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思考艺术，将艺术创作当作精神之旅。他用毛笔思维，在艺术中，努力寻找一种精神的还原，与情感对悟，与万物相通。他用沉着有力的线条，在纷乱时间为自己的心灵筑起了一个宁静的住所，同时也是在现代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矗立的稳固之筑。他是张浩，从精神旅行到心灵旅行，用水墨语言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突圍之途。
主持人：张老师，您好！您的《空间被赋予精神》系列作品在当代艺术中非常另类，您不但展示了作品，同时还改造了展示的空间。
张 浩：2016年1月，我在人可艺术中心举办了主题为《空间被赋予精神》的当代水墨艺术展，如果在现场，感觉会很棒，但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个展览的特殊之处在于，我将空间作为作品来对待，进行创造性的设计。空间因为艺术家的参与、艺术作品的展示，被赋予了一种精神。
十几年来，我有不少个展和联展，但当作品被展出时，总感觉没有直接面对作品那样有震撼力。思考后发现，其实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是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的，而周围环境的设计，并没有达到可以令人得到精神享受的程度。所以，我想通过“空间”，让人们走入一个与外面世界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我通过改造空间，辅以光源等非常规装置，打破平面展陈的惯例，使得观众看到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独立的。观众随着空间的流动，用眼睛阅读、用心感受作品与环境相融所带来的震撼力，跨越时空在想象中旅行。
主持人：您的作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书法，也不是水墨画，线条和结构看似没有规律，却形成了您自己的水墨语言，有您独特的表达。
张 浩：当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如果只是联想到书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几乎阻断了对我作品内在追求的认识，或者说自我打断了走进作品的可能。它也不是水墨画，因为水墨画的基础是笔墨。当然，我的作品与书法和绘画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都是运用毛笔。
如果我们给儿童一支笔，不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会画出线条。当他们对这个行为满意，就会逐渐增加信心，重复同样的动作，像游戏一样感到愉悦。然后，他们就会忘记了画线条的行为，而把画线条当作了愿望的本身，或者实现愿望的替代形式。而人类早期的艺术形式，也是这样的一种思维“语言”，本能地“言说”人与自然的联系，“言说”想象的世界，在这种形式中构筑起神秘的精神世界。
主持人：您提出了一个概念——“用毛笔思维”。您说，毛笔不是工具，而是传承一种精神。怎样理解“用毛笔思维”？毛笔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意义？
张 浩：我在2011年提出了“用毛笔思维”这个概念，提出的前提是：一方面，在国际化进程中，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水墨艺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方向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我们有放弃水墨艺术的趋势，毛笔似乎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只存在于绘画艺术中，成为少数人的一项技艺。甚至这些少数人中，有大部分也不再具有古人使用毛笔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差异就是，在使用毛笔的时候缺少了思维。
我认为，用毛笔思维有三层涵义：用、毛笔和思维。最不可缺的，就是毛笔这个介质，毛笔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完美的书写工具，它所产生的痕迹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用毛笔来表达思想，再通过痕迹产生想象。
传统书画家谈水墨的时候，他的主要指向是过去，是将过去的水墨艺术成就作为他当下的一种参照。而“用毛笔思维”是从本源上来寻找人与世界最原初的语言关系，从而认识用毛笔所产生的艺术。它面向的是未来，没有既定的标准去规范，这也有助于认识我的作品。
主持人：您出生在天津，长于河北，在杭州求学后又一直生活在南方。三十余年的艺术创作中，饱含着您对家乡记忆和生活经验的思考与追求。
张 浩：我生于天津，5岁时全家跟随父亲回到故乡河北。1981年，因命运的安排来到了杭州，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浙江美术学院。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风俗各不相同。我曾经生活的北方平原，有一种苍茫感，而南方则是一种细致感。在南方30多年的生活，虽然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但北方苍茫的气质依然活在我的记忆之中。所以，我的作品格局上有北方的广阔，但在细节表达上，也有南方的精微，两者融合了。
