此钱的铸造时间定在满清进关初期试铸、过渡时期的权宜之作，是合理的。
四、钱币重量
顺治元年规定一文钱重一钱(清库平为3．73克)，二年改为—钱二分，八年改为一钱二分五厘，十四年改为一钱四分。笔者及上海博物馆顺治当十大钱的重量都在32～26克左右，与顺治元年每文钱重一钱(当十大钱应重37．3克)的标准很接近。
五、推论
1、顺治通宝十一两钱完全使用明天启十一两钱为范，仅对年号作了改动；
2、铸于顺治初期，为试铸币，由于铸造仓促，年号撰写极不规范；
3、由于铸量少，存世极罕，是顺治钱中珍品。
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责编：丁丑)天启十一两大钱资料：
“天启通宝十一两”钱铸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朝廷采纳兵部尚书王象乾等的建议，开铸当十大钱。后因私铸掺杂、质量下降，于天启五年(1625年)停铸。各铸币局采用统一字体，钱背有光背、背星、背十一两、背府、镇、密(局名)等版别，其中以背星、背十一两存世量最大。大部分钱重在30克左右，略低于记重标准，个别重量超过50克，背星钱最轻，一般只有15～20克。
《对顺治通宝十一两大钱初探》的质疑 龚 伟
王文良先生《顺治通宝背卜一两大钱初探》一篇短文，读后颇有异议。
正先生认为：“顺治通宝‘背十一两’钱使用明天启‘背十一两’钱为范，仅对年号作了改动”，这种结论，其一违背了铸钱规律。古钱币研究者清楚，清代是翻砂法铸钱，如用天启通宝背十一两铸钱，绝铸不出顺治通宝背十一两钱。如果说“仅对年号作了改动”，那么就不是以天启通宝十一两为范了，就要产生一种新型十一两。新型的十一两钱产生必然要经过雕刻祖钱，翻砂母钱、子钱的基本过程。如此看来，以天启通宝十一陶为范铸顺治通宝十一两只能是臆断。其二，从王先生提供的两品制式钱彩图来看(见图)，“通宝”二字和“十一两”三字各有不同，甚至笔划长短都不一样，一目了然，完全不是一模所铸。以明天启为范铲去天启二字，易以顺治二字，亦如丁福保先生所论，“字迹显异”。其三，前者重53克(上海博物馆藏品)，后者重36克，同范焉有如此巨大差距。其四，王先生称“顺治当十大钱‘顺治’二字十分奇特，从它的拙劣程度看，钱文书写者对汉字书法、章法一窍不通，无论笔峰笔法实在无一是处……”，此说诧异。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钱，书写风格极佳。其中“通宝”与“十一两”五个字比天启通宝背十一两的这五个字更规范，更有神韵。“顺治”两个字一改“天启”两个字的死板，不用楷书，而改楷隶八分书，“治”字行隶相融，钱面楷隶行三位一体，活脱脱一幅书法展现出来，岂可断言“一无是处”。清朝入关前，就有许多汉字碑帖亦有许多汉人和满人书法家，顺治皇帝就是著名的书法家。从清钱诸多实物来看，“顺治通宝十一两”的面文一直在延续实用，比比皆是，诸如“顺治通宝背满文宝泉折二钱”等。具五，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钱，存世较少，应属难-见之品，却不是什么奇品。俗语说“奇者离谱也”，非特殊仅见之品，冠以“奇”字，过誉也。
(责编：丁丑)
满清入关以后，仿明代做法，在北京设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开铸“顺治通宝”。顺治钱币完全采用方孔、汉字的做法，小平钱宽缘、大样，一改崇祯后期制钱轻薄繁杂。满清刚进关，国家政权尚未巩固，台湾、内蒙、新疆及吴三桂等三藩盘踞的西南还未平定。满清在继承明钱的基础上建立新货币体制，沿用部分前朝习惯做法，同时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和改革。因此。曾经出现了多种类别的方孔钱，是清代同一皇帝发行不同钱币种类之最。钱币学家把不同的顺治钱归为五个大类，五大类按顺序是：
第一类：制钱，面“顺治通宝”，光背，个别有星、月记号；
