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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语：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的王权很快就排除了一切障碍，在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伟大的帝国。与此同时，世界各个文明也均孕育出自己的政治生态。那么与中国同样古老的印度，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通过前文，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历史中，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近两千年内数度把域内诸多政治个体汇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因此，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很可能不是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是魅力型宗教或军事统帅，而是无情的战争本身。不论是古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亦或是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及其后的哈里发帝国，再或者是查理曼治下的法兰克王国，都没有形成类似中国的强大中央集权王朝，也就没有大一统国家，更无法超越中央王朝那看似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正如著名学者查尔斯·蒂利所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福山则断言，“这就是中国。”
但是同样古老的印度却从未经历过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持续数世纪的暴力战争，其战争频度极低，如果战争是所有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印度为何能出现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以及莫卧儿帝国又是怎么回事呢？
种姓制度深刻影响了印度政治
古老的印度源自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文明，在血统上属于达罗毗荼人以及后来加入的欧亚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后裔。现今世界所知的古印度历史，都是从“吠陀本集”中推断而来的。该本集记载了圣歌、祈祷、注释等。但是它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自公元前2000至3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却直到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中期才变成了书面记录。我们知道，文字记载意味着知识的普及，而记录的缺失则很可能是印度高种姓——婆罗门垄断的结果。
印度的高种姓来源于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本身就是印度教的核心教义。所谓种姓，一般是指由血统、婚姻和职业决定的群体的特定的社会等级。种姓制度就是把社会的各个人口区分并等列为不同的集团。这种区分和等列，一般是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标准。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种姓氏：婆罗门，即教士和学者；刹帝利，即贵族和战士；吠舍，即农夫和客商；首陀罗，即农奴和奴隶。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宣扬婆罗门种姓至上，宣扬梵天用口造出婆罗门，用手造出刹帝利，用双腿造出吠舍，用双脚造出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各族间不可通婚，下一等级的人不允许从事上一等级从事的职业。显然，种姓制的实质是一种极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同时，婆罗门教还设置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即任何违反种姓制度的人都会遭到放逐。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教本身的终极目的则是为了超越生命，现世的遭遇和自我感受都是对“现实”的误解，真正的现实是终极存在的“梵”。因此哪怕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也安于现状而不反抗。
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一些门户网站登载了一则十分有趣的征婚启事，一名印度富商将未来的妻子不吃肉作为头等选择标准。如果因此以为这名富商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人心向善，那就大错特错了。印度教强调现世的修业积累，而这种积累会被诸如——血液、死亡、泥土、腐败的有机物等污染。例如在印度，皮革匠、屠夫、清扫夫、收生婆以及处理动物尸体或死人的从业人员，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显然，印度的素食主义者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吃肉就等于吃尸体。由此微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想象，种姓制度这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关系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中印政治的巨大差别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因大河而生的文明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其原因可能也就在于此。神权与世俗势力的争夺总是充斥在世界历史的各个角落，但在中国与印度，此二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状况。
在印度，神权从一开始就不可一世，霸道异常。即便是第二种姓刹帝利掌握着军权，也必须服从种姓制度，听命于婆罗门。尽管婆罗门没有组成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那样严密的集团，但是他们享有道德上的权威，即掌握着神圣的律法。这些律法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而且被认为不可动摇。尤其是婆罗门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并且在未来世界中保障所有人的福祉，而不论他是最高尚的国王还是最低贱的农民。因此即便是代表刹帝利的国王也只是律法的遵从者，而不是一言九鼎的统治者。婆罗门的精神更孕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可以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如上所言，杀生影响修业。
在中国，神权从初期就遭到巨大抑制，儒教（儒教也很难被称作宗教）也只是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存在，而非超自然的信仰和崇拜，更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西方宗教战争时代表宗教势力的强大政治力量。中国的各个王朝也存在类似的祭祀或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和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他们除了主持这些仪式外，完全没有司法权、只是国家雇员，更无法对唯我独尊的皇帝产生任何微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央王朝的某位末代统治者丧失其地位，或者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继承者时，没有固定机构的神职人员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天命惟强者得之，不论其是农民、军人或者官僚。换言之，中国的祭祀从未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家。
