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藏族孤儿”提比的故事
2013年初，梅尔拍摄的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在瑞士德语区公映。片中的主人公提比·伦珠次仁如今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就是一名被送到瑞士的所谓“藏族孤儿”。
1956年，提比出生在西藏西南部容嘎一个当时名叫达纳克的小村庄，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在拉萨发动了血腥叛乱。3月31日，达赖在分裂叛乱分子的“保护”下进入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数万藏人追随他到达印度。
1961年5月，五岁的提比随父母和三个兄弟来到印度马拉里山谷的库鲁。母亲玉珍到筑路队营地干活，父亲格桑多吉则成为印度伞兵部队的一名雇佣兵。由于路途遥远，工头说孩子必须留下来。在遭到玉珍的拒绝后，工头就欺骗她说要安排让大人先走，孩子随后就送过来。
于是提比就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行带到印度旁遮普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儿童收容院”。这所收容院由达赖的姐姐卓玛次仁掌控，院内环境极其恶劣，失去父母照顾的提比染上了头癣，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剃了光头。
两年后，1963年，年仅七岁、父母还健在的提比又被卓玛次仁选中，成为第三批被送往瑞士的所谓“藏族孤儿”。据提比回忆，他们到瑞士苏黎世机场后，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并被要求站成一排，而房间的另一边则站着一排年长的西方人。经过简单的筛选，没有经过任何审查，提比就被已经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养母格拉博当作“孤儿”带回小城格鲁尼根的家。
直到1971年，15岁的提比作为泥瓦匠返回印度，才第一次见到了对自己的下落一无所知的亲生父母。而此时，提比的五个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三个在颠沛流离中死亡。
据提比的母亲玉珍回忆，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得到消息说有四五十名达兰萨拉的孩子被送到了西方。于是玉珍跑去见达赖的姐姐卓玛次仁，央求她告诉自己孩子的地址，以及养护人的名字，好写信去联系。提比的母亲当时哭喊着说：“我听说你们卖了我的孩子，请告诉我真相吧。请告诉我养护人的名字和地址，这样我能再次找到孩子。”而卓玛次仁回答说：“我们没有卖孩子，但他们很长时间都会留在西方不会回来了，我们也不会给你提供地址。”卓玛次仁还私下对提比的母亲许诺说，她可以在三四年内见到孩子，但事后证明这只是空头支票。
提比在“藏族孤儿”中算是幸运的。他不愁吃穿，养母格拉博是一位有丰富教育经验的国际学校老师。但是，这些“藏族孤儿”尽管操着流利的德语或法语，却始终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由于从小被迫与父母分离，被陌生人收养，提比在瑞士成长的过程中经常遭到别的孩子歧视和嘲笑。提比内心也一直经受着难言的痛苦。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还一度吸食毒品。有一天，缉毒警察闯进家门，提比差点为此蹲了监狱。
提比经常想：“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不公平的！”他说：“我对真正的父母有负面情绪。因为我的母亲不知怎么就把我卖了。”对远在异乡的提比来说，藏语“阿玛拉”（妈妈）这个词只是一个想象。达赖声称要保护藏族的文化，但在瑞士，提比既听不到也看不到儿时记忆中的藏歌和藏舞。
埃西曼和“收养藏族儿童运动”
查尔斯·埃西曼，瑞士奥尔滕市阿特尔电力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他在促成“藏族孤儿”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提比和他的母亲们》纪录片导演梅尔披露，埃西曼一家和瑞士一些家庭希望收养亚洲孤儿。尽管当时瑞士红十字会已经在瑞士的罗滕图姆安置了一些流亡的藏民，但是埃西曼并不想和红十字会扯上关系，因为此前和红十字会合作得并不愉快，收养孤儿需要经过辨别和繁琐的手续，并且要做出庄严的承诺。
而就在那时，当听说达赖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帮助抚养和教育流亡的藏族儿童时，埃西曼认为机会来了。于是1959年8月，他通过达赖的好友、纳粹登山者哈勒在日内瓦会见了鼓吹“藏独”的达赖的哥哥土登诺布。经土登诺布的牵线，埃西曼“收养”到第一个“藏族孤儿”。作为回报，他同意资助位于瑞士特罗根地区的声称收容了20名“藏族孤儿”的“斐斯泰洛齐儿童基金会”，资金用于建房和食宿等。