第二类：制钱，面同上，背一汉字记俦钱局名，与会吕开元、明洪武等钱相似；
第三类：制钱，面同上，背一汉字局名及“—厘”记重，表示为每千文值一两银的“权银钱”；
第四类：制钱，面同上，背满文宝泉、宝源二字，仅限于宝源、宝泉局；
第五类：制钱，面同上。背左满文局名、穿右汉字局名。
(康熙钱背沿用第五类格式，雍正钱背改为满文局名及满文宝各一字。)
顺治所发行五类钱币的流通钱中，除个别铸钱局钱币较少见外，其余都有一定的存世量，然而，顺治雕母、母钱、样钱等珍品均极为罕见。清代早期钱币仍保留着明钱的痕迹，如顺治时曾试铸折二及当十大钱，但很快就确立“小”(铜)钱仅做一文制钱，“大”钱用银的银、钱本位制。开朝制定的钱法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直至1858年咸丰年铸大(面值)钱，才打破了老祖宗定卜的规矩。顺治当十大钱是清进关到道光帝为止，惟一曾经流通使用的大钱。因存世稀少而难得一见。从顺治大钱同天启大钱的比较可以看出，顺治当十大钱是借用明朝天启通宝十一两大钱为母范的“借范钱”，将“天启”二字改为“顺治”，其余文字、轻重及风格丝毫未变。
笔者将所藏的“顺治”与“天启”钱比较，两钱形制及其他数据均非常接近。
顺治通宝当十一两，重量36．2克，直径41．8毫米，穿径8．6毫米，厚度3毫米。
天启通宝当十一两，重量24．Q克，直径42．3毫米，穿径9毫米，厚度3．1毫米。
钱文除“顺治”与“天启”的年号字不同外，其他钱义用字、规格完全一致。前者顺治钱的钱文(除顺治两字)更加遒劲，可能是使用较早时期的母钱，而此枚天启钱是地方钱局铸造或经过多次翻版，与原文有了变化。此顺治大钱铜色偏白，制作工整(多数同类钱粗制滥造)，轮廓完整饱满，顺治二字与其他钱潜各品相比，更瘦、更劲，有可能是—枚白铜样钱。
记载顺治铸造大钱的历史资料未曾见到，彭信威先生《中国货币史》一书是在谈到满清进关前的“天命、大聪”钱时，提到顺治当十六钱，说此钱完全是仿制天启大钱的形制，而在以后顺治钱篇章时却再也未提起此钱。其他钱币著作或寥寥数语、或根本没有提及。丁福保先生编著的《古钱大辞典》中对顺治当十大钱作了这样介绍：“清顺治当十大钱，背有十一两字，似以明天启钱为范铲去天启二字，而易以顺治二字者，字迹显异。旧日寸惟翁宜泉古泉汇考、江秋史泉谱载之，予于禾城购得一品，真而不精，后归何云裳，近又见数品，均纯熟精好，而张叔驯又得重文一品，尤属希异，今在周仲芬处。”《古钱大辞典》也只是记叙了顺治一两大钱的所见、所闻，并未对该钱的出处作过评论。
笔者所藏顺治当十大钱，白铜钱且“纯熟精好”。顺治通宝当十大钱与顺治第三类钱币同为记重权银钱，但是，大部分钱币书籍把该钱放在清初第一类钱币而不是第三类，笔者也认同顺治当十大钱应该是顺治初期铸币。
一、历史渊源
建立满清王朝的努尔哈赤，是明初建州卫左都督猛哥帖木的后裔，姓爱新觉罗，从小喜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小说，汉化程度较深。曾被明朝封为建州卫左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满州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18年，借门祖、父被官兵误杀，大举进攻明朝。后金文明程度不高，长期臣服汉人，了解汉文化的先进性，在政权治理方面一直模仿明朝。铜钱也参照明钱的制式，早期有使用满文、汉文字的方孔钱。1626年曾仿照天启十一两大钱的格式，铸造当十满文“汗聪之钱”，钱背也有满文的十一两。
二、钱文风格
顺治当十大钱的“顺治”二字十分奇特，从它的拙劣程度看，钱文书写者对汉字的书法、章法根本一窍不通，无论笔锋还是笔法实在一无是处，“顺”字最后一笔也漏写，甚至不如入关前“天命”钱文的汉字。由不懂汉字人书写流通钱文，此人的地位非同一般，或许是皇亲国戚、甚至就是皇帝。在进入中原之初，山于局势所迫，仓促之中铸造新版钱币，出现这种情况是情有可原的。第三类钱币始铸于顺治十年(1653年)，此时清政府铸造、发行钱币已趋成熟，钱文了整并自成一格，当十大钱与之相比差别太大，二者不可能为同一时期产物。