印度政治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现在再回过头看“吠陀本集”为何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口口相传，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婆罗门合法垄断知识，抵制书写，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神性，但却在实际上严重影响了印度国家制度的形成。宗教作为印度历史上最具主宰性的社会关系，成为始终盘旋在中央集权上空的阴霾。印度历史上的几个大帝国，即便是辉煌如阿育王时期，种姓制度也依旧发生重大作用，限制着国家的用人取才，同时由于摩揭陀（阿育王一族最初的国名）成为统治者的过程完全没有进行频繁残酷的战争，旧贵族得以留存较多、部落联盟始终存在、征税制度的话语权更多集中在地方高种姓手中，因此周边各族与其说臣服于中央，不如说自治于地方。孔雀王朝甚至没有统一度量衡，更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以至于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在卢比（印度货币）上找到共计17种文字。实际上笈多王朝在中央集权程度上也与孔雀王朝相差无几，地方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直到莫卧儿帝国，印度的国家制度才有了更多的强制性。但是从莫卧儿帝国开始，印度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远非其自身演变而成的国家形态。印度真正的现代化，是英国人播下的种子，因此才有学者提出，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看到了至今仍存在占印度人口总数83%的印度教徒。
任何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有人说印度这样一个被刚性宗教主导的国家能够维持60余年的民主制度是宪政奇迹，笔者却不以为然。婆罗门及其律法对政治权力的左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今天的印度人能够坚持宪政中权力制约的历史根源，而且由于印度政治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极端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因此政治改造的成本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印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存在宪政的种子，但是同样因为这样的历史，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的结果却是不伦不类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发展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那么印度社会就等于走上了一条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权力没能集中于国王，而是在界限分明的祭祀阶层和武士阶层共享。最崇高的法律并不来自政治权力，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俱权威。于是，印度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限制了国家层次的集权能力和官僚机构。统治者从来都很难动员大批人口建立强大的军队；不能渗透存在于每座村庄的自治且组织严密的种姓制度；自己更是缺乏文化教育，只能扮演从属角色。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亚洲这两个庞大的邻居：社会关系的发展过分领先于政治发展，这个结果就是印度。政治的发展过分领先于社会关系，这个结果叫做中国。
通过前文，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历史中，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近两千年内数度把域内诸多政治个体汇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因此，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很可能不是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是魅力型宗教或军事统帅，而是无情的战争本身。不论是古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亦或是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及其后的哈里发帝国，再或者是查理曼治下的法兰克王国，都没有形成类似中国的强大中央集权王朝，也就没有大一统国家，更无法超越中央王朝那看似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正如著名学者查尔斯·蒂利所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福山则断言，“这就是中国。”
但是同样古老的印度却从未经历过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持续数世纪的暴力战争，其战争频度极低，如果战争是所有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那么印度为何能出现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以及莫卧儿帝国又是怎么回事呢？
种姓制度深刻影响了印度政治
古老的印度源自公元前2500年的哈拉帕文明，在血统上属于达罗毗荼人以及后来加入的欧亚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后裔。现今世界所知的古印度历史，都是从“吠陀本集”中推断而来的。该本集记载了圣歌、祈祷、注释等。但是它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自公元前2000至3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却直到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的中期才变成了书面记录。我们知道，文字记载意味着知识的普及，而记录的缺失则很可能是印度高种姓——婆罗门垄断的结果。
印度的高种姓来源于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本身就是印度教的核心教义。所谓种姓，一般是指由血统、婚姻和职业决定的群体的特定的社会等级。种姓制度就是把社会的各个人口区分并等列为不同的集团。这种区分和等列，一般是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标准。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种姓氏：婆罗门，即教士和学者；刹帝利，即贵族和战士；吠舍，即农夫和客商；首陀罗，即农奴和奴隶。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宣扬婆罗门种姓至上，宣扬梵天用口造出婆罗门，用手造出刹帝利，用双腿造出吠舍，用双脚造出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各族间不可通婚，下一等级的人不允许从事上一等级从事的职业。显然，种姓制的实质是一种极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同时，婆罗门教还设置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即任何违反种姓制度的人都会遭到放逐。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教本身的终极目的则是为了超越生命，现世的遭遇和自我感受都是对“现实”的误解，真正的现实是终极存在的“梵”。因此哪怕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也安于现状而不反抗。
