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与清末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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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梁士诒作为清末邮传部下辖的铁路总局局长,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我国的铁路发展,其表现一是完善行政管理及推动筑路建设,二是发展铁路营运,三是致力于铁路利权回收。梁士诒作为执政集团成员致力于铁路发展,且功效卓著,这充分说明清末当政者对实业问题的关注。学界只重视、肯定民间实业,乃“商办情结”在作祟,及政治史范武的制约,并不足取。
  [关键词]清末,铁路总局,邮传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8-0027-05
  
  梁士诒作为清末民初的关键人物,在经济、外交、财政及交通等领域,影响巨大。此中。交通尤其是铁路乃重中之重,他之成为交通系的魁首,实缘于此。目前学界对梁士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如与袁世凯的关系、洪宪帝制、一战参战等)、经济(如财税、公债、外债、银行等)两方面,而对交通问题,则少有涉及。因此,本文拟以清末铁路为视点,以厘清史实,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完善行政管理及推动筑路建设
  
  完善行政管理主要是健全铁路总局建制,以及改正朔、易服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陈璧奏设铁路总局,并在“附片奏明,令借款各路遵缴办公经费,年约得银二十万两,除铁路总局撙节开支,每年约需银六七万两外,所余之数留充本部兴学之用”。铁路总局的第一任局长是梁士诒,该局有章程计33条,为其所亲拟。其分课职掌,初为四课:建设、计理、考工及统计。交涉事宜属于建设科。宣统二年正月,梁士诒“以交涉事繁,当独立,因改四科为五课:日营业课,日建筑课,日交涉课,日计理课,日汽机课。不设课长。分课中职员为一二三等课员。更置录事处。又增设提调二人,副提调一人,法律议员及技术议员。至是一切规模视前益增完备焉。”此后,至宣统三年四月,梁士诒又并称三课:机务课、计理课、通译课。铁路总局有委任各路局官员之权,经管路线十条。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邮传部因各铁路局多称某某铁路总局,乃札饬各路局嗣后均改称某某路局,不得再用总局字样。至于地方各铁路本身之管理制度,“无组织系统之可言,即机关名称亦不一致”。
  梁士诒在铁路总局局长任上历时四年,于铁路行政规范化方面,做了一些除弊兴利的事。他为着工作便利,仿照外洋制度,订定铁路人员制服;又因为与各国订立借款合同及聘用洋员购买材料预算营业种种关系,以实行西历为便利,故局中有关的簿据帐项文件,也用西历记载。由于当时一般士大夫的知识尚未大开,以至于顽固的人们看了,竟以“改正朔,易服色”的大罪加在他的头上,这一罪名在专制时代是可以夷九族的。
  推动筑路建设方面主要是拨款供给京张铁路建设及改良黄河桥。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京张铁路工程款项改由铁路总局筹拨。初,京张建筑费用由关内外铁路年拨银一百三十万两,然缓急时虞不济,因陈其隐于部。至是,乃饬由铁路总局按月筹拨。自尔月需工款,每能先期济用,工程赖以迅速告成”。于此可知,京张铁路得以按期完工,“皆赖”梁士诒“筹画之力也”。叶恭绰对此评价道:“公任事时所施设,如完成京张铁路,收管商办电报,改订沪宁铁路管理权限……皆于国计民生关涉至巨,然于公殆为末节。”
  宣统三年三月,梁士诒偕京汉铁路总办郑清濂勘视黄河桥工,见第七十二墩,水势急溜,于桥身颇有妨碍,“归即筹议永久办法”。比利时公司建筑该桥工程,保固期限为十五年,自光绪三十一年十月黄河桥工告竣,及是已届六年;转瞬保固期满,深为可虑,梁士诒为此特饬令养路总管李大受、艺务总管俞沙克等筹议补救办法。“李大受等佥以亟须筹款,以备大修之用。总办郑清濂议将公积金存款一百十五万元拨为大修黄河桥工款。嗣奉邮传部饬,谓拨公积款为大修黄河桥款,乃一时之计,非永久办法;必须改砌石桥,才能保固,应于常年经费内提出一成,以备改修石桥之用……是为筹议改良京汉黄河桥工之始”。
  
  二、发展铁路营运
  
  梁士诒致力于发展铁路营运,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招商利运,如力主推动开发正太路沿线矿产。主张取消铁路厘捐,直接代货商纳税。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正太铁路全路工程告竣。邮传部派梁士诒前往验收。是月事竣,代陈璧具奏称:“现在工程完竣,行车伊始,所有分别办事权限,以收主权;添设华洋要职,以相扼制,通筹财政,考核养路各节,臣等督饬梁士诒等次第与借款公司洋商,逐节磋商,渐有头绪。务期实力振兴。以仰副朝廷注重交通之至意。”由于正太路运营之初,首要的问题是“该路预算岁入不敷”,所以,这也是“实力振兴”的关键所在。正如梁士诒代陈璧手拟的奏折中所道:“窃以正太铁路工竣以后,其一切管理之法,纯仿商业办理。必须预行统计。以觇一岁之盈亏。经饬提调梁士诒督同华洋员司通盘筹画,呈覆审定。臣等再三详核,预算光绪三十四年……出人相抵,不敷银五十八万一千余两。为数甚多,亟应设法补救。”在梁士诒看来:“棣通之路,兴利与除弊并重;草昧之路,兴利比除弊为先。”那么,如何兴利呢?梁士诒认为:“当从招商利运人手。以期增益进款。查沿路货票,以煤铁为大宗。平定州境矿苗豁露。惜商本微薄,遇水辄止,运道崎岖,载脚甚昂。现派农矿科毕业生谭天池,商业毕业生陆梦熊实行调查。如矿丰本绌者,或由部酌付股本,协助商力。如井口去轨道过远者,或接修支路及小铁路,添筑各车站之货栈,岔道双轨,以利转输。并派工程师李大受,洋员沙克测勘直隶石家庄至山东德州枝路,为交通津镇路线计。总筹该路全局,总期新添之资本于利息无亏,于干路有益。凡此挹彼注兹之法,即规划久远之基;举行尚须时日也。目前筹办之法,应添设商务司事二员,在铁路附近广为招徕,随时体察京、津、汴、汉煤价,以操纵运价涨落。如需京奉、京汉两路暂行减价以广销运者,亦酌量议减。饬令路员恪守营业宗旨,和平招待士商。行之数月,积计进款能否增于预算之外,再行设法。”
  同年九月十七日,梁士诒在致唐绍仪函中还言道:正太路“惟现在入不敷出,虽彼允极力节省。然来源不旺,尚须竭力招徕客货也。”于此可知,梁士诒另有发展铁路客运的计划。
  自铁路兴起后,商货为图快捷,多由铁路运输,于是各省便纷纷设立铁路厘捐,这既违反了招商利运的原则,又影响了铁路的正常收益,成为铁路营运的货商贸易之严重障碍。有材料称:“清末厘金之制,不论水陆,节节抽收。蠢国病民,久成痼疾。铁路兴后,商运图捷,大都改道。厘金骤失大宗收人,于是各省当局纷设铁路厘捐,对由铁路运送之货物,征取通过税;而未人铁路前,已出铁路后,固有厘税,仍照抽收。是不啻对由铁路运送之货物,特加以一重处罚。此已可怪。又火车行速,既不能按站稽征,则往往将原日水陆多处局卡应征之厘额,合并于起运车站抽收,而不复能详分其路程之长短。故此项特设之铁路货捐,乃成为铁路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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