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意识形态的争论、礼乐和制度的分化，以及新儒学的演变，在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问题也是理解宋代精神的关键。
　　《南风窗》专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朱刚，他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复杂的政治生态

　　南风窗：似乎宋代的儒学复兴和“文艺复兴”大不相同。比如但丁抛弃了没落贵族的身份投入了富豪政治圈，乔叟被伦敦的关税监督所雇佣，米开朗琪罗和伦勃朗的赞助人都是教皇或大绅商，与这些事实相比，宋代的儒学家自身是官僚，也是官僚的老师，并没有什么新的身份。如果说宋代的儒学复兴不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所致，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朱刚：社会经济的变化终究是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不过有时候看起来不那么直接明显。比如宋代社会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明创造，但是科技方面的这类进步，常是那些比较基层的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不容易进入传统中国的领导阶层，即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宋代高层知识分子还是士大夫，身份没有变，依然是官僚，不过确定其身份的关键因素有变化，从六朝以来强调的血统、门第变成了科举考试，门阀士大夫变成了科举士大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领导阶层的知识结构，因为科举考的那些东西，会成为他们的基本教养—从唐代考诗赋到宋代考儒家经典的解读，知识的侧重点有变化，当然和文艺复兴名家那种直接反映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保持互动的状态比，确实不太相同。
　　宋代也有某些士大夫会关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说王安石，作为宰相他要管理这个方面，要管理就必须有所认识。比如王安石用“兼并”或者“小人私阖开”来表述的意思，就是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利”，国家并不能全部掌控。这说明那时候其实也有市场经济，只不过王安石设计的“新法”是进一步增大国家的掌控力，而不是努力调动市场的作用。
　　南风窗：宋代的开国皇帝出身行伍，一直关注军事和财政问题。后面的皇帝也往往在这两个方向发力。但是，恰恰是宋代的意识形态争论十分发达，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朱刚：意识形态争论比较发达，这是士大夫知识结构决定的，但管理国家其实离不开军事、财政。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那些“新法”，具体来看主要就涉及两个领域，就是财政与军事，这说明国家的职能主要就在这两个方面。但是王安石不会沉迷于这两个领域，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他不会把这两个领域视为最高目的。他从经典的脉络里抽象出一套他的“新学”学说，从形而上学、本体论下来，一直贯彻到各个他所要论述的具体的领域里面去，包括财政问题。他先让自己成为学者，等做了宰相后，就调动自己的学识来处理各领域的事情。按他自己的说法，那些财政措施每一条都可以从《周礼》里面找到根据。即使是解决最现实的问题，也是他解释经典的结果。
　　所以，对于宋代的士大夫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对世界的一个认识，对任何事情的解释都是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问题。那么，认识现实的差异都是“挂”下来的，归根结底还是知识结构顶端的思想的差异，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永远无法统一的，结果就是争论不息。

宋代高层知识分子还是士大夫，身份没有变，依然是官僚，不过确定其身份的关键因素有变化，从六朝以来强调的血统、门第变成了科举考试，门阀士大夫变成了科举士大夫。

　　南风窗：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党争，苏轼也深度卷入其中。你认为当时的政治生态该如何描述？或者说，从苏轼的人生经历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政治生态？
　　朱刚：“党争”可能是文官政治的常态，确实跟总体的政治生态有关。从北宋“新旧党争”中可以看出，一党排斥另一党，一半的士大夫被挤出重要岗位，国家照常运转，这证明有一半的官僚，大致就可完成管理国家的职能。所以我以为士大夫过量（超过政治空间的容纳度）是当时政治生态的特征，这是个大问题，由于北宋没有开疆拓土去扩大政治空间，那么即便没有党争，也会有另一种方式，把多余的士大夫挤出政界。
　　对于苏轼来说，好处就是随着党争的起伏，可以给他不同的人生阶段—在朝、外任、贬居，他经历了这样两轮循环。他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取得多方面的业绩。比如，贬居时期在学术、文学方面都有“丰收”。
　　南风窗：皇帝对党争的态度，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宋仁宗的“放任”引发了当时的思想繁荣。
　　朱刚：宋仁宗是个随和的皇帝，这里面也要看到晏殊对他的影响。晏殊在宋真宗的时候“神童”登科，皇帝使用“神童”的最佳方案，就是派他陪太子读书。所以晏殊一直带着宋仁宗读书，使仁宗从小就养成了依赖晏殊的习惯。晏殊在政治斗争中不温不火的风度，宋仁宗一直学习。
　　宋神宗的性格就完全不同，他有很强的控制欲。宋神宗自己喜欢法律和军事，对西夏积极用兵，对内喜欢办案子，像“乌台诗案”，就成立了调查组，一条一条地按法律條文判决。他在位期间，宋朝编订的法制文书最多。
　　苏辙给宋神宗进言时，有过两句话：“刑非为治之先。兵实不祥之器。”就是说他的爱好不太吉利，也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不过神宗的回应，是马上给苏辙的哥哥办个“乌台诗案”。
　　皇帝的爱好、性格，都有明显的差别，独裁政体下，当然会导致朝廷的风气不一样。

