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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来说，2016年欧洲杯在法国被法俄足球流氓“联手”修理，丢脸的等级形同“国耻”——毕竟英格兰球迷在过去可是“足球流氓”的始祖与代名词，就算英格兰队从1966年赢得世界杯（唯一一座大赛奖杯）后，就再也没拿过冠军头衔，但英格兰流氓的横行霸道却是越发张狂，全世界闹事、破坏、斗殴的彪炳战功，也为失控的足球文化赢得了“英国病”（English Disease）的特殊称号。
1989年希尔斯堡球场惨案
但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从何而来？所谓的“英国病”只有英格兰才被诅咒吗？
足球流氓“全盛期”：害人害己
在场内被对手球迷欺负？纠集人打回去;在客场会遭遇没品的主队球迷？纠集人打回去;在路上遇到不是本地的队伍？还是纠集人打回去——足球流氓的出现就像是传染病一样地在英格兰蔓延，这样的恶性循环于是也被称为“英国病”（English Disease）。
20世纪60到80年代的“流氓全盛期”，不列颠的足球流氓也发展出了几套常用的“对决常态”。他们称呼彼此的帮派们为“Firms”（公司，更贴近情境一点的翻译或许是“黑色足球企业”），除了在场边鼓噪、酒吧狂砸之外，球场出入的道路往往是足球流氓们干架、突袭对手球迷的高风险战场。
当时的球迷们也喜欢越过看台上的隔离区，冲进场内或者是敌队球迷群里挑衅。这种被称为“Taking ends”的活动，或许是抢走对手的旗帜，或者是狠揍对方赶下看台来出出风头。虽然不常造成球迷伤亡，但无止尽的看台暴动，对于维持秩序的警方与期待家庭票、女性观众入场收入的球队来说，都是令人烦不胜烦的流氓现象。于是英国境内，甚至是欧洲的球场，也就陆续在看台筑起隔离墙、铁丝网来隔离球迷。
但这样的结果却造成了两次重大的球场悲剧，在1985年的海塞尔球场惨剧中，在球场内暴乱的利物浦球迷们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产生推挤，因而冲倒了看台上的球迷隔离墙、压死了另一头39名来自意大利的尤文图斯球迷。而球场的隔离铁丝网，更是让1989年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让踩踏事件失控、救援与疏散难以进行的主因之一。
一九八五年的海塞尔球场惨剧
“英国病”：随六年六冠而蔓延欧洲
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纪生根、随电视机崛起，但“英国病”对世界的暴力征服，却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当时本土的足球联赛随科技进步后，频繁地进行电视直播;对外，英格兰的足球更是一度“统治”了欧洲大陆。
1976年到1983年之间，来自英格兰联赛的几支球队——利物浦、诺丁罕森林、阿斯顿维拉——接连地在欧洲冠军杯（欧冠，也就是现在的“欧洲冠军联赛”）封王，六年六冠都来自英格兰。
但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陷入萧条，失业率不仅重创了战后刚崛起的英国蓝领阶级，随后上台的撒切尔夫人与其保守政府为了重振经济，更选择一连串的私有化与去工业化政策。跟不上的转型步伐的劳工与城市，遂陷入了衰退、被淘汰甚至是消失的命运。这段时间里，工人运动与政府在街头的对抗漫长无尽，而中下阶层——特别是角色压力最沉重的年轻蓝领男性——对社会与主流价值的无力、不满与失落，也让无处挥发的精力转化成斗殴的暴力血性。
英格兰的流氓球迷随着球队，一起在欧洲“东征西讨”，这些成群结队的年轻男子往往在异国街头喝得酩酊大醉，接着“据地为王”开始破坏街道、球场，对往来的路人商家、敌对球迷甚至是警察大打出手。但这样的“闹事日常”却在1985年欧冠决赛中酿成了前述的海塞尔球场悲剧，在场内骚乱的英格兰人被欧洲足协认为是“害死人的凶手”，而对全英格兰的球队施以长达五年的“欧洲禁赛”，英格兰足球在欧陆赛场上的辉煌时代于是黯然而终。
足球暴力却只是转换而没能被根除，足球流氓亦顺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阶段的发展
打击足球暴力：对足球流氓施以“禁赛令”
足球流氓与球迷失序所能造成的破坏，自此之后开始以悲剧之姿反嗜英国社会。在海塞尔球场悲剧后的四年，又发生了希尔斯堡惨剧，虽然在事后20多年的调查与究责之后，这场害死96名球迷的踩踏意外，已被证实是球场设计不良与现场警方出入管制失误所致，但“足球流氓”给人的刻板印象，却让当局借力使力地推卸掉了责任。
接连的悲剧扭转了英格兰的球场生态，为了向球迷们表达“来看球不会害死你”的安全保证，各种球场设计与场外管制也都更趋严格：像是球场里引进了更制度化训练的保安来引导并预先管控看台秩序;过去分开球迷的铁丝网与隔离墙也被拆除;球场内购票采用实名会员制，原本炒热气氛、让球迷跳上跳下的看球站票也都因安全问题而被取消。
