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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我多年一贯、直到今天的全部思考，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展开一点说，就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和“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和世界历史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进程。而这个进程，可以说，中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逐步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到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看来这样的大变动还将持续下去也许可以说，真正的大文章还在后头。
第二点：就中国来说，从 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大变动、新觉醒”之中。西方的炮舰和鸦片打开封建王朝的锁国大门，同时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解放之路，直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两个一百年”。其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是从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大变动、新觉醒”。
自1978年以来，这个“大变动、新觉醒”进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新阶段，它同世界范围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大变动、新觉醒”紧密结合，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通过自己新的奋斗，产生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本质上的新觉醒，一种观念大解放。
首先，中国人开始具有一种新的眼光，即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的眼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如此，今后仍然离不开。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是这样观察把握的。中国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中国越发展，也将越开放，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越大。最近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
其次，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发展生产力，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1世纪第二个10年乃至到2050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挑战和压力，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提高经济质量，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激发创新活力、创业活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活力。
其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发展过程，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从全局看，从实质看，这乃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和部署，肯定将离不开进一步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全国的市场体系问题，解决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合问题。
其四，中国的发展应当是全面、均衡、可持续，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体现了新的发展观。其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使全社会更加活跃、更加有序，在于人民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
其五，中国必须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要永远坚持的历史方向。坚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国威胁论”； 实现“崛起”，就是要证明“中国崩溃论”缺乏根据。打破“国强必霸”的旧逻辑，既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新觉醒。
这些新觉醒为中国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进而引发了更深刻的大变动。例如，中国将解决10亿人的城市化问题，由此带来数十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又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形成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网络”，这是从基础设施、市场要素、文化交流到合作机制的全面“利益共同体”。还如，台湾海峡两岸从经济互补、人文交流走向政治协商，将形成两岸关系的新框架。类似的大变动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国人在新觉醒中的冷静和理智，归根到底表现在我们对中国这一轮大变动还要走很长的路有精神准备。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大概念，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定位。所谓初级阶段，所谓“发展中大国”，就是说，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水平，而体制、文化等软实力差距更大。
第三点：世纪之交，世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新觉醒”，曾经对立、对抗的东西方阵营解构，经济全球化覆盖各国，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大变动、新觉醒”又逐步显现出新的特点，出现了一系列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现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兴大国的共同和平崛起，与传统西方大国逐步形成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且出现了以二十国集团为共同平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力量，如果不能看到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趋势，不能把握大局、顺应大势，不能摆脱旧思维、旧模式的迷思和束缚，都有可能犯重大战略错误，在21世纪的全球力量重构中丧失机遇。而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本身就需要新的觉醒。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新兴国家，都需要这样一种新的觉醒。有了新的觉醒，才有可能在愈益广大范围内逐步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逐步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以至持久稳定的命运共同体。由此而来的，不仅新兴国家将能保持共同和平崛起的良好势头，发达国家也将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打开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点：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而且往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重性”发展。即以当前大国动向而论，一方面，和平发展是主流，各国利益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广泛而深入；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一些大国的行为特征。新型大国关系和传统大国关系并存，而前者还处于新生态势，较为脆弱；后者则盘根错节，相当顽固。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无非三种作为：一是继续冷战思维，搞各种形式的冷战；二是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却搞局部热战；三是走新路，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都领教过，我们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主张的是第三种前途，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和发展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
总而言之，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伟大进程，无疑将充满“两重性”相交织的复杂事变。而其复杂深刻程度，也许甚至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信，“大变动、新觉醒”是主流是大势，仍将不可阻挡地继续发展。
第五点：说到这里，也许可以在我开头所说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之后，再加三个字——“两重性”，共九个字。以此作为我全部思考的概括。
第二点：就中国来说，从 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处在“大变动、新觉醒”之中。西方的炮舰和鸦片打开封建王朝的锁国大门，同时造成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解放之路，直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两个一百年”。其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是从近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大变动、新觉醒”。
自1978年以来，这个“大变动、新觉醒”进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新阶段，它同世界范围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大变动、新觉醒”紧密结合，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通过自己新的奋斗，产生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本质上的新觉醒，一种观念大解放。
首先，中国人开始具有一种新的眼光，即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的眼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如此，今后仍然离不开。从邓小平到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人，一直是这样观察把握的。中国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中国越发展，也将越开放，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也越大。最近设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
其次，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发展生产力，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1世纪第二个10年乃至到2050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面对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挑战和压力，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地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提高经济质量，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激发创新活力、创业活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活力。
其三，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发展过程，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从全局看，从实质看，这乃是中国30多年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新一轮全面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和部署，肯定将离不开进一步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全国的市场体系问题，解决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合问题。
其四，中国的发展应当是全面、均衡、可持续，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体现了新的发展观。其中，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于使全社会更加活跃、更加有序，在于人民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
其五，中国必须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要永远坚持的历史方向。坚持“和平”，就是要破解“中国威胁论”； 实现“崛起”，就是要证明“中国崩溃论”缺乏根据。打破“国强必霸”的旧逻辑，既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的新觉醒。
这些新觉醒为中国找到了破解难题的钥匙，进而引发了更深刻的大变动。例如，中国将解决10亿人的城市化问题，由此带来数十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又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形成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网络”，这是从基础设施、市场要素、文化交流到合作机制的全面“利益共同体”。还如，台湾海峡两岸从经济互补、人文交流走向政治协商，将形成两岸关系的新框架。类似的大变动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中国人在新觉醒中的冷静和理智，归根到底表现在我们对中国这一轮大变动还要走很长的路有精神准备。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大概念，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定位。所谓初级阶段，所谓“发展中大国”，就是说，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水平，而体制、文化等软实力差距更大。
第三点：世纪之交，世界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新觉醒”，曾经对立、对抗的东西方阵营解构，经济全球化覆盖各国，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大变动、新觉醒”又逐步显现出新的特点，出现了一系列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现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兴大国的共同和平崛起，与传统西方大国逐步形成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且出现了以二十国集团为共同平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力量，如果不能看到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趋势，不能把握大局、顺应大势，不能摆脱旧思维、旧模式的迷思和束缚，都有可能犯重大战略错误，在21世纪的全球力量重构中丧失机遇。而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本身就需要新的觉醒。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新兴国家，都需要这样一种新的觉醒。有了新的觉醒，才有可能在愈益广大范围内逐步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逐步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以至持久稳定的命运共同体。由此而来的，不仅新兴国家将能保持共同和平崛起的良好势头，发达国家也将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打开世界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点：当然，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而且往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两重性”发展。即以当前大国动向而论，一方面，和平发展是主流，各国利益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广泛而深入；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一些大国的行为特征。新型大国关系和传统大国关系并存，而前者还处于新生态势，较为脆弱；后者则盘根错节，相当顽固。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无非三种作为：一是继续冷战思维，搞各种形式的冷战；二是世界大战虽然打不起来，却搞局部热战；三是走新路，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谋求共同发展。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都领教过，我们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我们主张的是第三种前途，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和发展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
总而言之，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伟大进程，无疑将充满“两重性”相交织的复杂事变。而其复杂深刻程度，也许甚至将远远超出基于经验和常规的判断。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信，“大变动、新觉醒”是主流是大势，仍将不可阻挡地继续发展。
第五点：说到这里，也许可以在我开头所说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之后，再加三个字——“两重性”，共九个字。以此作为我全部思考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