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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为什么中国此时提出并倡导建设“一带一路”？其目标、内容是什么？能为周边地区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世界各国和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破解东部海路屏障棋局
纵观世界格局，从地缘、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视角观察，全球经济发展以及活力空间分布有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沿海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沿海地区，全世界80%的人口，4/5的城市，分布在沿海线以内纵深370公里沿线的地带上。
二是北半球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北半球地区，全球主要人口和大都市分布在北纬30～60度之间的纬度线内。
三是面向东方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面向东方地区，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几乎都是面向东方的地区。
四是城市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城市，人是市场中最为根本的元素，市场由人群数量、购买欲望、购买能力三个基本参数之积所构成的（M=Q×W×P），只有城市才能汇集大量具有购买能力的人群，只有城市才能汇集众多创新资源，只有城市才能汇集现代的先进生产力。
五是平原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势高度成反比，山越高经济越落后。
中国地理版图处于亚洲大陆西部，东临太平洋，只有面向东方的单面沿海线，大陆版图主要分布于北纬20～50度之间，属于世界主要经济活跃带之中。但是，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第一岛链（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构成的环状岛链），以及向外的第二岛链（从日本南方诸岛、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等构成的环状岛链），再向外是作为天然屏障的太平洋，越过万里遥遥的洋面才能到达美洲大陆。
因此，中国仅仅发展东部地区的沿海经济是不够的，也是不均衡的。这个不均衡包括两个方面的不均衡：一方面是中国本土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不均衡，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不均衡，城市与农村的不均衡，南方与北方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既面临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压力，也面临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贫穷、战乱的挑战，以及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势力的挑战。发展的压力来自东部，贫困的压力来自西部。
面对世界各种力量交错涌动的复杂局面，中国需要帷幄大智慧，部署大棋局，运作大战略。破解东部海路屏障的棋局，在战略上就要将重心向西转移，向亚洲大陆内部扩展，向陆地纵深挺进。
二、东出西进北上南下战略大部署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击，形成“东出”“西进”“北上”“南下”四大战略部署，深度参与分工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四大战略体系彼此方向互补、内容互补、力量互补、作为互补，最终形成亚洲大陆发展新格局。释放积极能量，实施中国“内陆地区外向化”“西部地区国际化”，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促进内陆地区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从而影响亚太、影响世界。
东出战略。面向东部方向的沿海地区战略部署，中国东部地区北起辽宁丹东，沿着海岸线向南，向西，直至广西北海，覆盖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区市。向东发展，扩大沿海经济，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交通优势，气候条件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东方发展，走海路，面向环太平洋地区。
东出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建设、亚太自贸区建设。
西进战略。面向西部方向的中西部地区战略部署，中国内陆西部地区东起内蒙古，沿着陆路边境线向西、向南、向东，直至广西北海，覆盖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青海、云南、广西、陕西、山西、宁夏、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区市。向西发展，扩大沿边经济，充分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西方发展，走陆路，面向中亚、西亚直至欧洲、非洲。
西进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中欧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
北上战略。面向北部方向的东北、西北、华北地区战略部署，中国“三北地区”幅员辽阔，涵盖省区较多，以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为主要省区市，涵盖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山西、宁夏、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区市。向北发展，扩大沿边经济、沿海经济，充分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北方发展，走陆路，面向蒙古国、俄罗斯、远东、东北亚。
北上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南下战略。面向南部方向的南部地区战略部署，中国内陆南部地区以长江两岸向南延伸的地区。覆盖西藏、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市。向南发展，扩大沿边经济和沿海经济，充分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南方发展，走陆路和海路，面向南洋、东南亚、东盟、南亚，直至海湾地区、非洲。
南下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中国与非盟合作、中国与阿盟合作。 三、“一带一路”是“通路”也是“活路”
落实“四大战略”要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与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整个大陆板块地区各种经济要素流通的渠道。
中国医道有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同样适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就是开放；“通”，就是交流；“通”，就是信赖；“通”，就是包容。由“不通”到“通”的转变，是一次战略跃升；由“慢通”到“快通”的转变，又是一次战略跃升。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包括硬件设施建设，即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软件设施建设，即外交关系、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建设等。“通”已经是“通道”的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发展陆路经济的大国。中国在古代时期就有了与周边国家交流的通道，即：“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陆路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由于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而得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中国运出的，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以西安为起点，往西行进一直延伸到罗马。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不断运向中亚和欧洲。
