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快速吞噬了诸多欧美金融巨擘，为冰岛、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带来国际收支危机，令英国成为率先陷入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外汇储备充足的中国也不能幸免，大量出口企业受到冲击，经济增长面临大幅放缓的考验。当前的经济危机将持续多久，会否演变成“L型”衰退甚至大萧条，全球金融、经济、政治格局在危机中面临怎样的再平衡，中国如何危中寻机?本刊特邀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长江商学院教授梅建平、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宁、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等权威经济学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估计是金融市场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但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恢复仍为时漫长，失业率会大幅攀升，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长达2～3年甚至5年之久。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可能是硅谷在新能源与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目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新兴市场国家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直接的影响。
虽然出口压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构成负面影响，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有助解除通胀威胁，中国的主权基金也有机会战略性地投资境外，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学家们提出，在国内政策上，政府应当放松财政政策，通过减税、投资基建等手段刺激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但在是否刺激房地产、减息与加息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从宏观层面看，尽管发达国家难免经济衰退，但现有的全球金融秩序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元地位可能削弱，不过目前仍无可替代，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可能上升，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
在政治格局上，美国的地位短期会削弱，新任美国总统可能改变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中国的影响力明显会加强，世界将由单极化向多元化演变。
全球化会被重新讨论，一些跨国贸易制度会有所调整，对跨国公司、跨国业务的监管将更趋严格。短期内的去全球化趋势，有可能伤害中国的利益。
随着华尔街投行被金融海啸吞没，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将出现变化，杠杆比率降低，自营业务减少，高管们的高薪酬暂时有所收敛，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不可避免，对其资本充足率与透明度的要求会提高，对评级等中介机构的监管也将提上议程。但华尔街投行传统的中介业务仍值得中国金融机构学习，中国应在提高金融企业创新水平的同时，提升政府的监管水平，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经济恢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陈志武：危机最低点已到
金融危机的最低点基本已到，但是，实体经济危机刚刚开始。最好的情况是经济衰退只持续一年，最坏的情况是经济大萧条持续5年。从投资看，现在以现金为王，明年上半年是很好的增持股权的机会。
李稻葵：最好的情况是美国市场3月内稳定，新兴市场面临考验
就金融危机本身而论，目前处于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的部分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运转不灵，资不抵债，出现破产；第二阶段是以AIG、雷曼兄弟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金融机构全面的运行困难导致了信用市场和短期货币市场的半崩溃；第三阶段，预计美欧金融市场会进入逐步稳定的时期，股票价格可能仍然很低，但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告一段落，信用市场会逐步恢复。这一阶段发生的最主要事件可能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韩国、印度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韩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同时有2000多亿美元的短期外债，如果未来3个月国际金融界不给其债务续期、令其以新债抵旧债的话，韩国可能再次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困境。因为第三阶段的危机主要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因此像1998年那样，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
未来最好的结果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即美国新总统上任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影响不是太大，只局限在现有的国家范围内。最坏的情况是美、欧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还要持续6个月，新兴市场国家又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我个人认为，由于美国、欧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政府愿意史无前例地为银行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很可能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金融海啸可能逐步退去，影响可能逐步缓解，股市会转变为熊市，股价依然低迷。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考验，比如匈牙利，其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欧洲银行的贷款，与中国不同，外资银行在匈牙利设立的并非独立的法人机构，而是分支机构，这意味着，它们直接把欧洲的钱拿到了匈牙利投资，匈牙利的金融体系100％由外资控制。目前的危机中，这些外资银行的第一反应是把钱撤回来保住总部，由此也将匈牙利置于风险之中。对于绝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目前资金的倒流是一个风险，但中国是个特例，中国是资金充裕国，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同时，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必须是独立法人，因此，中国不会受到这一趋势影响。
梅建平：七八只鞋掉了五六只，美国经济恢复将呈L型
危机现在已进入中期，相当于有七八只鞋要掉下来，目前已掉了五六只。下一波新兴市场可能受到更大冲击，事实上，东欧、巴基斯坦已经出现了问题；另外，可能有1/3的对冲基金面临被平仓或清盘；对美国、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马上会显现出来，失业率会大幅上升，并比美国1990/1991年时更加严重。美国的经济萧条可能长达2～3年之久，而经济的恢复将呈现L型的走势，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是，美国不会出现日本那样持续15年的经济不振局面。如果硅谷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出现突破，将会拉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是即使如此，也需要两年的时间，之后则可能重现克林顿时期美国资本市场全面成长、资产定价处于新高的盛况。最坏的结果是，金融市场两年内都难以调整过来，并有大量对冲基金由于缺乏流动性而被平仓，导致大量资产被倾泻到资本市场，使得资产价格下跌30％甚至更多。虽然目前市场的风险较大，并且这一局面可能沿续，但有很多好的资产都在以低价出售，甚至这样都无人问津，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采取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策略，合理配置资产，不要因为有风险就采取对其拒之千里的不理性的投资方式，有时不承受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比如QDII过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从分散风险的角度看，这类资产在组合中不应被忽略。
张宁：事态发展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持续2～3年
目前金融系统崩溃的后果被美、欧各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扼制住了，下一步还要看实体经济受影响的程度有多严重。目前经济处于一个不平衡点，接近的参考系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应该不会像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那样，GDP有25％的下滑，失业率达到25％，但金融 体系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初步重建，世界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等问题还没有解决。事态发展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GDP增速比本轮高点下降2％)持续2-3年左右，之后经济多年极其缓慢地增长。最坏的结果是，银行体系多年不能重建，金融机构迟迟不能恢复，美国GDP增速下降5～10％，并出现多年的通货紧缩。长期下去政府注入的资金引起财政赤字，而注入的流动性带来恶性通胀，导致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从投资看，当前要保持谨慎。在经济下行的风险下，要投资有确定性的品种，比如债券。与今年上半年相比，当前A股市场风险低了，预期回报也增加了，可以关注。
高善文：未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刚刚过去。在10月初的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处于悬崖边缘、面临崩塌的危险；现在则从悬崖边后退了半步，各国刚刚取得了初步共识，确定了初步的救市框架，但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路仍十分漫长。打个小比方说，这可能相当于中国的万里长征刚刚开了遵义会议。中短期内，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三个问题：恢复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恢复市场流动性以重拾公众信心；满足优质企业的信贷需求。从更长时间看，它还面临着重建金融机构的信贷文化、创新文化以及监管结构重组等问题。
由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实体经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所以发达经济体能在3年时间内完成金融体系的重建、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这恐怕已经是最乐观估计了。未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且在2～3年内经济步入衰退。当然，由于可能出现政策应对失误，这种金融体系的重建和经济增速的恢复也可能会有10年之久。
与1929年相比，本次美国、欧洲政府在响应方面更为及时，应对政策也比较得当，但麻烦在于全球范围的政策与联合行动难以协调。在金融业已经深刻地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各国在风险监管、银行体系发展、产业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因此，一些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家还可能出现问题。但我们相信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会对金融风险的认定确立一定的全球标准，此外，在监管的国家协作方面也会有所进步，在资本的跨境流动方面也相应会有更强的制度要求。
哈继铭：美国经济仍有韧劲，可以避免大萧条或L型衰退