球场之外，社会对于足球暴乱的厌烦，也促使警方更为深入地取缔足球流氓。在过去，足球流氓团体的场外斗殴，通常不会招致重罪，但为了打击足球暴力英国政府也推动了反足球流氓的立法，让司法当局可以对制造骚乱的球迷施以“禁赛令”——只要涉及相关暴力事件，就不得于比赛日出入球场周边地区，否则就将加重判罚入监服刑。
2016年欧洲杯，英格兰与俄罗斯的小组比赛赛后，俄罗斯的足球流氓冲过隔离区，暴揍英格兰球迷的“英国国耻”画面
虽然这些手段大大提升了英格兰的球场安全，但足球暴力却只是转换而没能被根除，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文化，亦顺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阶段的发展。
（待续）（编辑/袁红）
但英格兰的足球流氓从何而来？所谓的“英国病”只有英格兰才被诅咒吗？
足球流氓“全盛期”：害人害己
在场内被对手球迷欺负？纠集人打回去;在客场会遭遇没品的主队球迷？纠集人打回去;在路上遇到不是本地的队伍？还是纠集人打回去——足球流氓的出现就像是传染病一样地在英格兰蔓延，这样的恶性循环于是也被称为“英国病”（English Disease）。
20世纪60到80年代的“流氓全盛期”，不列颠的足球流氓也发展出了几套常用的“对决常态”。他们称呼彼此的帮派们为“Firms”（公司，更贴近情境一点的翻译或许是“黑色足球企业”），除了在场边鼓噪、酒吧狂砸之外，球场出入的道路往往是足球流氓们干架、突袭对手球迷的高风险战场。
当时的球迷们也喜欢越过看台上的隔离区，冲进场内或者是敌队球迷群里挑衅。这种被称为“Taking ends”的活动，或许是抢走对手的旗帜，或者是狠揍对方赶下看台来出出风头。虽然不常造成球迷伤亡，但无止尽的看台暴动，对于维持秩序的警方与期待家庭票、女性观众入场收入的球队来说，都是令人烦不胜烦的流氓现象。于是英国境内，甚至是欧洲的球场，也就陆续在看台筑起隔离墙、铁丝网来隔离球迷。
但这样的结果却造成了两次重大的球场悲剧，在1985年的海塞尔球场惨剧中，在球场内暴乱的利物浦球迷们为了躲避警方追捕产生推挤，因而冲倒了看台上的球迷隔离墙、压死了另一头39名来自意大利的尤文图斯球迷。而球场的隔离铁丝网，更是让1989年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中，让踩踏事件失控、救援与疏散难以进行的主因之一。
“英国病”：随六年六冠而蔓延欧洲
英格兰的足球流氓在中世纪生根、随电视机崛起，但“英国病”对世界的暴力征服，却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当时本土的足球联赛随科技进步后，频繁地进行电视直播;对外，英格兰的足球更是一度“统治”了欧洲大陆。
1976年到1983年之间，来自英格兰联赛的几支球队——利物浦、诺丁罕森林、阿斯顿维拉——接连地在欧洲冠军杯（欧冠，也就是现在的“欧洲冠军联赛”）封王，六年六冠都来自英格兰。
但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陷入萧条，失业率不仅重创了战后刚崛起的英国蓝领阶级，随后上台的撒切尔夫人与其保守政府为了重振经济，更选择一连串的私有化与去工业化政策。跟不上的转型步伐的劳工与城市，遂陷入了衰退、被淘汰甚至是消失的命运。这段时间里，工人运动与政府在街头的对抗漫长无尽，而中下阶层——特别是角色压力最沉重的年轻蓝领男性——对社会与主流价值的无力、不满与失落，也让无处挥发的精力转化成斗殴的暴力血性。
英格兰的流氓球迷随着球队，一起在欧洲“东征西讨”，这些成群结队的年轻男子往往在异国街头喝得酩酊大醉，接着“据地为王”开始破坏街道、球场，对往来的路人商家、敌对球迷甚至是警察大打出手。但这样的“闹事日常”却在1985年欧冠决赛中酿成了前述的海塞尔球场悲剧，在场内骚乱的英格兰人被欧洲足协认为是“害死人的凶手”，而对全英格兰的球队施以长达五年的“欧洲禁赛”，英格兰足球在欧陆赛场上的辉煌时代于是黯然而终。
打击足球暴力：对足球流氓施以“禁赛令”
足球流氓与球迷失序所能造成的破坏，自此之后开始以悲剧之姿反嗜英国社会。在海塞尔球场悲剧后的四年，又发生了希尔斯堡惨剧，虽然在事后20多年的调查与究责之后，这场害死96名球迷的踩踏意外，已被证实是球场设计不良与现场警方出入管制失误所致，但“足球流氓”给人的刻板印象，却让当局借力使力地推卸掉了责任。
接连的悲剧扭转了英格兰的球场生态，为了向球迷们表达“来看球不会害死你”的安全保证，各种球场设计与场外管制也都更趋严格：像是球场里引进了更制度化训练的保安来引导并预先管控看台秩序;过去分开球迷的铁丝网与隔离墙也被拆除;球场内购票采用实名会员制，原本炒热气氛、让球迷跳上跳下的看球站票也都因安全问题而被取消。
球场之外，社会对于足球暴乱的厌烦，也促使警方更为深入地取缔足球流氓。在过去，足球流氓团体的场外斗殴，通常不会招致重罪，但为了打击足球暴力英国政府也推动了反足球流氓的立法，让司法当局可以对制造骚乱的球迷施以“禁赛令”——只要涉及相关暴力事件，就不得于比赛日出入球场周边地区，否则就将加重判罚入监服刑。
虽然这些手段大大提升了英格兰的球场安全，但足球暴力却只是转换而没能被根除，英格兰的足球流氓文化，亦顺着潮流，走入了另一阶段的发展。
（待续）（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