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朝初达到顶峰，明朝中叶因海禁而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泉州、刘家港等，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进一步开发开放和经济重心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东洋航线、南洋航线、西洋航线。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今天的“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既秉承了古“丝绸之路”的路径，又发扬光大了“丝路”的内涵，极大丰富了“丝路”的内容，创新了“丝路”建设的方式。
首先，路的内容更加现代化，是现代公路、现代铁路、现代大飞机、现代巨轮海运，运量更大、速度更快。其次，路的里程更长，可以从大陆的东部沿海线一直延伸到西部的沿海线，联通所有沿线国家和地区，网络状辐射，惠及面更大更广。再次，路的包容性更广，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共同流动，相互交叉，将经济、人文、社会、文化交融在一起，经济社会影响更加深刻，促进力量更大。
四、“一带一路”是“富路”也是“福路”
建设现代“陆路丝绸之路”和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能给沿路国家或地区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需要向周边地区说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丝路”就是“福路”。
第一，只有实现互联互通才能将自然资源变成经济资源。路通了就可以运输、就可以交流往来，才能将原产地的劳动产品转变为市场商品，开展贸易，才能增加财富。
第二，修路的过程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建设现代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需要科技创新，需要创意设计，会极大激励创新事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牵动很长的产业链，激活相关领域。
第三，构筑国际联通网络。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通讯现代化和交通现代化，一国实现了现代化，还要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惠及世界各个角落，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贫困，消除愚昧，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促进世界文明进步。
第四，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中国过去35年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正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建设好“硬”环境同时也促进“软”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发展，促进文明进步。路通了，一通带合作，一通引万通，一通促发展。
为什么中国此时提出并倡导建设“一带一路”？其目标、内容是什么？能为周边地区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世界各国和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破解东部海路屏障棋局
纵观世界格局，从地缘、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视角观察，全球经济发展以及活力空间分布有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沿海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沿海地区，全世界80%的人口，4/5的城市，分布在沿海线以内纵深370公里沿线的地带上。
二是北半球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北半球地区，全球主要人口和大都市分布在北纬30～60度之间的纬度线内。
三是面向东方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面向东方地区，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几乎都是面向东方的地区。
四是城市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城市，人是市场中最为根本的元素，市场由人群数量、购买欲望、购买能力三个基本参数之积所构成的（M=Q×W×P），只有城市才能汇集大量具有购买能力的人群，只有城市才能汇集众多创新资源，只有城市才能汇集现代的先进生产力。
五是平原经济。全球经济活跃地区分布在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势高度成反比，山越高经济越落后。
中国地理版图处于亚洲大陆西部，东临太平洋，只有面向东方的单面沿海线，大陆版图主要分布于北纬20～50度之间，属于世界主要经济活跃带之中。但是，东部沿海地区面临第一岛链（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构成的环状岛链），以及向外的第二岛链（从日本南方诸岛、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等构成的环状岛链），再向外是作为天然屏障的太平洋，越过万里遥遥的洋面才能到达美洲大陆。
因此，中国仅仅发展东部地区的沿海经济是不够的，也是不均衡的。这个不均衡包括两个方面的不均衡：一方面是中国本土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不均衡，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不均衡，城市与农村的不均衡，南方与北方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既面临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压力，也面临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贫穷、战乱的挑战，以及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势力的挑战。发展的压力来自东部，贫困的压力来自西部。
面对世界各种力量交错涌动的复杂局面，中国需要帷幄大智慧，部署大棋局，运作大战略。破解东部海路屏障的棋局，在战略上就要将重心向西转移，向亚洲大陆内部扩展，向陆地纵深挺进。
二、东出西进北上南下战略大部署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击，形成“东出”“西进”“北上”“南下”四大战略部署，深度参与分工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四大战略体系彼此方向互补、内容互补、力量互补、作为互补，最终形成亚洲大陆发展新格局。释放积极能量，实施中国“内陆地区外向化”“西部地区国际化”，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促进内陆地区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从而影响亚太、影响世界。