全球金融风暴及其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目前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刺破虚拟经济泡沫，令高杠杆率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第二阶段是金融风险的提高导致信贷危机，尽管各国政府和央行向金融机构大量注入资金，但后者依然不愿向实体经济放贷，而且强烈的去杠杆化需求迫使它们在期货市场上抛售大宗商品。因此，尽管货币存量在增大，但货币流通速度的放缓降低经济活动和资产价格水平。未来的第三阶段是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通货紧缩导致企业亏损，无力偿还债务，且融资需求下降，继而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和利润。
次贷风暴引起的金融动荡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均小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错误地在市场流动性极度匮乏的时候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导致通货紧缩及银行危机的急剧恶化；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严重损害了各国实体经济。尽管现在主要经济体内需疲软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已经体现，但政府主导的如此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已难再现。此外，在次贷危机爆发的一年多里，工商企业贷款余额并未下降，因此，对投资、产出及就业市场的影响远小于大萧条时期。从实体经济看，尽管196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7次经济衰退，但长期生产率依然随技术进步高速增长，目前生产率增速亦处于上行阶段，体现了美国经济仍然有韧劲，大萧条式或“L型”衰退可以避免。
欧美向左转，政府角色不会变
梅建平：未来欧美政策会在公平与增长之间更向公平倾斜
危机会使欧美向左转，但是自由经济理念在欧美学术界深入人心，不大可能改变。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可以扮演救火队，但重建经济时它就不可能越俎代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分工不会打破，在监管加强后，政府最终会退出金融机构，在欧洲，政府介入的时间可能更长，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也会退出。未来欧美的政策会在公平与增长之间更向公平倾斜，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倾斜。
李稻葵：问题在于国家介入之后如何退出
欧美现在出重拳救市，并不违背自由市场的精神，因为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辅助体制：第一，要救济那些没有竞争力的社会阶层，为其提供福利；第二，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各行业进行监管，其中，金融业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最严厉监管的行业(且不论它监管程度是否足够)：第三，当自由市场经济因失误导致失火时，需要消防队灭火，现在我们看到的政府救市就是消防队的出动，这与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不能因此说这个社区是警察社区，这个国家缺乏自由，任何自由市场经济都需要消防队。
这场大火扑灭以后，欧洲和美国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对金融行业过分监管的时代，但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或国家调控时代可能言重了。在1929年危机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把投行与商业银行业务进行了分拆。经过多年的争论，基本的结论现在很清楚，这一法案属于过分监管，应该把投行与商业银行间的防火墙拆掉，当然，相应的监管也应跟上。同样，在安然、世通事件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现在也知道这一过分监管提高了美国股市的上市成本，使得美股相对欧洲逐步丧失了优势。一般认为，一旦国家介入了金融机构，就要7～8年才能逐步退出，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就在于未来国家如何退出。
陈志武：危机时政府介入不同于中国式调控
真正的全系统危机时政府的介入，跟中国式国家调控不是。是一回事。中国式调控是不管是正常时期还是危机时期，总是由国家控制经济。
张宁：救市不意味美国进入国家调控时代，最终加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的监管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等于政府会看着金融体系崩塌而袖手旁观在正常的情况下，经济出现问题，政府会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但此次政府以非市场手段干预危机，相当于危急情况下的救命之举，是为了防范金融体系崩溃与经济陷入萧条，如果政府不出手，美国经济无可避免会出现较大的萧条。因此，救市并不有悖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意味着美国进入国家调控时代。而美国在危机过后，经济恢复正常后，应该会尽快退出直接作为股东或不良资产的管理。最终加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的监管。
高善文：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重划
尽管自由市场的制度存在问题，需要修正，但救市并不违反自由市场精神。事实上，在全球经济的变迁中，一 直有外在力量的干扰。比方说，国家调控在1929年大萧条时代之后得到增强；此外，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一直是通过货币、财政等政策来干预的，其市场经济也一直处在国家调控之下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重划，即监管的范围需要重划。例如，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先发制人干预资产价格，从而维护资产价格的合理性以降低系统风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资产价格的标准，央行就要实时进行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说，央行会更加注重对信贷创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以及表外业务等的监管。
金融业将更多监管，更趋透明
李稻葵：整合监管机构，监管中介机构，检讨会计制度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至少对美国而言有几方面需要改进。其一，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整合。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过于松散，其职能分散在财政部货币控制司、美联储SEC、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未来这些机构可能需要整合。这教训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过去无形中学习美国的体制；设立了一行三会，其职能也非常分散其二，对中介机构要加强监管，比如评级机构、以前没有任何监管，主要靠市场自律。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引起关注，有学者批评评级机构只是事后诸葛亮，还有研究发现往往是股价先跌评级后跌，相当荒唐，第三，是很重要但受到关注很少的会计制度需要检讨的问题，目前，资产按市场定价的方法有助于控制单个企业的风险，但对整个市场而言则有负面作用，会在泡沫时吹大泡沫、恐慌时放大恐慌，所以，会计制度中应该考虑系统风险。
梅建平：金融监管国际化。限制衍生品和杠杆率
现在各国都在探讨这一问题，目前来看有三个趋势比较清晰：一是金融监管趋于国际化：二是对衍生品的发展有更多限制，过去10年衍生品市场发展过快、监管滞后的局面会改变：三是会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加以限制，对其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的资产会更严格地限制，金融机构把一些资产和负债放在表外会更加困难。
陈志武：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
还是该监管的才管，不该管的不能管，重点在于信息披露，在于透明度的提高。
张宁：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监管范围
危机之后的调整会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金融业的监管加强，一是对世界货币体系的修正。从对金融业的监管看，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会提高要求；二是拓宽监管范围，以前主要的金融监管对象是商业银行，未来会强化对保险、证券公司的监管，变相放大杠杆率的工具也会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各国会探讨在监管跨国金融机构中的国际协调问题，金融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会受到更多监管，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为独立法人，而非分支机构，因此，其较难调动中国境内资金。对跨国机构的监管加强会影响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不过，虽然危机后的严格监管不可避免，但不会太过分，因为基于1929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经验，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效率，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哈继铭：监管真空有待缩小，巴塞尔协议有待重新审视
金融监管有待革新。当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情况就如推倒金融体系中危机环环相扣的第一张骨牌。不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是问题的根源，放贷机构在缺乏风险管理的情况下向大量还贷能力存疑的人借贷购房，又透过投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衍生工具向全球借贷。投资产品复杂的互联关系和高杠杆比例，使资产快速地形成泡沫，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为危机埋下伏笔，而避险工具在此情况下根本发挥不到什么作用。如约1.3万亿美元的次贷，其中只是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规模已接近次贷的50倍，可见金融衍生产品对次贷风暴可谓“功不可没”。此外，在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时代，监管体制的改革根本追不上金融机构一日千里的金融创新，留下监管真空，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敝口增大。同时，金融管制放松引发了房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美国在2004-2006年间积累了大量的房市泡沫，这成为触动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本次危机亦暴露了资本充足率在银行风险监管中的不足，事实上，危机爆发前，华尔街大投行的资本充足率一度使监管者感到高枕无忧，全球金融监管所倚重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s)有待重新审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也有待加强。
高善文：提高透明度，控制杠杆率
在此次危机平复后，未来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可能会增强，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会向更多干预方向发展。尽管关于如何干预会存在争议，但我们猜测大方向应该是：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控制合理的杠杆比率、改进交易流程等等。
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会出现
陈志武：短期难有实质改变，监管的国际合作增加
短期内不容易有实质性改变，只是像IMF这样的国际机构的重要性会提升，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会增加。
李稻葵：金融秩序不会动摇，美元地位肯定动摇
金融秩序是人为的约束，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危机不会带来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我不相信，危机后会出现像1944年那样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大家能坐下谈出一个规矩。现在这个世界，欧洲和美国互不信任，而即使它们互相信任，但中国、俄罗斯、中东呢?我不认为能够建立一个以美元、欧元为主导或美元与欧元相互挂钩的格局，未来新的金融格局可能是一个不合作的格局所产生的均衡博弈。