虽然在北方生活得没有在南方时间长，但那种故乡感却越来越强烈。我有一件作品题为《故乡已成我的梦》，现在看到的故乡，已经改变得十分陌生了，故乡渐渐地变成了梦中的故乡。我情感的复杂性导致我作品的很多主题，通过对心灵的探索，对情感的表达，进而去探索精神的世界。
主持人：1985年，您就开始了实验水墨的尝试，研究水墨的语言与形式的现代化，期间您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 浩：在我的大学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85新潮艺术运动”。从那时起，中国的水墨艺术就面临着来自传统和现代的压力，但它对于西方社会又是陌生的。所以我有一种理想，能不能把中国自己的艺术推向现代。这其中，我的导师舒传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在中国美院率先成立了工作室。我是他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学生，他将我引向了中西方艺术融合的道路。
我学的是人物画，而我后来又放弃了具象的形式与技巧的表现，作品变化太大，以至于许多人不能理解这样的转变。1987年后，“水墨的语言与形式的现代化”是我探索的主线。在笔墨的形式、造型和构图的形式上，我的作品产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1991年到1995年，我开始寻找新的媒材，用拼贴的方式，或者加以浮雕式的材料，融合在水墨的作品中。这是实验水墨的阶段。1996年，我开始思考，到底如今中国传统绘画还留下什么？这时候，心底有一个声音呼唤我：必须使用毛笔。到2002年，我完全跨越了现代主义，确立了我自己的艺术原则，走向了当代水墨艺术。
主持人：有人说，你的作品如此简单，是不是一挥而就？但您说：“其实每幅画都是我思考的结果，每幅作品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张 浩：是的，其实每一幅作品都经历了两个星期到两个月的创作过程，甚至更长时间。我的作品有一个特点，一个纯粹的绘画形象都有一个具体的题目，这个题目是引发观众想象的引擎。
从2002年到2006年，我有两个题目作为主线——《欧洲之旅》和《我的故乡》。《欧洲之旅》主要抒发对欧洲旅行见闻的感受，通过艺术的方式，考察、研究、吸纳西方文明；《我的故乡》一方面抒发了我对故乡的情感，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寻根，对传统文化既崇敬又感失落相交织的感情。
2006年后，我的主题转为了《精神旅行》，我想走入了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内部去。2011年后，我主题转为《心灵旅行》，我考虑到作为人的存在，不能忽略心灵，而心灵需要重新塑造，这是对文化创造性的思考。其中有许多小标题，如《心灵被照亮的时刻》《安顿精神》等等。这些主题的转变，不仅是我艺术的成长史，也是我心灵的成长史。艺术和内心一起成长，我没有征服艺术，是艺术征服了我。
主持人：您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举办过个展或联展，西方人是否能从您的作品中，感受到东方当代艺术的魅力？
张 浩：西方人对中国古代艺术其实并不陌生，也承认其价值并收藏，对于我的作品似乎也能直接读懂，因为视觉语言不需要翻译。但他们未必有深层的理解，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曾有过毛笔，因此对毛笔痕迹所表达的内心世界不敏感。
2014年，我受邀去意大利博洛尼亚艺术博览会，参加一个当代水墨艺术的项目并演讲，当地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尊重中国当代艺术，并且真正关注而有所期待。几年前，曾经也有一位在上海从事艺术工作的意大利人主动找到我，希望能共同探讨艺术。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却让我看到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现在还拿着过去的水墨画，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是可笑的。当代艺术本身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既不能完全西化，又不能一味追求传统，要有创造性，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用毛笔思维”的使命就是把古代的语言进行再生性的变革，促进文化基因的内在更新，使之重获新生。
主持人：怎样看待中国当代艺术与杭州的关系？
张 浩：中國现代艺术可以说是发源于杭州，且每一次重大的艺术变革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杭州最后没能给现代艺术的生长提供坚实的“土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杭州对现代艺术充满了好奇，却不持久。
如今，杭州正在建设国际化城市，而在一座国际化城市中，人们文化生活的获得，不能仅仅只有电影院、剧院，还应该有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画廊等。在欧洲，每一座城市都贯穿着艺术的灵魂，人们会不自觉地走进美术馆，花上一段完整的时间驻足欣赏，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观看。而像卢浮宫这样的艺术博物馆，陈列的也真正是艺术史上的精品，而不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批展品。这点上，中国城市的国际化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应该时时刻刻与我们的城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着的，这样才有不停创作的欲望。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将物质生活获得的满足感，当作了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应该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