东出战略。面向东部方向的沿海地区战略部署，中国东部地区北起辽宁丹东，沿着海岸线向南，向西，直至广西北海，覆盖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区市。向东发展，扩大沿海经济，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交通优势，气候条件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东方发展，走海路，面向环太平洋地区。
东出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建设、亚太自贸区建设。
西进战略。面向西部方向的中西部地区战略部署，中国内陆西部地区东起内蒙古，沿着陆路边境线向西、向南、向东，直至广西北海，覆盖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青海、云南、广西、陕西、山西、宁夏、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区市。向西发展，扩大沿边经济，充分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西方发展，走陆路，面向中亚、西亚直至欧洲、非洲。
西进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中欧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
北上战略。面向北部方向的东北、西北、华北地区战略部署，中国“三北地区”幅员辽阔，涵盖省区较多，以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为主要省区市，涵盖内蒙古、甘肃、新疆、陕西、山西、宁夏、吉林、黑龙江、辽宁、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区市。向北发展，扩大沿边经济、沿海经济，充分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北方发展，走陆路，面向蒙古国、俄罗斯、远东、东北亚。
北上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南下战略。面向南部方向的南部地区战略部署，中国内陆南部地区以长江两岸向南延伸的地区。覆盖西藏、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市。向南发展，扩大沿边经济和沿海经济，充分利用沿边地区的地缘优势，生态优势，民族优势，经济资源优势，战略指向面向南方发展，走陆路和海路，面向南洋、东南亚、东盟、南亚，直至海湾地区、非洲。
南下战略的合作平台是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中国与非盟合作、中国与阿盟合作。 三、“一带一路”是“通路”也是“活路”
落实“四大战略”要有载体，这个载体就是与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整个大陆板块地区各种经济要素流通的渠道。
中国医道有句名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同样适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就是开放；“通”，就是交流；“通”，就是信赖；“通”，就是包容。由“不通”到“通”的转变，是一次战略跃升；由“慢通”到“快通”的转变，又是一次战略跃升。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包括硬件设施建设，即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软件设施建设，即外交关系、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建设等。“通”已经是“通道”的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发展陆路经济的大国。中国在古代时期就有了与周边国家交流的通道，即：“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陆路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由于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影响最大而得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中国运出的，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以西安为起点，往西行进一直延伸到罗马。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通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不断运向中亚和欧洲。
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朝初达到顶峰，明朝中叶因海禁而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泉州、刘家港等，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进一步开发开放和经济重心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东洋航线、南洋航线、西洋航线。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今天的“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既秉承了古“丝绸之路”的路径，又发扬光大了“丝路”的内涵，极大丰富了“丝路”的内容，创新了“丝路”建设的方式。
首先，路的内容更加现代化，是现代公路、现代铁路、现代大飞机、现代巨轮海运，运量更大、速度更快。其次，路的里程更长，可以从大陆的东部沿海线一直延伸到西部的沿海线，联通所有沿线国家和地区，网络状辐射，惠及面更大更广。再次，路的包容性更广，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共同流动，相互交叉，将经济、人文、社会、文化交融在一起，经济社会影响更加深刻，促进力量更大。
四、“一带一路”是“富路”也是“福路”
建设现代“陆路丝绸之路”和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能给沿路国家或地区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需要向周边地区说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丝路”就是“福路”。
第一，只有实现互联互通才能将自然资源变成经济资源。路通了就可以运输、就可以交流往来，才能将原产地的劳动产品转变为市场商品，开展贸易，才能增加财富。
第二，修路的过程就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建设现代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需要科技创新，需要创意设计，会极大激励创新事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牵动很长的产业链，激活相关领域。
第三，构筑国际联通网络。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标志就是通讯现代化和交通现代化，一国实现了现代化，还要将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惠及世界各个角落，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贫困，消除愚昧，消除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促进世界文明进步。
第四，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中国过去35年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正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建设好“硬”环境同时也促进“软”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发展，促进区域发展，促进文明进步。路通了，一通带合作，一通引万通，一通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