复古的理想

　　南风窗：宋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普遍大谈复古。我们该如何理解“古文运动”？欧阳修、苏轼为何“复古”？
　　朱刚：“古文运动”从狭义上看，是文体的改革，把骈文变成古文。它有更广义的一面，指的是思想文化的转变，复古是一个旗帜：人们要写作古文，振兴古道，要建设一个古制，加强中央集权。 　　为什么要以“古”作旗帜？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对现状有所不满的人，都会提到复古。自晚清以来，我们都提学习外国，但以前的人是没有“先进”的外国可以学习的，必须找一个对照的话，除了“古”就没有什么了。所以这个“古”其实带有浓厚的理想成分，每次“复古”都是重新阐释经典，每个时代复的“古”也不一样。
　　以欧阳修、苏轼为例，他们的表述都是把复古跟“苟且”对立：咱们宋朝已经建立几十年，天下太平，经济文化发展，科举制度录用人才，现实条件够了，不必再“苟且”，可以复古了。—这里的“苟且”指缺乏理想的实用态度，而复古就有超越实用主义的一面。复古和实用主义相对。
　　南风窗：宋代出现了礼乐与制度的分化—儒家学者用礼乐描述古代的封建，用制度说明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国家，并力图在日常生活中恢复宗法制、井田制等内容。这样看来，古文运动是不是实际上包含着很丰富的政治理想？
　　朱刚：欧阳修编《新唐书》的时候，明确指出了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他说，在经典里，礼乐和制度是一回事，现在则是两套东西，礼乐像按时按节演出的古装戏，跟实际政治制度无关。
　　对这种分化的认识，关键点落在“封建”上。咱们中文的“封建”一词，指的是分封建国的古代制度。儒家经典产生于封建时代，礼乐的许多内容都与封建制相应，要照搬那一套，最好是恢复封建制，这种声音一直存在。但汉唐之间，经过长期讨论，大抵是否定了恢复封建制的现实可能性，像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否定封建的，这也是当时的主流态度。不能恢复封建制，又要继续崇尚儒学，那就必须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里，在总体精神这个层面去落实儒学，而不是照搬古代礼乐。北宋人的一般表述，就是“法其意”而不是“法其迹”。这其实是儒学的一次更新，产生的结果，我们叫“新儒学”。古文运动跟儒学革新是同时进行的，套用“文以载道”的说法，古文就是新儒学的表达方式。

　　有关“封建”的讨论也并不就此绝迹。如南宋初期、明代末年这种战乱的社会，封建论还会产生。因为封建时代的诸侯，土地是他的，要传给后代的，遇到战乱会死守；郡县制下的地方官就不然，金兵来了，宋朝的地方官多数逃跑，这片土地不是他的，跑了就跑了。这样看来，封建对抵御外敌似乎有好处。战国时期只要一个赵国、一个燕国，就能抵御北方草原民族；三国时期，不用西蜀、东吴，曹魏一国也足以抵挡。反而是大一统的郡县制帝国会让草原民族长驱直入。
　　南风窗：北宋时期，辽、宋、金三个政权长期并立，是中国历史上“夷夏”政权并立、斗争、融合的时期，宋人的“华夷之辨”，该如何去理解？
　　朱刚：我的总体感觉是“华夷之辨”在北宋不怎么敏感，南宋就很敏感。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安石《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诗句，就是说胡人对王昭君的态度比汉朝对她好，这样的诗句在北宋基本上没问题，那么多高级士大夫还去唱和，到南宋就大受攻击。这个当然因为两宋的时势不同。
　　但北宋、南宋还是有连续的关系，因为这个论题主要来自《春秋》学，而北宋《春秋》学有个名著，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其主题是“尊王”，加强中央集权，南宋则应对时势，加上“攘夷”。这样“尊王攘夷”就紧密地融为了一体。
　　如果我们把“攘夷”理解为抗击外侮，那么近代民主国家也可以“攘夷”的，不一定只有“尊王”才能“攘夷”。要“攘夷”就必须先“尊王”，这是两宋《春秋》学留给中国的遗产。这个遗产也影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也用了这个口号，一方面把君权从幕府夺回来，还给天皇，一方面改革政制，抵御外侮，恰好就是“尊王攘夷”。

新儒学求“变”

　　南风窗：理学是宋代士大夫世界观的中心范畴，京都学派认为这是向“早期现代”的转变？你怎么看？
　　朱刚：“早期现代”就是内藤湖南提的“近世”，他认为六朝隋唐是“中世”，而宋代以下是“近世”，这叫“唐宋转型”。这个说法和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直觉不一样，我们并不感到唐宋之间有很大的界限。像秦朝的统一，诸侯没了，有了皇帝；辛亥革命爆发，皇帝没了—这些才是大的界限。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个唐宋界限是存在的。他们在平安时代模仿唐代的制度，经历一个战乱阶段后，到了江户时代安定下来，主导思想从汉唐经学转到程朱理学，这是学宋的。他们把平安时代、江户时代分别认作“中世”和“近世”，“中世”学唐，“近世”尊宋，那就自然把唐宋分开了。
　　在中国学界，这个学说目前面对许多质疑。我只是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去看，传统诗文的主要作者（相当程度上也是国家领导阶层），从门阀贵族变成了科举进士，有这个转变，在这一点上我是接受“唐宋转型”学说的。

士大夫过量（超过政治空间的容纳度）是当时政治生态的特征，这是个大问题，由于北宋没有开疆拓土去扩大政治空间，那么即便没有党争，也会有另一种方式，把多余的士大夫挤出政界。

　　另外，狹义的新儒学专指程朱理学一派，但从传统儒学到新儒学的转变中，这仅仅只是一派，它之所以成为权威，确实是因为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体系发展得最丰富最成熟。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未必最优秀。基层治理方面，张载的“乡约”理论常被提及；史学方面，司马光的研究远超过理学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理学家也没有超越王安石和司马光争论的水平，关于财政的研究，他们没有王安石懂得多。
　　特别是在我所研究的领域，就是文学艺术上，理学家的缺陷更为明显，所以你看各种文学史著作中，理学家往往以反面典型出现。他们攻击苏轼，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喜欢标榜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无感，来反衬道德水平高。其实，艺术感知力的低下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