1960年至1961年，埃西曼到印度进行商务活动，顺便访问了达兰萨拉的“儿童之家”。从历史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在印度的藏人特别是儿童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埃西曼和达赖也正是利用这个情况激起西方民众的同情心。1961年7月12日，埃西曼请知名记者魏纳·沃伦贝格在瑞士《内贝尔斯帕尔特报》刊登文章，呼吁读者为“收养藏族儿童运动”提供援助。结果约有200多个家庭响应。作为回报，埃西曼“收养”到了第二个“藏族孤儿”。
1961年8月，第一批 “孤儿”被送到瑞士。一份1961年9月12日的备忘录显示，9月11日，瑞士外交部主管布克哈特曾在自己的办公室与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总监奥斯卡·舒尔茨以及埃西曼一家举行了会谈。埃西曼表示，有很多瑞士家庭希望收养共计150名儿童，希望瑞士官方配合这次“收养藏族儿童运动”。
提比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谓“收养藏族儿童运动”就是“把孤儿或者半孤儿带回瑞士”。而达赖声称送孩子到瑞士是为了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成为“流亡运动的精英”，今后为自己的“藏独事业”服务。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瑞士政府还是收养者都对孩子是否为“孤儿”不问不管。达赖“流亡政府”也通过这个渠道暗地里把一些贵族家庭的孩子“偷渡”到瑞士。
1963年2月13日，瑞士驻印度大使屈塔在给伯尔尼的一封秘信中披露，对于当年1月29日启程到瑞士的第三批 “孤儿”，他和夫人曾在前一天举行了告别会，发现大部分“孤儿”其实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而且达赖对此是知情的。
如果仅仅考虑物质生活条件，那些由瑞士家庭照看的孩子显然比留在印度的孩子好得多。但在屈塔看来，这些被“收养”的“非孤儿”将会面临各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困境。屈塔认为，这些孩子实际上是被当成“援助行动的合同对象”来对待的。他对瑞士所推行的“强制福利”的目标能否顺利达成表示怀疑。 提比的瑞士养母多年后也愤怒地表示，当时没人告诉他们自己所领养的“孤儿”其实是被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强行剥夺来的，现在看来这些造假行为是根本不应被允许的。
据统计，到1964年3月，共有八批154名藏族儿童被送往瑞士。其中94名孩子的父母都健在，45名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个健在。达赖声称这些孩子被“收养”的前提是长大后回到西藏，“永不遗忘藏语与宗教”。但实际上从“收养”计划执行之初，达赖就知道这些儿童以后不会回到西藏。
1968年，埃西曼的调查显示，被“收养”的158名藏童中有70%忘记了藏语，只有10%的人能讲藏语。158人中只有11人是佛教徒。1982年，苏黎士大学的调查表明，在瑞士长大的西藏人中，唯有这批人中的虚假“孤儿”出现过自杀情况。
与之对照的是，达赖集团打着“藏族孤儿”的旗号到处募捐，并用各种筹款大兴土木。1965年，达赖就在瑞士温特图尔郊外名叫“里康”的半山腰修建了一座至今仍然是欧洲最大的藏庙。2012年10月，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解密电报显示，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达赖集团利用国际捐助款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儿童村学校”，学校曾经的管理者就是负责挑选“孤儿”的达赖的姐姐。而这个“儿童村”中有很多孩子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藏族孤儿。
2009年《印度斯坦时报》的记者调查时发现，达赖所谓的“秘密军队”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儿童村”毕业后的孩子。他们有的甚至直接被送往印巴前线为印度军队打仗。
“藏族孤儿”与“瑞士孤儿”
瑞士纪录片导演梅尔的作品《提比和他的母亲们》，除了揭露达赖集团制造“藏族孤儿”的黑幕以及提比一家的悲惨遭遇，很大一部分篇幅还是把这一事件作为西方国家的养父母收养东方儿童的传统“慈善事业”加以呈现的，这一思路当然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比如，纪录片中着重描写了提比的养母充满爱心的举动，而对于与达赖集团合伙拆散藏族家庭的埃西曼，不但少有谴责，反而流露出对这位“慈善家”的赞许，影片中埃西曼俨然成了“瑞士版的辛德勒”。