三、过渡铸币
顺治铸当十大钱不仅仅是对明钱的模仿，而是完全照搬了明天启大钱的格式。一方面由于时间紧迫，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延用旧钱版面使百姓在习惯上、感情上更容易接受。当十大钱省工、省时，一举多得，本应该大量铸造而有很大的存世量，如天启一两、崇宁通宝、重宝和咸丰大钱，至今在每个钱币市场几乎都可以见到。然而，古钱币收藏者中可能十有八九并不熟悉顺治大钱，见过此钱的人就更少，稀有程度说明顺治当十大钱仅是试铸，而且铸量非常之小。因此，将此钱的铸造时间定在满清进关初期试铸、过渡时期的权宜之作，是合理的。
四、钱币重量
顺治元年规定一文钱重一钱(清库平为3．73克)，二年改为—钱二分，八年改为一钱二分五厘，十四年改为一钱四分。笔者及上海博物馆顺治当十大钱的重量都在32～26克左右，与顺治元年每文钱重一钱(当十大钱应重37．3克)的标准很接近。
五、推论
1、顺治通宝十一两钱完全使用明天启十一两钱为范，仅对年号作了改动；
2、铸于顺治初期，为试铸币，由于铸造仓促，年号撰写极不规范；
3、由于铸量少，存世极罕，是顺治钱中珍品。
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责编：丁丑)天启十一两大钱资料：
“天启通宝十一两”钱铸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朝廷采纳兵部尚书王象乾等的建议，开铸当十大钱。后因私铸掺杂、质量下降，于天启五年(1625年)停铸。各铸币局采用统一字体，钱背有光背、背星、背十一两、背府、镇、密(局名)等版别，其中以背星、背十一两存世量最大。大部分钱重在30克左右，略低于记重标准，个别重量超过50克，背星钱最轻，一般只有15～20克。
《对顺治通宝十一两大钱初探》的质疑 龚 伟
王文良先生《顺治通宝背卜一两大钱初探》一篇短文，读后颇有异议。
正先生认为：“顺治通宝‘背十一两’钱使用明天启‘背十一两’钱为范，仅对年号作了改动”，这种结论，其一违背了铸钱规律。古钱币研究者清楚，清代是翻砂法铸钱，如用天启通宝背十一两铸钱，绝铸不出顺治通宝背十一两钱。如果说“仅对年号作了改动”，那么就不是以天启通宝十一两为范了，就要产生一种新型十一两。新型的十一两钱产生必然要经过雕刻祖钱，翻砂母钱、子钱的基本过程。如此看来，以天启通宝十一陶为范铸顺治通宝十一两只能是臆断。其二，从王先生提供的两品制式钱彩图来看(见图)，“通宝”二字和“十一两”三字各有不同，甚至笔划长短都不一样，一目了然，完全不是一模所铸。以明天启为范铲去天启二字，易以顺治二字，亦如丁福保先生所论，“字迹显异”。其三，前者重53克(上海博物馆藏品)，后者重36克，同范焉有如此巨大差距。其四，王先生称“顺治当十大钱‘顺治’二字十分奇特，从它的拙劣程度看，钱文书写者对汉字书法、章法一窍不通，无论笔峰笔法实在无一是处……”，此说诧异。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钱，书写风格极佳。其中“通宝”与“十一两”五个字比天启通宝背十一两的这五个字更规范，更有神韵。“顺治”两个字一改“天启”两个字的死板，不用楷书，而改楷隶八分书，“治”字行隶相融，钱面楷隶行三位一体，活脱脱一幅书法展现出来，岂可断言“一无是处”。清朝入关前，就有许多汉字碑帖亦有许多汉人和满人书法家，顺治皇帝就是著名的书法家。从清钱诸多实物来看，“顺治通宝十一两”的面文一直在延续实用，比比皆是，诸如“顺治通宝背满文宝泉折二钱”等。具五，顺治通宝背十一两大钱，存世较少，应属难-见之品，却不是什么奇品。俗语说“奇者离谱也”，非特殊仅见之品，冠以“奇”字，过誉也。
(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