危机后，美元的地位肯定会动摇，美元市场会有一定的萎缩，欧元、日元、瑞士法郎都可能逐步蚕食美元的一部分地盘，这是因为美国的投行不像以前那样强势，美国的国库券市场肯定会有所扩大，债券市场(非国债)、股市会相应萎缩，所以，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工具不会像以前那样流行，投资者对投资于美国、投资于美元会打一定的折扣，各国央行会调低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国际投资者会调低美元资产在组合中的比重，国际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会有所下降。目前好比是春秋战国时期，伦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都会趁机扩大自己在金融业的地盘，美国作为金融大国会走向衰落。
梅建平：自由兑换后人民币将成硬通货
未来美元的地位虽然会动摇，但不是根本性的，短期内它仍然无可替代。这次危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中国以前采取日本式的增长方式，虽然有部分内循环，但出口在外面，这次危机已使中国更深入地反省这一模式。今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已不能再持续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政策。中国因此积累了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远远高于稳定汇率和国际支付的要求，并不得不配置了很多可能贬值的资 产，中国应当在未来5年内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今后会成为硬通货，并与美元、欧元、日元一起成为四大主要货币在全球流通。
张宁：美元、人民币，欧元主导未来货币体系
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短期内很难变化，美元的地位可能会削弱，信誉会降低，部分国家可能将外汇储备转向资产，但目前来看，仍没有货币可以替代美元。长期看，美元、人民币、欧元未来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英、日、印等国货币处于辅助地位。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统一的市场与财政政策，政府对货币政策负责任的态度，中国能成长为大型经济体，中国GDP赶上美国指日可待，因此，人民币的地位会逐步走强，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但前提是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同时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快速的发展。
高善文：美元地位可能逐步弱化
本次危机中，美元地位无疑会受到很大冲击，但考虑到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美元替代货币，预计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得以维持但其地位可能逐步弱化，各国外汇储备与贸易货币将逐步出现去美元化、分散化的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地位可能也有所上升，但短期内指望人民币取代美元还不现实，因为这首先需要中国金融管制的进一步解除，同时也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从目前对美元构成威胁的货币或商品来看，就日元来说，尽管过去20年，日本政府一直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但其成效仍然有限。欧元替代美元也不现实，因为在本次危机中欧洲受到的损失不会少于美国。至于黄金替代美元，几十年来一直有这种呼吁，但考虑到其供应增长受自然条件限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哈继铭：全球经济新秩序呼之欲出
原因有三。其一，在美欧日经济江河日下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庞大的金融体系救助计划不得不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助，这是发达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借助欠发达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其二，美国过度消费而债台高筑，新兴市场大量出口积累庞大外汇储备的失衡状况已到了难以维系的程度，以美国消费者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时代将结束，全球经济再平衡呼之欲出。其三，单一投资银行模式消失，分业经营制度备受质疑，监管当局对金融创新监管的缺位及仅靠资本充足率来衡量金融体系安全性的弊端已经暴露，对巴塞尔协议的重新审视迫在眉睫。
尽管这场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是美元不贬反升，在不久的将来，美元升至与欧元等价不足为奇。这不是因为美国强，而是其他国家更弱。有四个因素促使近期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一是早在去年9月美国就开始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危机，包括大幅减息和财政退税，而欧洲央行和政府无所作为。二是欧洲许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大于美国，而且价格下跌迟于美国，意味着未来下跌的空间更大，时间更长。三是对其金融机构的援助将使欧洲政府债台高筑，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将远远超过《马斯垂克条约》(MaastrichtTreaty)规定的GDP的3％和60％的上限，而且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参差不齐，这将动摇欧元的根基。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美国旗鼓相当，但欧洲国家宣布的金融援助计划规模三倍于美国的7000亿美元，显示其财政负担更大。四是目前的国际信贷危机对欧洲经济的打击大于美国，因为欧洲经济的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远高于美国。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资源出口国的货币也对美元大幅贬值。利差交易的平仓和国际资本寻求安全避风港的需要会推高美元汇率和国债价格。研究数据显示，考虑汇率因素后，美国国债近期回报率远高于美欧股市、新兴市场股市、黄金、石油等资产。美国经济放缓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正逐步蔓延，且通常有1年左右的时滞。现在欧洲、日本及新兴市场经济前景恶化加剧，2009年将面临更大风险，使美元得以保持强势。此外，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逐渐缩小亦对美元构成支撑。除非美国为救市计划募集资金的国债发行受阻，美国当局不得不以增印货币来解决债务问题而使美元大幅贬值，否则美元仍可保持强势。
从单极化走向多极化
李稻葵：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策略会改变
世界会由单极化向多元化发展。美国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会改变，奥巴马一旦当选，会在国际政治上追求沟通各国、多边协商；美国对伊拉克、伊朗的政策会收敛，由于国力与8年前已经不同，美国会更小心地衡量自己的实力。欧洲会有一些国家干预的倾向，典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虽然属于右派政党，但如今也主张国家干预；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强调世界多极化，其态度会更趋强硬，与美国的对话会更追求对等。
陈志武：美国地位短期内减弱，联合国地位提高
全球政治格局基本不变，但美国的地位短期内会有所减弱，联合国的地位会提高。但美国的自我纠错机制会发挥作用，回复美国的形象。
梅建平：多极化取代单边主义
从世界政治格局看，将向多极化发展，单边主义过去5年的经历被证明是失败的，美国新总统上台后，会吸取过去的教训。
张宁：美国力量削弱，中国更加强大，欧洲去向令人关注
美国力量未来会削弱，受到更多制约，中国明显会更加强大一些，其他国际力量则不会有太大变化，印度能否成长为第三大经济体还有待确认。欧洲的去向令人关注，其目前变数比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条件恶化，而欧元区各国政治相对独立，没有统一的中央财政政策，因此，应对危机的政策难以集中执行，未来欧洲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以应对类似事件。
去全球化会否伤害中国
梅建平：全球化短期面临严峻挑战
一些国家会从国家利益考虑进行自我保护，产生自顾家门的倾向，因此，短期内全球化会走回头路。但是，全球化提高了各国的生产、生活水平，如果回头，可能使全球经济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成果受到影响，因此，经济趋于稳定后，我希望中国、美国、欧洲等大国能认识到国际贸易的益处，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入。如果全球化回头，中国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李稻葵：美国精英去全球化，亚欧区域合作加强
未来会向去全球化方向发展。美国的精英阶层以前一直支持全球化，经历了危机之后，他们会重新思考美国的利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三国(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会重新谈判，而在亚洲和欧洲，区域化合作会有所加强。
陈志武：跨国贸易制度会调整
全球化会被重新讨论，但总结经验后会继续发展，一些跨国贸易制度会有所调整。
张宁：金融业全球化的倒退更加明显
未来全球化会出现倒退，尤其是金融的倒退更加明显，对于全球化，各国会更加谨慎，对跨国公司、跨国业务的监管会更趋严格。
高善文：全球化力量可能相对处于守势
从政治层面的冲击看，未来全球化的步伐会放缓。一 般而言，全球化支持者大都支持自由市场。但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全球化风险给大家带来深刻的教训，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将会上升，估计区域贸易自由化、一体化模式将会增加，相对来说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会出于守势。
中国危中寻机
陈志武：帮助贸易伙伴走出危机，财政手段刺激消费增长
金融危机对中国先是危、后是机，长远讲对中国是好事。在国际政策上，中国应当利用外汇储备投资境外，同时积极帮助资源国家和长远的盟国解除短期金融危机，为它们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在国内政策上，应当利用减税、退税以及其他财政手段刺激本国的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
李稻葵：对外提升领导力，对内进行消费性投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大于危，是重大战略机遇。其一，危机发生后，美国、日本经济低速发展，而中国经济可以维持相对高速的增长，使中国经济的相对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其二，会有国家主动提出寻求中国的帮助，比如已经得到中国帮助的巴基斯坦，这是提升中国领导力的机遇，如果中国能够用好外汇储备，更会增加中国的经济控制力，有利于中国未来抵御外来的金融冲击。
中国本已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更应当充分认识自身的需要，大力提升国内最终消费，由政府主导进行大量消费性投资，以提升内需。政府应当加强在基建、节能、环保等一次性消费项目上的投资，其后果可能是财政赤字，但对中国来说，赤字并不可怕，中国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未来刺激内需的任务完成后，可以通过减持或将国有资产民营化等方式削减财政赤字。
梅建平：有条件出借“水龙头”，同时减税，加息，建城际铁路
危机为中国带来的挑战中，最严峻的是中国的出口未来若干年会大幅降低，人民币不得不升值，并必须考虑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问题，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缺乏国际化运作的相关经验，这会带来相当大的挑战。同时，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内需市场，也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对中国的机遇是，在目前不断蔓延的“森林大火”中，中国形势较好，有灭火的“水龙头”，在保护本国利益同时，也可以考虑把“水龙头”有条件地借给需要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兼顾。
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必须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提升国内消费，主要的举措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是减税，二是提高利率，减少存贷差。中国过去一直保持低息，使得居民未来的生活缺乏保障，而随着寿命的延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今后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高，如果银行继续对居民储蓄进行变相剥夺，居民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而不敢在今天消费，因此，应当一方面提高利率，一方面发行与通胀挂钩的债券，使老百姓能够放心储蓄、放心消费。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应向纳税人倾斜，不能只限于政府投资建设更多的公共工程，应当拿出真金白银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在政府投资方面，上一波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建设了大量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轮金融海啸中，政府可以考虑加大对城际铁路建设的投入，由此不仅可以拉动消费，对节能、环保、缓解交通压力也大有裨益。