达赖集团利用了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优越感”编造了“藏族孤儿”的故事，用被他挟持的藏族孩子的悲惨命运博取西方国家的同情和物质援助，为自己的“藏独”野心服务。
就在“藏族孤儿”事件被曝光的同时，瑞士国内也对“收养孤儿热”进行了反思。在瑞士德语中有一个词叫“瑞士孤儿”或者“出租儿童”（Verding kinder）。2013年4月11日，瑞士联邦议员索玛鲁加代表议会向仍活着的“瑞士孤儿”们道歉。
尽管瑞士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列，但一个世纪前，瑞士还是贫穷的农业国。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瑞士曾出现数十万“出租儿童”，也就是国家打着“强制福利”的旗号，强行从单身妈妈或者贫困家庭那里把他们的子女夺过来，送到劳动力短缺的家庭抚养。
这些被迫离开亲人的孩子形同“孤儿”，他们干粗重而无报酬的农活，甚至遭到性侵等各种虐待。很多人不堪凌辱而自杀。瑞士政府则对收养家庭提供补贴。瑞士也一度成为“最乐于收养孤儿、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2012年的影片《瑞士孤儿》就讲述了当年那段悲惨的历史。
而“藏族孤儿”事件的出现，也正是瑞士“强制福利”政策仍然存在的时候。尽管提比遇到了一户好心人家，但其他“藏族孤儿”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细细想来，“藏族孤儿”产生的原因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推行的“种族优越论”的结果。达赖的“人造孤儿”并非没有先例。达赖的启蒙教师、奥地利登山家哈勒是一名狂热的纳粹信徒，对达赖有很深的影响。1936年起，纳粹党头子希姆莱曾推行“生命之源”计划，挑选雅利安未婚妇女与纳粹精英结合，秘密产下“优等婴儿”，送给养父母抚养，制造了数以万计的“纳粹孤儿”。西班牙、智利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而在澳大利亚，殖民者夺走了土著人的子女并把他们送到白人家里抚养，这些孩子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澳大利亚政府已对此做出道歉。
正如瑞士《苏黎世报》的文章所说，达赖的道歉十分重要，西方国家也同样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2013年初，梅尔拍摄的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在瑞士德语区公映。片中的主人公提比·伦珠次仁如今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就是一名被送到瑞士的所谓“藏族孤儿”。
1956年，提比出生在西藏西南部容嘎一个当时名叫达纳克的小村庄，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在拉萨发动了血腥叛乱。3月31日，达赖在分裂叛乱分子的“保护”下进入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数万藏人追随他到达印度。
1961年5月，五岁的提比随父母和三个兄弟来到印度马拉里山谷的库鲁。母亲玉珍到筑路队营地干活，父亲格桑多吉则成为印度伞兵部队的一名雇佣兵。由于路途遥远，工头说孩子必须留下来。在遭到玉珍的拒绝后，工头就欺骗她说要安排让大人先走，孩子随后就送过来。
于是提比就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强行带到印度旁遮普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儿童收容院”。这所收容院由达赖的姐姐卓玛次仁掌控，院内环境极其恶劣，失去父母照顾的提比染上了头癣，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剃了光头。
两年后，1963年，年仅七岁、父母还健在的提比又被卓玛次仁选中，成为第三批被送往瑞士的所谓“藏族孤儿”。据提比回忆，他们到瑞士苏黎世机场后，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并被要求站成一排，而房间的另一边则站着一排年长的西方人。经过简单的筛选，没有经过任何审查，提比就被已经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养母格拉博当作“孤儿”带回小城格鲁尼根的家。
直到1971年，15岁的提比作为泥瓦匠返回印度，才第一次见到了对自己的下落一无所知的亲生父母。而此时，提比的五个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三个在颠沛流离中死亡。
