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是全国无车日。这天，我看到两则有关免费自行车的消息。
　　一则是南昌在“全国无车日”当天，因有十多条道路实行公私车禁行，有关方面便设立了三个自行车免费租借点，每个点有30辆自行车供市民免费骑行，租车人凭有效身份证和少许押金便可免费使用，但用完后必须在当天归还。另一则消息是，在德国的凯泽斯劳滕，也开展了免费租用自行车的服务。要求是需要事先签署最长为6个月的租借合同。视自行车型号不同，租车人需要缴纳25到75欧元不等的押金。两种自行车免费租用有个共同点：缴纳押金。
　　显然，从缴纳押金这一点，便可想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能不能做到不要缴纳押金的免费自行车呢?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就实行过。当时，这项活动的发起人把一切都描绘得如此美好：所有租车人在使用了自行车以后，只需在异地留下它，然后就可以让下一个人继续使用了。然而。很快这项服务就遭遇了困境：有人借此机会带走了车子，甚至一些人如同小偷般干脆拿走了车子。然后涂上一层不同颜色的油漆便归了自己。这一“美好的系统工程”自然只得中途夭折。
　　从三桩免费自行车租用的事件来看，前两者无疑要比后者的设计高明一些。因为他们首先是基于有人是不会自动地讲诚实这一点出发的，有了这种对个人的道德自觉的保留。所以设计制度时便着眼于约束人的不誠实一面。结果，这种免费租用自行车当然也就不会遭遇夭折的尴尬了。事实上。如果一个制度本身有缺陷。那么最好就立即摆脱它——而且越快越好；如果一个制度只是空想，不切实际的，那就需要改进它。总之。诚实也罢，风气也罢，既需要提供人的诚实，同时也需要有可靠的制度设计。
　　不过，反过来看也不难发现，在某些时候。制度设计并不会那么可靠，更何况任何制度的设计，也都要靠人来操作，这就给不诚实留下了可乘之机。生活中也许谁都会遇到类似可乘之机的考验。美国安赫斯特学院院长汤姆·格利特，就曾围绕着免费自行车的事讲过他遇到过的一次诚实考验。一天，汤姆去法学院注册口才级别，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女雇员在值班，而且正在专注地打电话。对方只简单询问了汤姆的名字，向他收取了证件的复印费用后，便将档案卡片递给了他，要他自个儿到门外走廊上去复印，自己则重新堡起电话粥来。汤姆说：“当我意识到她是希望我自个儿去复印我的档案时，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惊诧……她就没考虑到我在走廊里复印时偷偷地改动一两个成绩记录吗?”
　　人都是在面对诱惑的，有的人能经受住，有的人会接受诱惑。况且这些诱惑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我们说。两种人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挺大。只是这种差别是在良心上，在品格上的。汤姆院长没有修改成绩，这是他自己良知上的约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诚实守信，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测试良心的器物，所以需要硬性的制度的约束。
　　所以免费自行车的使用需要出示有效身份证和交押金，这正是对人的诚信的保证。这也是基于人性原本的不自觉一面，着眼于制度设计上的约束，使人不得不讲诚实信用。而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要着眼于教育上、情感上、人的荣辱观的倡导上。这也是必须做的。如果阿姆斯特丹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反过来走凯泽斯劳滕的道吧；如果免费自行车遭遇了有去不返的尴尬，那就请缴押金并出示你的证件!
　　而你，去骑免费的自行车了吗?没有证件和押金，你会归还吗?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