张宁：发挥中国资金作用，适当放松货币，财政政策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出口受拖累较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会放缓；从资金层面看，危机也使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受到威胁。从正面看，危机所暴露出的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使得中国有机会进行学习、修正，避免受到类似的冲击，同时，中国也可以适当修正政策，利用庞大的资金规模在全球市场占据更优势的地位，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当然，其前提做好自己的事，保护住自己金融体系、保持经济稳健发展，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短期内世界商品价格的快速下降其实已经帮助中国最后解决了之前面对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短期看，由于金融危机的形势迅速恶化，使得中国能放松货币政策，清除通胀危机，但这也使中国经济下滑的风险增加，因此，当前政府可以适当放松货币、财政政策，并随国际基本面恶化的程度调整政策的力度。
高善文：果断实施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主权基金可战略性投资
对于中国而言，此次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出口部门面临较大的外需疲软的压力，而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对中国原有的增长方式形成挑战。但是另一方面，需要看到的机遇是，由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这对于中国这样大宗商品净进口国而言，无疑是具有支持作用的。
在这次危机中，由于中国的基本面相对较好，政治影响力也得到一定提高，因此尽管可能存在国际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可能，但即使从避险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资本的吸引力应该在上升，很可能成为FDI、避险资本青睐的目的地，海外投资者可能将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退一步说，即使遭遇资金回流，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其对经济的冲击也是可以管理的。
此外，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中国可以考虑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比如，中国的主权基金可以考虑作为财务投资者，战略性地投资与中国存在密切联系的公司，也可以回购中国在境外的大型上市公司的股票。因为从估值来看，海外上市的中国资产已经处于折让水平，另外一些国家的能源企业也同样有相当大的折价水平，可以考虑战略性收购持有。
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首要目标就是维护经济的稳定。为此，一方面政府需要果断地实施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降息、降准备金、大范围减税以及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等等；另一方面，政府最好尽快解冻目前冷清的房地产市场，使得销售量能够回到正常的水平，比如2009年的商品房交易量最好能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15～20％。当然，这一政策存在催生新的地产泡沫的风险，但是考虑到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状况，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哈继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缓解国内资产价格泡沫
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加剧。西方主要贸易伙伴已经降低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现阶段信贷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口商难以获得融资，进一步抑制了中国的出口，例如，中国的造船业开始出现已缴纳定金的客户因难以筹措后续资金而“舍定弃船”的情况。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还将降低中国对资源国的出口。但危机也创造了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兼并收购的机遇。短期内增持美元资产并要求美国放松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也是中国寻求共赢的一种方式。
长期来看，本次危机重创了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提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机。近年来人民币已在亚洲许多国家可以自由兑换，应当继续使其成为区内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为此，可以考虑在上海建立人民币国际结 算中心。不过，国际储备货币的更迭并非立即由各国的经济实力决定，譬如美国GDP在1900年就超过英国，人均收入亦早在1913年超过英国，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才正式确立。美元的国际地位短期内仍难撼动。
中国应当利用本次危机缓解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当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在基本面和资金面上要求房地产价格进入下降周期，目前国内外房价共降的情形下，国际和本土资本难以抛此增彼，减少了资本逃逸风险，可谓是释放资产价格泡沫的最好时机。然而，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政策干预而失去了释放泡沫的机会，而国际房价却逐渐回归合理水平，到那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风险将在全球范围内凸现，导致“热钱冷钱”同时流出，抛此增彼套利。
至于企业走出去，应当“眼前现金为王，等待未来时机”。全球金融依然动荡，需求走软和去杠杆化将使资产和资源价格继续周期性下降，此刻言底过早。中国的优势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和运作。中国经济何时见底，中国自己最清楚；而国际金融危机何时了结，西方国家更明白，中国没有优势，应当扬长避短。
中国金融业应避免“别人生病、自己吃药”
梅建平：中国应提高金融企业的市场化与创新水平
金融业的经营模式未来可能分化为单一经营和混业经营两种趋势并存的局面。单一经营的金融机构由于风险较高，市场会对其另眼相看，对它的监管也会更严格，这类机构有可能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混业经营机构的优势在于资产更加雄厚，融资能力更强，但杠杆率会受到限制。
对私营企业而言，过多监管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对高管的激励机制是有必要的。在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资产负债表等问题解决与财务制度健全后，高管的薪酬仍然会交由董事会根据企业的业绩来决定。在目前的金融机构国有化的特殊时期，从政治、公平的角度看，有必要限制高管的薪酬，但是当这些机构重新私有化后，政府不应再对高管薪酬指手划脚，因为政府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来为高管的工作定价。
对中国金融业而言，应当避免“别人生病、自己吃药”的可能。中国与欧美不同，欧美是市场化程度过高而监管不足，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未来中国应当提高政府的监管水平、金融企业的市场化与创新水平。中国此前对于衍生品的推出采取稳健的做法是合适的，因为衍生品的放大作用在新兴市场会比成熟市场表现更为明显。但在企业上市、股票回购等方面，应当有步骤地放开，对泡沫采取更积极、更市场化的方式监管，使股市更好发挥融资、配置资源的功能。在目前的大跌之后，中国股市已基本丧失了融资功能。
陈志武：中国还应模仿华尔街模式
华尔街的危机是金融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时常经历的，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人的学习过程中的必然。所以，金融业的经营模式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在杠杆率上会有更多限制。中国还是应该模仿华尔街的模式，开放、竞争、允许创新是基本的路径特征。
李稻葵：华尔街高杠杆模式改写，中介业务仍值得学习
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肯定有变化，现在单纯的华尔街投行已经消失，机构在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以后金融业会进入一个低杠杆的时期，高杠杆业务也会受到抑制。金融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会变化，未来美国政府会派出一些非金融从业人士，比如做实业的人，进入所接管的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这次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很多公司低估了违约风险，也没有考虑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今后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体系也会改变，计算风险时可能把百年甚至200年不遇的事件考虑进去，打进更多的富裕量。
金融机构的高管激励机制肯定也会有所变化，因为此事不只涉及管理学的逻辑，政治逻辑可能会占上风。从管理学上讲，应当把高管的薪酬和企业业绩紧密挂钩，有研究显示，美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虽然比较高，但和本公司的业绩挂钩还不是很强，比如美国股东的财富每上升1000美元，高管的工资只上升0.13美元，仍然偏低。但由于金融机构被政府接管，其高管的工资从绝对数额上讲不可能维持高水平，新上任的国会议员很可能出台一些法律，明文限制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
美国金融业虽然遭遇了重大危机，但仍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华尔街投行传统的核心业务，即面对企业融资的中介业务仍然很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很羡慕美国投行在配置资源上的优势。华尔街投行的问题在于借贷太多，开展了太多高风险业务，中国要以此为鉴，严格控制金融业的杠杆与借贷，并对投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要求。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开放中，要避免韩国式风险，即借美元、欧元贷款时要回避外汇收支风险。
张宁：谨慎推进金融改革，防止泡沫，慎对杠杆
由于金融业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危机后的严格监管无疑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带来影响，如投行不能再过于依靠自营业务，相关利润会减少，回报会降低，但其传统的中介业务并不会萎缩，虽然一些老牌机构没有了，但新的投行会壮大。未来，大型商业银行可能更占优势，其集中度会提高，跨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也不再那么方便。
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层面，危机之后会有所改善，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模型仍然可用，但风险比率需要随外部监管的要求而调整。由于金融危机属于周期性现象，限制高管薪酬并不会降低金融企业的风险，反而会使这些高管转而另谋他就。但是，由于有国家资金的参与，其高薪现象暂时会有所收敛，但这只是过渡性的安排，随着国家资金的退出，高薪现象可能重现，毕竟，人才是金融机构的重要资源。
华尔街模式的问题有两个，即代理问题和监管宽松。代理问题源于从业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分隔，在中国也有一定表现；至于监管，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问题则在于太严格，因此，在金融改革中，中国应坚持过去谨慎、务实的态度，对跨境银行的监管要严格。长期看，要控制金融业的系统风险，防止资产泡沫膨胀过大，并慎对杠杆，同时谨慎开放资本市场。