据提比的母亲玉珍回忆，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得到消息说有四五十名达兰萨拉的孩子被送到了西方。于是玉珍跑去见达赖的姐姐卓玛次仁，央求她告诉自己孩子的地址，以及养护人的名字，好写信去联系。提比的母亲当时哭喊着说：“我听说你们卖了我的孩子，请告诉我真相吧。请告诉我养护人的名字和地址，这样我能再次找到孩子。”而卓玛次仁回答说：“我们没有卖孩子，但他们很长时间都会留在西方不会回来了，我们也不会给你提供地址。”卓玛次仁还私下对提比的母亲许诺说，她可以在三四年内见到孩子，但事后证明这只是空头支票。
提比在“藏族孤儿”中算是幸运的。他不愁吃穿，养母格拉博是一位有丰富教育经验的国际学校老师。但是，这些“藏族孤儿”尽管操着流利的德语或法语，却始终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由于从小被迫与父母分离，被陌生人收养，提比在瑞士成长的过程中经常遭到别的孩子歧视和嘲笑。提比内心也一直经受着难言的痛苦。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还一度吸食毒品。有一天，缉毒警察闯进家门，提比差点为此蹲了监狱。
提比经常想：“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不公平的！”他说：“我对真正的父母有负面情绪。因为我的母亲不知怎么就把我卖了。”对远在异乡的提比来说，藏语“阿玛拉”（妈妈）这个词只是一个想象。达赖声称要保护藏族的文化，但在瑞士，提比既听不到也看不到儿时记忆中的藏歌和藏舞。
埃西曼和“收养藏族儿童运动”
查尔斯·埃西曼，瑞士奥尔滕市阿特尔电力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他在促成“藏族孤儿”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据《提比和他的母亲们》纪录片导演梅尔披露，埃西曼一家和瑞士一些家庭希望收养亚洲孤儿。尽管当时瑞士红十字会已经在瑞士的罗滕图姆安置了一些流亡的藏民，但是埃西曼并不想和红十字会扯上关系，因为此前和红十字会合作得并不愉快，收养孤儿需要经过辨别和繁琐的手续，并且要做出庄严的承诺。
而就在那时，当听说达赖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帮助抚养和教育流亡的藏族儿童时，埃西曼认为机会来了。于是1959年8月，他通过达赖的好友、纳粹登山者哈勒在日内瓦会见了鼓吹“藏独”的达赖的哥哥土登诺布。经土登诺布的牵线，埃西曼“收养”到第一个“藏族孤儿”。作为回报，他同意资助位于瑞士特罗根地区的声称收容了20名“藏族孤儿”的“斐斯泰洛齐儿童基金会”，资金用于建房和食宿等。
1960年至1961年，埃西曼到印度进行商务活动，顺便访问了达兰萨拉的“儿童之家”。从历史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在印度的藏人特别是儿童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埃西曼和达赖也正是利用这个情况激起西方民众的同情心。1961年7月12日，埃西曼请知名记者魏纳·沃伦贝格在瑞士《内贝尔斯帕尔特报》刊登文章，呼吁读者为“收养藏族儿童运动”提供援助。结果约有200多个家庭响应。作为回报，埃西曼“收养”到了第二个“藏族孤儿”。
1961年8月，第一批 “孤儿”被送到瑞士。一份1961年9月12日的备忘录显示，9月11日，瑞士外交部主管布克哈特曾在自己的办公室与瑞士联邦司法和警察总监奥斯卡·舒尔茨以及埃西曼一家举行了会谈。埃西曼表示，有很多瑞士家庭希望收养共计150名儿童，希望瑞士官方配合这次“收养藏族儿童运动”。
提比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谓“收养藏族儿童运动”就是“把孤儿或者半孤儿带回瑞士”。而达赖声称送孩子到瑞士是为了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成为“流亡运动的精英”，今后为自己的“藏独事业”服务。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瑞士政府还是收养者都对孩子是否为“孤儿”不问不管。达赖“流亡政府”也通过这个渠道暗地里把一些贵族家庭的孩子“偷渡”到瑞士。
1963年2月13日，瑞士驻印度大使屈塔在给伯尔尼的一封秘信中披露，对于当年1月29日启程到瑞士的第三批 “孤儿”，他和夫人曾在前一天举行了告别会，发现大部分“孤儿”其实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而且达赖对此是知情的。
如果仅仅考虑物质生活条件，那些由瑞士家庭照看的孩子显然比留在印度的孩子好得多。但在屈塔看来，这些被“收养”的“非孤儿”将会面临各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困境。屈塔认为，这些孩子实际上是被当成“援助行动的合同对象”来对待的。他对瑞士所推行的“强制福利”的目标能否顺利达成表示怀疑。 提比的瑞士养母多年后也愤怒地表示，当时没人告诉他们自己所领养的“孤儿”其实是被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强行剥夺来的，现在看来这些造假行为是根本不应被允许的。