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一些门户网站登载了一则十分有趣的征婚启事，一名印度富商将未来的妻子不吃肉作为头等选择标准。如果因此以为这名富商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人心向善，那就大错特错了。印度教强调现世的修业积累，而这种积累会被诸如——血液、死亡、泥土、腐败的有机物等污染。例如在印度，皮革匠、屠夫、清扫夫、收生婆以及处理动物尸体或死人的从业人员，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显然，印度的素食主义者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吃肉就等于吃尸体。由此微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想象，种姓制度这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关系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中印政治的巨大差别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因大河而生的文明孕育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其原因可能也就在于此。神权与世俗势力的争夺总是充斥在世界历史的各个角落，但在中国与印度，此二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状况。
在印度，神权从一开始就不可一世，霸道异常。即便是第二种姓刹帝利掌握着军权，也必须服从种姓制度，听命于婆罗门。尽管婆罗门没有组成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那样严密的集团，但是他们享有道德上的权威，即掌握着神圣的律法。这些律法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而且被认为不可动摇。尤其是婆罗门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并且在未来世界中保障所有人的福祉，而不论他是最高尚的国王还是最低贱的农民。因此即便是代表刹帝利的国王也只是律法的遵从者，而不是一言九鼎的统治者。婆罗门的精神更孕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可以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如上所言，杀生影响修业。
在中国，神权从初期就遭到巨大抑制，儒教（儒教也很难被称作宗教）也只是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存在，而非超自然的信仰和崇拜，更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西方宗教战争时代表宗教势力的强大政治力量。中国的各个王朝也存在类似的祭祀或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和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他们除了主持这些仪式外，完全没有司法权、只是国家雇员，更无法对唯我独尊的皇帝产生任何微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央王朝的某位末代统治者丧失其地位，或者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继承者时，没有固定机构的神职人员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天命惟强者得之，不论其是农民、军人或者官僚。换言之，中国的祭祀从未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家。
印度政治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现在再回过头看“吠陀本集”为何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口口相传，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婆罗门合法垄断知识，抵制书写，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神性，但却在实际上严重影响了印度国家制度的形成。宗教作为印度历史上最具主宰性的社会关系，成为始终盘旋在中央集权上空的阴霾。印度历史上的几个大帝国，即便是辉煌如阿育王时期，种姓制度也依旧发生重大作用，限制着国家的用人取才，同时由于摩揭陀（阿育王一族最初的国名）成为统治者的过程完全没有进行频繁残酷的战争，旧贵族得以留存较多、部落联盟始终存在、征税制度的话语权更多集中在地方高种姓手中，因此周边各族与其说臣服于中央，不如说自治于地方。孔雀王朝甚至没有统一度量衡，更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以至于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在卢比（印度货币）上找到共计17种文字。实际上笈多王朝在中央集权程度上也与孔雀王朝相差无几，地方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直到莫卧儿帝国，印度的国家制度才有了更多的强制性。但是从莫卧儿帝国开始，印度走上了伊斯兰化的道路，远非其自身演变而成的国家形态。印度真正的现代化，是英国人播下的种子，因此才有学者提出，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看到了至今仍存在占印度人口总数83%的印度教徒。
任何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有人说印度这样一个被刚性宗教主导的国家能够维持60余年的民主制度是宪政奇迹，笔者却不以为然。婆罗门及其律法对政治权力的左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今天的印度人能够坚持宪政中权力制约的历史根源，而且由于印度政治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极端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因此政治改造的成本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印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存在宪政的种子，但是同样因为这样的历史，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的结果却是不伦不类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发展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那么印度社会就等于走上了一条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权力没能集中于国王，而是在界限分明的祭祀阶层和武士阶层共享。最崇高的法律并不来自政治权力，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俱权威。于是，印度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限制了国家层次的集权能力和官僚机构。统治者从来都很难动员大批人口建立强大的军队；不能渗透存在于每座村庄的自治且组织严密的种姓制度；自己更是缺乏文化教育，只能扮演从属角色。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亚洲这两个庞大的邻居：社会关系的发展过分领先于政治发展，这个结果就是印度。政治的发展过分领先于社会关系，这个结果叫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