高善文：中国投行应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当前，金融机构回到混业经营是一个现实的趋势，单纯的依靠批发融资的方式已经消失。过去十几年，华尔街投行越来越有成为拥有投行牌照的对冲基金的趋势，其高风险业务比率大幅增加，表外业务资产比重过高。之所以如此依赖这种业务模式，其背景就是在于传统业务竞争激烈，利润太薄。这促使投行转向高风险的自营与交易业务，但同时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新业务缺乏有效的风险隔离措施。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行的分崩离析，未来投行的格局将会改写，行业进入门槛会降低，更多从事投行的机构将会出现，但其经营将区别于传统的华尔街模式，未来投行业务将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比如可能出现专门从事经纪业务的投行，这有助于促进更广泛的竞争。
所谓华尔街模式一般是指以交易和自营为主要业务的投行模式，这种模式风险较大，中国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复制。对于中国的投行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对市场、企业价值的判断能力，提高对产品的定价能力。相比华尔街的同行，国内投行的资产负债表比较简单，风险压力相对较小。同时中国的监管哲学对金融创新始终保持警惕。与美国不同，中国监管层的政策顺序通常是先监管后创新，在监管时已考虑创新的可能，这一点在这次危机中充分显露其稳健之处。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估计是金融市场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但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恢复仍为时漫长，失业率会大幅攀升，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长达2～3年甚至5年之久。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可能是硅谷在新能源与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目前更令人担忧的是周边新兴市场国家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更直接的影响。
虽然出口压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构成负面影响，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有助解除通胀威胁，中国的主权基金也有机会战略性地投资境外，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学家们提出，在国内政策上，政府应当放松财政政策，通过减税、投资基建等手段刺激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但在是否刺激房地产、减息与加息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从宏观层面看，尽管发达国家难免经济衰退，但现有的全球金融秩序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元地位可能削弱，不过目前仍无可替代，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可能上升，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
在政治格局上，美国的地位短期会削弱，新任美国总统可能改变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中国的影响力明显会加强，世界将由单极化向多元化演变。
全球化会被重新讨论，一些跨国贸易制度会有所调整，对跨国公司、跨国业务的监管将更趋严格。短期内的去全球化趋势，有可能伤害中国的利益。
随着华尔街投行被金融海啸吞没，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将出现变化，杠杆比率降低，自营业务减少，高管们的高薪酬暂时有所收敛，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不可避免，对其资本充足率与透明度的要求会提高，对评级等中介机构的监管也将提上议程。但华尔街投行传统的中介业务仍值得中国金融机构学习，中国应在提高金融企业创新水平的同时，提升政府的监管水平，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经济恢复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陈志武：危机最低点已到
金融危机的最低点基本已到，但是，实体经济危机刚刚开始。最好的情况是经济衰退只持续一年，最坏的情况是经济大萧条持续5年。从投资看，现在以现金为王，明年上半年是很好的增持股权的机会。
李稻葵：最好的情况是美国市场3月内稳定，新兴市场面临考验
就金融危机本身而论，目前处于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的部分金融机构如贝尔斯登运转不灵，资不抵债，出现破产；第二阶段是以AIG、雷曼兄弟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金融机构全面的运行困难导致了信用市场和短期货币市场的半崩溃；第三阶段，预计美欧金融市场会进入逐步稳定的时期，股票价格可能仍然很低，但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告一段落，信用市场会逐步恢复。这一阶段发生的最主要事件可能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韩国、印度和一些东欧国家。由于韩国的外汇储备有限，同时有2000多亿美元的短期外债，如果未来3个月国际金融界不给其债务续期、令其以新债抵旧债的话，韩国可能再次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困境。因为第三阶段的危机主要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因此像1998年那样，对中国的影响更为直接。
未来最好的结果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即美国新总统上任后，金融市场趋于稳定；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影响不是太大，只局限在现有的国家范围内。最坏的情况是美、欧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还要持续6个月，新兴市场国家又接连陷入国际收支危机。我个人认为，由于美国、欧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政府愿意史无前例地为银行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很可能在3个月内稳定下来，金融海啸可能逐步退去，影响可能逐步缓解，股市会转变为熊市，股价依然低迷。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考验，比如匈牙利，其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欧洲银行的贷款，与中国不同，外资银行在匈牙利设立的并非独立的法人机构，而是分支机构，这意味着，它们直接把欧洲的钱拿到了匈牙利投资，匈牙利的金融体系100％由外资控制。目前的危机中，这些外资银行的第一反应是把钱撤回来保住总部，由此也将匈牙利置于风险之中。对于绝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目前资金的倒流是一个风险，但中国是个特例，中国是资金充裕国，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和储蓄率，同时，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必须是独立法人，因此，中国不会受到这一趋势影响。
梅建平：七八只鞋掉了五六只，美国经济恢复将呈L型
危机现在已进入中期，相当于有七八只鞋要掉下来，目前已掉了五六只。下一波新兴市场可能受到更大冲击，事实上，东欧、巴基斯坦已经出现了问题；另外，可能有1/3的对冲基金面临被平仓或清盘；对美国、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马上会显现出来，失业率会大幅上升，并比美国1990/1991年时更加严重。美国的经济萧条可能长达2～3年之久，而经济的恢复将呈现L型的走势，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是，美国不会出现日本那样持续15年的经济不振局面。如果硅谷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创新出现突破，将会拉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是即使如此，也需要两年的时间，之后则可能重现克林顿时期美国资本市场全面成长、资产定价处于新高的盛况。最坏的结果是，金融市场两年内都难以调整过来，并有大量对冲基金由于缺乏流动性而被平仓，导致大量资产被倾泻到资本市场，使得资产价格下跌30％甚至更多。虽然目前市场的风险较大，并且这一局面可能沿续，但有很多好的资产都在以低价出售，甚至这样都无人问津，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采取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策略，合理配置资产，不要因为有风险就采取对其拒之千里的不理性的投资方式，有时不承受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比如QDII过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从分散风险的角度看，这类资产在组合中不应被忽略。
张宁：事态发展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持续2～3年
目前金融系统崩溃的后果被美、欧各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扼制住了，下一步还要看实体经济受影响的程度有多严重。目前经济处于一个不平衡点，接近的参考系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应该不会像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那样，GDP有25％的下滑，失业率达到25％，但金融 体系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初步重建，世界经济结构如何调整等问题还没有解决。事态发展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GDP增速比本轮高点下降2％)持续2-3年左右，之后经济多年极其缓慢地增长。最坏的结果是，银行体系多年不能重建，金融机构迟迟不能恢复，美国GDP增速下降5～10％，并出现多年的通货紧缩。长期下去政府注入的资金引起财政赤字，而注入的流动性带来恶性通胀，导致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从投资看，当前要保持谨慎。在经济下行的风险下，要投资有确定性的品种，比如债券。与今年上半年相比，当前A股市场风险低了，预期回报也增加了，可以关注。
高善文：未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刚刚过去。在10月初的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处于悬崖边缘、面临崩塌的危险；现在则从悬崖边后退了半步，各国刚刚取得了初步共识，确定了初步的救市框架，但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路仍十分漫长。打个小比方说，这可能相当于中国的万里长征刚刚开了遵义会议。中短期内，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面临三个问题：恢复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恢复市场流动性以重拾公众信心；满足优质企业的信贷需求。从更长时间看，它还面临着重建金融机构的信贷文化、创新文化以及监管结构重组等问题。
由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实体经济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所以发达经济体能在3年时间内完成金融体系的重建、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这恐怕已经是最乐观估计了。未来最坏的结果是，全球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且在2～3年内经济步入衰退。当然，由于可能出现政策应对失误，这种金融体系的重建和经济增速的恢复也可能会有10年之久。
与1929年相比，本次美国、欧洲政府在响应方面更为及时，应对政策也比较得当，但麻烦在于全球范围的政策与联合行动难以协调。在金融业已经深刻地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各国在风险监管、银行体系发展、产业环境等方面仍然存在各自的问题，因此，一些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家还可能出现问题。但我们相信在这场危机之后，可能会对金融风险的认定确立一定的全球标准，此外，在监管的国家协作方面也会有所进步，在资本的跨境流动方面也相应会有更强的制度要求。
哈继铭：美国经济仍有韧劲，可以避免大萧条或L型衰退