据统计，到1964年3月，共有八批154名藏族儿童被送往瑞士。其中94名孩子的父母都健在，45名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个健在。达赖声称这些孩子被“收养”的前提是长大后回到西藏，“永不遗忘藏语与宗教”。但实际上从“收养”计划执行之初，达赖就知道这些儿童以后不会回到西藏。
1968年，埃西曼的调查显示，被“收养”的158名藏童中有70%忘记了藏语，只有10%的人能讲藏语。158人中只有11人是佛教徒。1982年，苏黎士大学的调查表明，在瑞士长大的西藏人中，唯有这批人中的虚假“孤儿”出现过自杀情况。
与之对照的是，达赖集团打着“藏族孤儿”的旗号到处募捐，并用各种筹款大兴土木。1965年，达赖就在瑞士温特图尔郊外名叫“里康”的半山腰修建了一座至今仍然是欧洲最大的藏庙。2012年10月，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解密电报显示，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达赖集团利用国际捐助款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儿童村学校”，学校曾经的管理者就是负责挑选“孤儿”的达赖的姐姐。而这个“儿童村”中有很多孩子是真正需要帮助的藏族孤儿。
2009年《印度斯坦时报》的记者调查时发现，达赖所谓的“秘密军队”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儿童村”毕业后的孩子。他们有的甚至直接被送往印巴前线为印度军队打仗。
“藏族孤儿”与“瑞士孤儿”
瑞士纪录片导演梅尔的作品《提比和他的母亲们》，除了揭露达赖集团制造“藏族孤儿”的黑幕以及提比一家的悲惨遭遇，很大一部分篇幅还是把这一事件作为西方国家的养父母收养东方儿童的传统“慈善事业”加以呈现的，这一思路当然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比如，纪录片中着重描写了提比的养母充满爱心的举动，而对于与达赖集团合伙拆散藏族家庭的埃西曼，不但少有谴责，反而流露出对这位“慈善家”的赞许，影片中埃西曼俨然成了“瑞士版的辛德勒”。
达赖集团利用了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优越感”编造了“藏族孤儿”的故事，用被他挟持的藏族孩子的悲惨命运博取西方国家的同情和物质援助，为自己的“藏独”野心服务。
就在“藏族孤儿”事件被曝光的同时，瑞士国内也对“收养孤儿热”进行了反思。在瑞士德语中有一个词叫“瑞士孤儿”或者“出租儿童”（Verding kinder）。2013年4月11日，瑞士联邦议员索玛鲁加代表议会向仍活着的“瑞士孤儿”们道歉。
尽管瑞士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列，但一个世纪前，瑞士还是贫穷的农业国。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瑞士曾出现数十万“出租儿童”，也就是国家打着“强制福利”的旗号，强行从单身妈妈或者贫困家庭那里把他们的子女夺过来，送到劳动力短缺的家庭抚养。
这些被迫离开亲人的孩子形同“孤儿”，他们干粗重而无报酬的农活，甚至遭到性侵等各种虐待。很多人不堪凌辱而自杀。瑞士政府则对收养家庭提供补贴。瑞士也一度成为“最乐于收养孤儿、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2012年的影片《瑞士孤儿》就讲述了当年那段悲惨的历史。
而“藏族孤儿”事件的出现，也正是瑞士“强制福利”政策仍然存在的时候。尽管提比遇到了一户好心人家，但其他“藏族孤儿”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细细想来，“藏族孤儿”产生的原因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推行的“种族优越论”的结果。达赖的“人造孤儿”并非没有先例。达赖的启蒙教师、奥地利登山家哈勒是一名狂热的纳粹信徒，对达赖有很深的影响。1936年起，纳粹党头子希姆莱曾推行“生命之源”计划，挑选雅利安未婚妇女与纳粹精英结合，秘密产下“优等婴儿”，送给养父母抚养，制造了数以万计的“纳粹孤儿”。西班牙、智利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而在澳大利亚，殖民者夺走了土著人的子女并把他们送到白人家里抚养，这些孩子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澳大利亚政府已对此做出道歉。
正如瑞士《苏黎世报》的文章所说，达赖的道歉十分重要，西方国家也同样应该对此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