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两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就业压力的长期存在。尤其随着人口峰值的逼近和资本替代的深化，我国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由此，经济政策如何实现从“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是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际经验表明，在多个战略目标体系中确定的优先目标不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属于“高增长、高就业”模式。但随着GDP增速持续攀高，对就业拉动的效应却越来越小。2005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08。2012-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平均吸纳非农就业172万人，比2009-2011年多吸纳30万人。
　　这意味着，过去需以较高增速吸纳的就业数量，现在以较低增速就可以吸纳。高增速已不是经济增长的优先项，把就业目标放在更为突出的优先位置，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国家治理应确立的新目标。
　　首先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2012年服务业首次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比重51.6%，2016年第三产业每100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9.1人（比第二产业高1.6人）。还要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上世纪90年代后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来自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促进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才能结构性地提升就业能力，这是增加就业的治本之道。
　　其次要加快培育新经济新业态。以“互联网 ”、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新岗位，也促进了新一轮创业的形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增加的全部就业中，新经济的贡献率达到70%左右。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口，高新技术正实现产业化。要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设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优先支持对象，拓展就业新空间。同时，不仅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扩大就业范围，还要提升就业的质量。
　　最后要实现劳动者权益保障法治化。通过完善刚性的法律规范强化对劳动者合法權益的保护，并规范劳动关系。目前我国农民工超时劳动得到明显改善，2016年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均工作时间减少到24.9天，日均工作时间减少到8.5个小时，这是一个重要进步。要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准，让他们实现对改革成果的“分享”，有更多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