全球金融风暴及其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目前处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刺破虚拟经济泡沫，令高杠杆率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第二阶段是金融风险的提高导致信贷危机，尽管各国政府和央行向金融机构大量注入资金，但后者依然不愿向实体经济放贷，而且强烈的去杠杆化需求迫使它们在期货市场上抛售大宗商品。因此，尽管货币存量在增大，但货币流通速度的放缓降低经济活动和资产价格水平。未来的第三阶段是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通货紧缩导致企业亏损，无力偿还债务，且融资需求下降，继而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和利润。
次贷风暴引起的金融动荡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均小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美联储错误地在市场流动性极度匮乏的时候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导致通货紧缩及银行危机的急剧恶化；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严重损害了各国实体经济。尽管现在主要经济体内需疲软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已经体现，但政府主导的如此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已难再现。此外，在次贷危机爆发的一年多里，工商企业贷款余额并未下降，因此，对投资、产出及就业市场的影响远小于大萧条时期。从实体经济看，尽管196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7次经济衰退，但长期生产率依然随技术进步高速增长，目前生产率增速亦处于上行阶段，体现了美国经济仍然有韧劲，大萧条式或“L型”衰退可以避免。
欧美向左转，政府角色不会变
梅建平：未来欧美政策会在公平与增长之间更向公平倾斜
危机会使欧美向左转，但是自由经济理念在欧美学术界深入人心，不大可能改变。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可以扮演救火队，但重建经济时它就不可能越俎代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分工不会打破，在监管加强后，政府最终会退出金融机构，在欧洲，政府介入的时间可能更长，但随着经济的复苏也会退出。未来欧美的政策会在公平与增长之间更向公平倾斜，向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倾斜。
李稻葵：问题在于国家介入之后如何退出
欧美现在出重拳救市，并不违背自由市场的精神，因为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相应的辅助体制：第一，要救济那些没有竞争力的社会阶层，为其提供福利；第二，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各行业进行监管，其中，金融业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最严厉监管的行业(且不论它监管程度是否足够)：第三，当自由市场经济因失误导致失火时，需要消防队灭火，现在我们看到的政府救市就是消防队的出动，这与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矛盾，不能因此说这个社区是警察社区，这个国家缺乏自由，任何自由市场经济都需要消防队。
这场大火扑灭以后，欧洲和美国都有可能进入一个对金融行业过分监管的时代，但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或国家调控时代可能言重了。在1929年危机后，美国出台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把投行与商业银行业务进行了分拆。经过多年的争论，基本的结论现在很清楚，这一法案属于过分监管，应该把投行与商业银行间的防火墙拆掉，当然，相应的监管也应跟上。同样，在安然、世通事件之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现在也知道这一过分监管提高了美国股市的上市成本，使得美股相对欧洲逐步丧失了优势。一般认为，一旦国家介入了金融机构，就要7～8年才能逐步退出，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就在于未来国家如何退出。
陈志武：危机时政府介入不同于中国式调控
真正的全系统危机时政府的介入，跟中国式国家调控不是。是一回事。中国式调控是不管是正常时期还是危机时期，总是由国家控制经济。
张宁：救市不意味美国进入国家调控时代，最终加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的监管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等于政府会看着金融体系崩塌而袖手旁观在正常的情况下，经济出现问题，政府会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等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但此次政府以非市场手段干预危机，相当于危急情况下的救命之举，是为了防范金融体系崩溃与经济陷入萧条，如果政府不出手，美国经济无可避免会出现较大的萧条。因此，救市并不有悖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意味着美国进入国家调控时代。而美国在危机过后，经济恢复正常后，应该会尽快退出直接作为股东或不良资产的管理。最终加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的监管。
高善文：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重划
尽管自由市场的制度存在问题，需要修正，但救市并不违反自由市场精神。事实上，在全球经济的变迁中，一 直有外在力量的干扰。比方说，国家调控在1929年大萧条时代之后得到增强；此外，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一直是通过货币、财政等政策来干预的，其市场经济也一直处在国家调控之下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重划，即监管的范围需要重划。例如，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先发制人干预资产价格，从而维护资产价格的合理性以降低系统风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资产价格的标准，央行就要实时进行判断。从这个意义来说，央行会更加注重对信贷创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以及表外业务等的监管。
金融业将更多监管，更趋透明
李稻葵：整合监管机构，监管中介机构，检讨会计制度
这个问题说来复杂，至少对美国而言有几方面需要改进。其一，金融监管机构需要整合。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过于松散，其职能分散在财政部货币控制司、美联储SEC、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未来这些机构可能需要整合。这教训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过去无形中学习美国的体制；设立了一行三会，其职能也非常分散其二，对中介机构要加强监管，比如评级机构、以前没有任何监管，主要靠市场自律。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引起关注，有学者批评评级机构只是事后诸葛亮，还有研究发现往往是股价先跌评级后跌，相当荒唐，第三，是很重要但受到关注很少的会计制度需要检讨的问题，目前，资产按市场定价的方法有助于控制单个企业的风险，但对整个市场而言则有负面作用，会在泡沫时吹大泡沫、恐慌时放大恐慌，所以，会计制度中应该考虑系统风险。
梅建平：金融监管国际化。限制衍生品和杠杆率
现在各国都在探讨这一问题，目前来看有三个趋势比较清晰：一是金融监管趋于国际化：二是对衍生品的发展有更多限制，过去10年衍生品市场发展过快、监管滞后的局面会改变：三是会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加以限制，对其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的资产会更严格地限制，金融机构把一些资产和负债放在表外会更加困难。
陈志武：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
还是该监管的才管，不该管的不能管，重点在于信息披露，在于透明度的提高。
张宁：提高资本充足率，拓宽监管范围
危机之后的调整会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金融业的监管加强，一是对世界货币体系的修正。从对金融业的监管看，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会提高要求；二是拓宽监管范围，以前主要的金融监管对象是商业银行，未来会强化对保险、证券公司的监管，变相放大杠杆率的工具也会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各国会探讨在监管跨国金融机构中的国际协调问题，金融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会受到更多监管，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为独立法人，而非分支机构，因此，其较难调动中国境内资金。对跨国机构的监管加强会影响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不过，虽然危机后的严格监管不可避免，但不会太过分，因为基于1929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经验，过度监管会影响金融市场与经济发展的效率，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哈继铭：监管真空有待缩小，巴塞尔协议有待重新审视
金融监管有待革新。当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情况就如推倒金融体系中危机环环相扣的第一张骨牌。不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是问题的根源，放贷机构在缺乏风险管理的情况下向大量还贷能力存疑的人借贷购房，又透过投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衍生工具向全球借贷。投资产品复杂的互联关系和高杠杆比例，使资产快速地形成泡沫，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为危机埋下伏笔，而避险工具在此情况下根本发挥不到什么作用。如约1.3万亿美元的次贷，其中只是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规模已接近次贷的50倍，可见金融衍生产品对次贷风暴可谓“功不可没”。此外，在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时代，监管体制的改革根本追不上金融机构一日千里的金融创新，留下监管真空，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敝口增大。同时，金融管制放松引发了房市的泡沫并触发金融体系内大量坏账和流动性危机，美国在2004-2006年间积累了大量的房市泡沫，这成为触动次贷危机的导火索。本次危机亦暴露了资本充足率在银行风险监管中的不足，事实上，危机爆发前，华尔街大投行的资本充足率一度使监管者感到高枕无忧，全球金融监管所倚重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s)有待重新审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也有待加强。
高善文：提高透明度，控制杠杆率
在此次危机平复后，未来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可能会增强，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会向更多干预方向发展。尽管关于如何干预会存在争议，但我们猜测大方向应该是：提高金融机构的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控制合理的杠杆比率、改进交易流程等等。
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会出现
陈志武：短期难有实质改变，监管的国际合作增加
短期内不容易有实质性改变，只是像IMF这样的国际机构的重要性会提升，国家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会增加。
李稻葵：金融秩序不会动摇，美元地位肯定动摇
金融秩序是人为的约束，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危机不会带来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我不相信，危机后会出现像1944年那样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大家能坐下谈出一个规矩。现在这个世界，欧洲和美国互不信任，而即使它们互相信任，但中国、俄罗斯、中东呢?我不认为能够建立一个以美元、欧元为主导或美元与欧元相互挂钩的格局，未来新的金融格局可能是一个不合作的格局所产生的均衡博弈。
危机后，美元的地位肯定会动摇，美元市场会有一定的萎缩，欧元、日元、瑞士法郎都可能逐步蚕食美元的一部分地盘，这是因为美国的投行不像以前那样强势，美国的国库券市场肯定会有所扩大，债券市场(非国债)、股市会相应萎缩，所以，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工具不会像以前那样流行，投资者对投资于美国、投资于美元会打一定的折扣，各国央行会调低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国际投资者会调低美元资产在组合中的比重，国际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会有所下降。目前好比是春秋战国时期，伦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都会趁机扩大自己在金融业的地盘，美国作为金融大国会走向衰落。