主持人：张老师，您好！您的《空间被赋予精神》系列作品在当代艺术中非常另类，您不但展示了作品，同时还改造了展示的空间。
张 浩：2016年1月，我在人可艺术中心举办了主题为《空间被赋予精神》的当代水墨艺术展，如果在现场，感觉会很棒，但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个展览的特殊之处在于，我将空间作为作品来对待，进行创造性的设计。空间因为艺术家的参与、艺术作品的展示，被赋予了一种精神。
十几年来，我有不少个展和联展，但当作品被展出时，总感觉没有直接面对作品那样有震撼力。思考后发现，其实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是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的，而周围环境的设计，并没有达到可以令人得到精神享受的程度。所以，我想通过“空间”，让人们走入一个与外面世界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我通过改造空间，辅以光源等非常规装置，打破平面展陈的惯例，使得观众看到的每一幅作品都是独立的。观众随着空间的流动，用眼睛阅读、用心感受作品与环境相融所带来的震撼力，跨越时空在想象中旅行。
主持人：您的作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书法，也不是水墨画，线条和结构看似没有规律，却形成了您自己的水墨语言，有您独特的表达。
张 浩：当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如果只是联想到书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几乎阻断了对我作品内在追求的认识，或者说自我打断了走进作品的可能。它也不是水墨画，因为水墨画的基础是笔墨。当然，我的作品与书法和绘画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都是运用毛笔。
如果我们给儿童一支笔，不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就会画出线条。当他们对这个行为满意，就会逐渐增加信心，重复同样的动作，像游戏一样感到愉悦。然后，他们就会忘记了画线条的行为，而把画线条当作了愿望的本身，或者实现愿望的替代形式。而人类早期的艺术形式，也是这样的一种思维“语言”，本能地“言说”人与自然的联系，“言说”想象的世界，在这种形式中构筑起神秘的精神世界。
主持人：您提出了一个概念——“用毛笔思维”。您说，毛笔不是工具，而是传承一种精神。怎样理解“用毛笔思维”？毛笔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意义？
张 浩：我在2011年提出了“用毛笔思维”这个概念，提出的前提是：一方面，在国际化进程中，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水墨艺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方向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我们有放弃水墨艺术的趋势，毛笔似乎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只存在于绘画艺术中，成为少数人的一项技艺。甚至这些少数人中，有大部分也不再具有古人使用毛笔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差异就是，在使用毛笔的时候缺少了思维。
我认为，用毛笔思维有三层涵义：用、毛笔和思维。最不可缺的，就是毛笔这个介质，毛笔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完美的书写工具，它所产生的痕迹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用毛笔来表达思想，再通过痕迹产生想象。
传统书画家谈水墨的时候，他的主要指向是过去，是将过去的水墨艺术成就作为他当下的一种参照。而“用毛笔思维”是从本源上来寻找人与世界最原初的语言关系，从而认识用毛笔所产生的艺术。它面向的是未来，没有既定的标准去规范，这也有助于认识我的作品。
主持人：您出生在天津，长于河北，在杭州求学后又一直生活在南方。三十余年的艺术创作中，饱含着您对家乡记忆和生活经验的思考与追求。
张 浩：我生于天津，5岁时全家跟随父亲回到故乡河北。1981年，因命运的安排来到了杭州，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浙江美术学院。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风俗各不相同。我曾经生活的北方平原，有一种苍茫感，而南方则是一种细致感。在南方30多年的生活，虽然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但北方苍茫的气质依然活在我的记忆之中。所以，我的作品格局上有北方的广阔，但在细节表达上，也有南方的精微，两者融合了。
虽然在北方生活得没有在南方时间长，但那种故乡感却越来越强烈。我有一件作品题为《故乡已成我的梦》，现在看到的故乡，已经改变得十分陌生了，故乡渐渐地变成了梦中的故乡。我情感的复杂性导致我作品的很多主题，通过对心灵的探索，对情感的表达，进而去探索精神的世界。