梅建平：自由兑换后人民币将成硬通货
未来美元的地位虽然会动摇，但不是根本性的，短期内它仍然无可替代。这次危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中国以前采取日本式的增长方式，虽然有部分内循环，但出口在外面，这次危机已使中国更深入地反省这一模式。今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已不能再持续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政策。中国因此积累了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远远高于稳定汇率和国际支付的要求，并不得不配置了很多可能贬值的资 产，中国应当在未来5年内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今后会成为硬通货，并与美元、欧元、日元一起成为四大主要货币在全球流通。
张宁：美元、人民币，欧元主导未来货币体系
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短期内很难变化，美元的地位可能会削弱，信誉会降低，部分国家可能将外汇储备转向资产，但目前来看，仍没有货币可以替代美元。长期看，美元、人民币、欧元未来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英、日、印等国货币处于辅助地位。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统一的市场与财政政策，政府对货币政策负责任的态度，中国能成长为大型经济体，中国GDP赶上美国指日可待，因此，人民币的地位会逐步走强，中国有潜力成为未来的金融大国，但前提是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同时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快速的发展。
高善文：美元地位可能逐步弱化
本次危机中，美元地位无疑会受到很大冲击，但考虑到短期内难以找到合适的美元替代货币，预计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得以维持但其地位可能逐步弱化，各国外汇储备与贸易货币将逐步出现去美元化、分散化的趋势。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人民币在地区贸易结算中地位可能也有所上升，但短期内指望人民币取代美元还不现实，因为这首先需要中国金融管制的进一步解除，同时也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从目前对美元构成威胁的货币或商品来看，就日元来说，尽管过去20年，日本政府一直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但其成效仍然有限。欧元替代美元也不现实，因为在本次危机中欧洲受到的损失不会少于美国。至于黄金替代美元，几十年来一直有这种呼吁，但考虑到其供应增长受自然条件限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哈继铭：全球经济新秩序呼之欲出
原因有三。其一，在美欧日经济江河日下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的救命稻草——庞大的金融体系救助计划不得不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助，这是发达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需要借助欠发达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其二，美国过度消费而债台高筑，新兴市场大量出口积累庞大外汇储备的失衡状况已到了难以维系的程度，以美国消费者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时代将结束，全球经济再平衡呼之欲出。其三，单一投资银行模式消失，分业经营制度备受质疑，监管当局对金融创新监管的缺位及仅靠资本充足率来衡量金融体系安全性的弊端已经暴露，对巴塞尔协议的重新审视迫在眉睫。
尽管这场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是美元不贬反升，在不久的将来，美元升至与欧元等价不足为奇。这不是因为美国强，而是其他国家更弱。有四个因素促使近期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一是早在去年9月美国就开始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危机，包括大幅减息和财政退税，而欧洲央行和政府无所作为。二是欧洲许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大于美国，而且价格下跌迟于美国，意味着未来下跌的空间更大，时间更长。三是对其金融机构的援助将使欧洲政府债台高筑，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将远远超过《马斯垂克条约》(MaastrichtTreaty)规定的GDP的3％和60％的上限，而且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参差不齐，这将动摇欧元的根基。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美国旗鼓相当，但欧洲国家宣布的金融援助计划规模三倍于美国的7000亿美元，显示其财政负担更大。四是目前的国际信贷危机对欧洲经济的打击大于美国，因为欧洲经济的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远高于美国。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资源出口国的货币也对美元大幅贬值。利差交易的平仓和国际资本寻求安全避风港的需要会推高美元汇率和国债价格。研究数据显示，考虑汇率因素后，美国国债近期回报率远高于美欧股市、新兴市场股市、黄金、石油等资产。美国经济放缓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正逐步蔓延，且通常有1年左右的时滞。现在欧洲、日本及新兴市场经济前景恶化加剧，2009年将面临更大风险，使美元得以保持强势。此外，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逐渐缩小亦对美元构成支撑。除非美国为救市计划募集资金的国债发行受阻，美国当局不得不以增印货币来解决债务问题而使美元大幅贬值，否则美元仍可保持强势。
从单极化走向多极化
李稻葵：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策略会改变
世界会由单极化向多元化发展。美国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会改变，奥巴马一旦当选，会在国际政治上追求沟通各国、多边协商；美国对伊拉克、伊朗的政策会收敛，由于国力与8年前已经不同，美国会更小心地衡量自己的实力。欧洲会有一些国家干预的倾向，典型如法国总统萨科齐虽然属于右派政党，但如今也主张国家干预；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强调世界多极化，其态度会更趋强硬，与美国的对话会更追求对等。
陈志武：美国地位短期内减弱，联合国地位提高
全球政治格局基本不变，但美国的地位短期内会有所减弱，联合国的地位会提高。但美国的自我纠错机制会发挥作用，回复美国的形象。
梅建平：多极化取代单边主义
从世界政治格局看，将向多极化发展，单边主义过去5年的经历被证明是失败的，美国新总统上台后，会吸取过去的教训。
张宁：美国力量削弱，中国更加强大，欧洲去向令人关注
美国力量未来会削弱，受到更多制约，中国明显会更加强大一些，其他国际力量则不会有太大变化，印度能否成长为第三大经济体还有待确认。欧洲的去向令人关注，其目前变数比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部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条件恶化，而欧元区各国政治相对独立，没有统一的中央财政政策，因此，应对危机的政策难以集中执行，未来欧洲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以应对类似事件。
去全球化会否伤害中国
梅建平：全球化短期面临严峻挑战
一些国家会从国家利益考虑进行自我保护，产生自顾家门的倾向，因此，短期内全球化会走回头路。但是，全球化提高了各国的生产、生活水平，如果回头，可能使全球经济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成果受到影响，因此，经济趋于稳定后，我希望中国、美国、欧洲等大国能认识到国际贸易的益处，推动全球化继续深入。如果全球化回头，中国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李稻葵：美国精英去全球化，亚欧区域合作加强
未来会向去全球化方向发展。美国的精英阶层以前一直支持全球化，经历了危机之后，他们会重新思考美国的利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三国(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会重新谈判，而在亚洲和欧洲，区域化合作会有所加强。
陈志武：跨国贸易制度会调整
全球化会被重新讨论，但总结经验后会继续发展，一些跨国贸易制度会有所调整。
张宁：金融业全球化的倒退更加明显
未来全球化会出现倒退，尤其是金融的倒退更加明显，对于全球化，各国会更加谨慎，对跨国公司、跨国业务的监管会更趋严格。
高善文：全球化力量可能相对处于守势
从政治层面的冲击看，未来全球化的步伐会放缓。一 般而言，全球化支持者大都支持自由市场。但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全球化风险给大家带来深刻的教训，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将会上升，估计区域贸易自由化、一体化模式将会增加，相对来说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会出于守势。
中国危中寻机
陈志武：帮助贸易伙伴走出危机，财政手段刺激消费增长
金融危机对中国先是危、后是机，长远讲对中国是好事。在国际政策上，中国应当利用外汇储备投资境外，同时积极帮助资源国家和长远的盟国解除短期金融危机，为它们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在国内政策上，应当利用减税、退税以及其他财政手段刺激本国的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复苏。
李稻葵：对外提升领导力，对内进行消费性投资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是机大于危，是重大战略机遇。其一，危机发生后，美国、日本经济低速发展，而中国经济可以维持相对高速的增长，使中国经济的相对实力上了一个台阶；其二，会有国家主动提出寻求中国的帮助，比如已经得到中国帮助的巴基斯坦，这是提升中国领导力的机遇，如果中国能够用好外汇储备，更会增加中国的经济控制力，有利于中国未来抵御外来的金融冲击。
中国本已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更应当充分认识自身的需要，大力提升国内最终消费，由政府主导进行大量消费性投资，以提升内需。政府应当加强在基建、节能、环保等一次性消费项目上的投资，其后果可能是财政赤字，但对中国来说，赤字并不可怕，中国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未来刺激内需的任务完成后，可以通过减持或将国有资产民营化等方式削减财政赤字。
梅建平：有条件出借“水龙头”，同时减税，加息，建城际铁路
危机为中国带来的挑战中，最严峻的是中国的出口未来若干年会大幅降低，人民币不得不升值，并必须考虑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问题，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缺乏国际化运作的相关经验，这会带来相当大的挑战。同时，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内需市场，也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对中国的机遇是，在目前不断蔓延的“森林大火”中，中国形势较好，有灭火的“水龙头”，在保护本国利益同时，也可以考虑把“水龙头”有条件地借给需要的国家，从而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兼顾。
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必须要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提升国内消费，主要的举措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是减税，二是提高利率，减少存贷差。中国过去一直保持低息，使得居民未来的生活缺乏保障，而随着寿命的延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今后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高，如果银行继续对居民储蓄进行变相剥夺，居民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而不敢在今天消费，因此，应当一方面提高利率，一方面发行与通胀挂钩的债券，使老百姓能够放心储蓄、放心消费。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应向纳税人倾斜，不能只限于政府投资建设更多的公共工程，应当拿出真金白银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在政府投资方面，上一波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建设了大量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轮金融海啸中，政府可以考虑加大对城际铁路建设的投入，由此不仅可以拉动消费，对节能、环保、缓解交通压力也大有裨益。