主持人：1985年，您就开始了实验水墨的尝试，研究水墨的语言与形式的现代化，期间您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 浩：在我的大学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85新潮艺术运动”。从那时起，中国的水墨艺术就面临着来自传统和现代的压力，但它对于西方社会又是陌生的。所以我有一种理想，能不能把中国自己的艺术推向现代。这其中，我的导师舒传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在中国美院率先成立了工作室。我是他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学生，他将我引向了中西方艺术融合的道路。
我学的是人物画，而我后来又放弃了具象的形式与技巧的表现，作品变化太大，以至于许多人不能理解这样的转变。1987年后，“水墨的语言与形式的现代化”是我探索的主线。在笔墨的形式、造型和构图的形式上，我的作品产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1991年到1995年，我开始寻找新的媒材，用拼贴的方式，或者加以浮雕式的材料，融合在水墨的作品中。这是实验水墨的阶段。1996年，我开始思考，到底如今中国传统绘画还留下什么？这时候，心底有一个声音呼唤我：必须使用毛笔。到2002年，我完全跨越了现代主义，确立了我自己的艺术原则，走向了当代水墨艺术。
主持人：有人说，你的作品如此简单，是不是一挥而就？但您说：“其实每幅画都是我思考的结果，每幅作品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张 浩：是的，其实每一幅作品都经历了两个星期到两个月的创作过程，甚至更长时间。我的作品有一个特点，一个纯粹的绘画形象都有一个具体的题目，这个题目是引发观众想象的引擎。
从2002年到2006年，我有两个题目作为主线——《欧洲之旅》和《我的故乡》。《欧洲之旅》主要抒发对欧洲旅行见闻的感受，通过艺术的方式，考察、研究、吸纳西方文明；《我的故乡》一方面抒发了我对故乡的情感，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寻根，对传统文化既崇敬又感失落相交织的感情。
2006年后，我的主题转为了《精神旅行》，我想走入了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内部去。2011年后，我主题转为《心灵旅行》，我考虑到作为人的存在，不能忽略心灵，而心灵需要重新塑造，这是对文化创造性的思考。其中有许多小标题，如《心灵被照亮的时刻》《安顿精神》等等。这些主题的转变，不仅是我艺术的成长史，也是我心灵的成长史。艺术和内心一起成长，我没有征服艺术，是艺术征服了我。
主持人：您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举办过个展或联展，西方人是否能从您的作品中，感受到东方当代艺术的魅力？
张 浩：西方人对中国古代艺术其实并不陌生，也承认其价值并收藏，对于我的作品似乎也能直接读懂，因为视觉语言不需要翻译。但他们未必有深层的理解，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曾有过毛笔，因此对毛笔痕迹所表达的内心世界不敏感。
2014年，我受邀去意大利博洛尼亚艺术博览会，参加一个当代水墨艺术的项目并演讲，当地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尊重中国当代艺术，并且真正关注而有所期待。几年前，曾经也有一位在上海从事艺术工作的意大利人主动找到我，希望能共同探讨艺术。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始，却让我看到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现在还拿着过去的水墨画，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是可笑的。当代艺术本身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既不能完全西化，又不能一味追求传统，要有创造性，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用毛笔思维”的使命就是把古代的语言进行再生性的变革，促进文化基因的内在更新，使之重获新生。
主持人：怎样看待中国当代艺术与杭州的关系？
张 浩：中國现代艺术可以说是发源于杭州，且每一次重大的艺术变革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杭州最后没能给现代艺术的生长提供坚实的“土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杭州对现代艺术充满了好奇，却不持久。
如今，杭州正在建设国际化城市，而在一座国际化城市中，人们文化生活的获得，不能仅仅只有电影院、剧院，还应该有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画廊等。在欧洲，每一座城市都贯穿着艺术的灵魂，人们会不自觉地走进美术馆，花上一段完整的时间驻足欣赏，而不是走马观花式地观看。而像卢浮宫这样的艺术博物馆，陈列的也真正是艺术史上的精品，而不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批展品。这点上，中国城市的国际化还远远不够。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应该时时刻刻与我们的城市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着的，这样才有不停创作的欲望。我也希望人们不要将物质生活获得的满足感，当作了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应该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