张宁：发挥中国资金作用，适当放松货币，财政政策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出口受拖累较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会放缓；从资金层面看，危机也使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受到威胁。从正面看，危机所暴露出的西方金融体系的问题，使得中国有机会进行学习、修正，避免受到类似的冲击，同时，中国也可以适当修正政策，利用庞大的资金规模在全球市场占据更优势的地位，在维护世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当然，其前提做好自己的事，保护住自己金融体系、保持经济稳健发展，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短期内世界商品价格的快速下降其实已经帮助中国最后解决了之前面对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短期看，由于金融危机的形势迅速恶化，使得中国能放松货币政策，清除通胀危机，但这也使中国经济下滑的风险增加，因此，当前政府可以适当放松货币、财政政策，并随国际基本面恶化的程度调整政策的力度。
高善文：果断实施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主权基金可战略性投资
对于中国而言，此次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出口部门面临较大的外需疲软的压力，而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对中国原有的增长方式形成挑战。但是另一方面，需要看到的机遇是，由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这对于中国这样大宗商品净进口国而言，无疑是具有支持作用的。
在这次危机中，由于中国的基本面相对较好，政治影响力也得到一定提高，因此尽管可能存在国际资本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可能，但即使从避险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资本的吸引力应该在上升，很可能成为FDI、避险资本青睐的目的地，海外投资者可能将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退一步说，即使遭遇资金回流，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其对经济的冲击也是可以管理的。
此外，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中国可以考虑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去。比如，中国的主权基金可以考虑作为财务投资者，战略性地投资与中国存在密切联系的公司，也可以回购中国在境外的大型上市公司的股票。因为从估值来看，海外上市的中国资产已经处于折让水平，另外一些国家的能源企业也同样有相当大的折价水平，可以考虑战略性收购持有。
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首要目标就是维护经济的稳定。为此，一方面政府需要果断地实施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降息、降准备金、大范围减税以及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等等；另一方面，政府最好尽快解冻目前冷清的房地产市场，使得销售量能够回到正常的水平，比如2009年的商品房交易量最好能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15～20％。当然，这一政策存在催生新的地产泡沫的风险，但是考虑到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状况，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哈继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缓解国内资产价格泡沫
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加剧。西方主要贸易伙伴已经降低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而现阶段信贷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口商难以获得融资，进一步抑制了中国的出口，例如，中国的造船业开始出现已缴纳定金的客户因难以筹措后续资金而“舍定弃船”的情况。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还将降低中国对资源国的出口。但危机也创造了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兼并收购的机遇。短期内增持美元资产并要求美国放松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也是中国寻求共赢的一种方式。
长期来看，本次危机重创了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提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机。近年来人民币已在亚洲许多国家可以自由兑换，应当继续使其成为区内国家的储备货币之一，为此，可以考虑在上海建立人民币国际结 算中心。不过，国际储备货币的更迭并非立即由各国的经济实力决定，譬如美国GDP在1900年就超过英国，人均收入亦早在1913年超过英国，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才正式确立。美元的国际地位短期内仍难撼动。
中国应当利用本次危机缓解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当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在基本面和资金面上要求房地产价格进入下降周期，目前国内外房价共降的情形下，国际和本土资本难以抛此增彼，减少了资本逃逸风险，可谓是释放资产价格泡沫的最好时机。然而，如果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政策干预而失去了释放泡沫的机会，而国际房价却逐渐回归合理水平，到那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风险将在全球范围内凸现，导致“热钱冷钱”同时流出，抛此增彼套利。
至于企业走出去，应当“眼前现金为王，等待未来时机”。全球金融依然动荡，需求走软和去杠杆化将使资产和资源价格继续周期性下降，此刻言底过早。中国的优势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和运作。中国经济何时见底，中国自己最清楚；而国际金融危机何时了结，西方国家更明白，中国没有优势，应当扬长避短。
中国金融业应避免“别人生病、自己吃药”
梅建平：中国应提高金融企业的市场化与创新水平
金融业的经营模式未来可能分化为单一经营和混业经营两种趋势并存的局面。单一经营的金融机构由于风险较高，市场会对其另眼相看，对它的监管也会更严格，这类机构有可能向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混业经营机构的优势在于资产更加雄厚，融资能力更强，但杠杆率会受到限制。
对私营企业而言，过多监管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对高管的激励机制是有必要的。在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资产负债表等问题解决与财务制度健全后，高管的薪酬仍然会交由董事会根据企业的业绩来决定。在目前的金融机构国有化的特殊时期，从政治、公平的角度看，有必要限制高管的薪酬，但是当这些机构重新私有化后，政府不应再对高管薪酬指手划脚，因为政府不可能有足够的信息来为高管的工作定价。
对中国金融业而言，应当避免“别人生病、自己吃药”的可能。中国与欧美不同，欧美是市场化程度过高而监管不足，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未来中国应当提高政府的监管水平、金融企业的市场化与创新水平。中国此前对于衍生品的推出采取稳健的做法是合适的，因为衍生品的放大作用在新兴市场会比成熟市场表现更为明显。但在企业上市、股票回购等方面，应当有步骤地放开，对泡沫采取更积极、更市场化的方式监管，使股市更好发挥融资、配置资源的功能。在目前的大跌之后，中国股市已基本丧失了融资功能。
陈志武：中国还应模仿华尔街模式
华尔街的危机是金融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时常经历的，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人的学习过程中的必然。所以，金融业的经营模式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在杠杆率上会有更多限制。中国还是应该模仿华尔街的模式，开放、竞争、允许创新是基本的路径特征。
李稻葵：华尔街高杠杆模式改写，中介业务仍值得学习
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肯定有变化，现在单纯的华尔街投行已经消失，机构在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以后金融业会进入一个低杠杆的时期，高杠杆业务也会受到抑制。金融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会变化，未来美国政府会派出一些非金融从业人士，比如做实业的人，进入所接管的金融机构的董事会。这次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很多公司低估了违约风险，也没有考虑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今后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体系也会改变，计算风险时可能把百年甚至200年不遇的事件考虑进去，打进更多的富裕量。
金融机构的高管激励机制肯定也会有所变化，因为此事不只涉及管理学的逻辑，政治逻辑可能会占上风。从管理学上讲，应当把高管的薪酬和企业业绩紧密挂钩，有研究显示，美国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虽然比较高，但和本公司的业绩挂钩还不是很强，比如美国股东的财富每上升1000美元，高管的工资只上升0.13美元，仍然偏低。但由于金融机构被政府接管，其高管的工资从绝对数额上讲不可能维持高水平，新上任的国会议员很可能出台一些法律，明文限制上市公司高管的工资。
美国金融业虽然遭遇了重大危机，但仍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华尔街投行传统的核心业务，即面对企业融资的中介业务仍然很好，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很羡慕美国投行在配置资源上的优势。华尔街投行的问题在于借贷太多，开展了太多高风险业务，中国要以此为鉴，严格控制金融业的杠杆与借贷，并对投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出要求。在中国未来的金融开放中，要避免韩国式风险，即借美元、欧元贷款时要回避外汇收支风险。
张宁：谨慎推进金融改革，防止泡沫，慎对杠杆
由于金融业具有社会属性，因此，危机后的严格监管无疑会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带来影响，如投行不能再过于依靠自营业务，相关利润会减少，回报会降低，但其传统的中介业务并不会萎缩，虽然一些老牌机构没有了，但新的投行会壮大。未来，大型商业银行可能更占优势，其集中度会提高，跨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也不再那么方便。
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层面，危机之后会有所改善，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模型仍然可用，但风险比率需要随外部监管的要求而调整。由于金融危机属于周期性现象，限制高管薪酬并不会降低金融企业的风险，反而会使这些高管转而另谋他就。但是，由于有国家资金的参与，其高薪现象暂时会有所收敛，但这只是过渡性的安排，随着国家资金的退出，高薪现象可能重现，毕竟，人才是金融机构的重要资源。
华尔街模式的问题有两个，即代理问题和监管宽松。代理问题源于从业人员与股东利益的分隔，在中国也有一定表现；至于监管，中国金融业的监管问题则在于太严格，因此，在金融改革中，中国应坚持过去谨慎、务实的态度，对跨境银行的监管要严格。长期看，要控制金融业的系统风险，防止资产泡沫膨胀过大，并慎对杠杆，同时谨慎开放资本市场。
高善文：中国投行应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当前，金融机构回到混业经营是一个现实的趋势，单纯的依靠批发融资的方式已经消失。过去十几年，华尔街投行越来越有成为拥有投行牌照的对冲基金的趋势，其高风险业务比率大幅增加，表外业务资产比重过高。之所以如此依赖这种业务模式，其背景就是在于传统业务竞争激烈，利润太薄。这促使投行转向高风险的自营与交易业务，但同时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新业务缺乏有效的风险隔离措施。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行的分崩离析，未来投行的格局将会改写，行业进入门槛会降低，更多从事投行的机构将会出现，但其经营将区别于传统的华尔街模式，未来投行业务将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比如可能出现专门从事经纪业务的投行，这有助于促进更广泛的竞争。
所谓华尔街模式一般是指以交易和自营为主要业务的投行模式，这种模式风险较大，中国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复制。对于中国的投行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对市场、企业价值的判断能力，提高对产品的定价能力。相比华尔街的同行，国内投行的资产负债表比较简单，风险压力相对较小。同时中国的监管哲学对金融创新始终保持警惕。与美国不同，中国监管层的政策顺序通常是先监管后创新，在监管时已考虑创新的可能，这一点在这次危机中充分显露其稳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