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术界对上海妓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一座“浮城”，若干“尤物”，成为学者测绘一时一地情色想象的最佳途径。一九九七年，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和贺萧（Gail Hershatter）两位的研究大作，开始摆脱以往道德批判的束缚。安克强的《上海妓女：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站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叉路口，以现实主义的目光，写出了百年上海青楼妓业的更迭，明确了娼妓性质不断“商业化”和“情欲化”的进程，既刻写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也复制了一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贺萧的《危险的愉况》则反思这些“下属群体”（subaltern）的发言权，探查二十世纪“娼妓”问题与民族、政治、商业、性别及情感文化的相互扭结与彼此征用的关系。尽管贺萧承认妓女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但真正的话语权仍掌握在官方和知识分子手中。她们被记忆、被塑造、被讲述，从而变为符号，变成隐喻和“知识”。换句话说，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这部史学著作是关于“想象的想象”。可是，吊诡的是，作者的想象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前一想象中某些力图彰显的面向，例如，女性是被压抑的。
　　但“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高彦颐（Dorothy Ko）在《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中的这一诘问，让我们注意到了“五四”史观之外，女性形象多姿多彩，表情达意诚具能动效益（agency）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被压抑”的面貌。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闺秀，虽不能改写框定于她们的阃道规制，却也在其中觅得一个另类的文化生存空间，并由此获得人生的意义、安慰和尊严。虽说在整个女性世界中她们只是处在社会夹缝中的少数，但是，有一点可以断言，即过去那种将女性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的论述方式，如今已成明日黄花。这样的理路，得到了愈来愈多的学术支撑，其中尤以女性学者的论述为主，比如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都是如此。德国学者叶凯蒂（Catherine Vance Yeh）的《上海情爱——妓女、文人与娱乐文化，一八五○——一九一○》通过对上海妓女某个时段的研究，再次显示了上述理路。叶凯蒂稽查当时勃然兴起的大众消费文化与头牌娼妓的互惠、互利关系，重新赋予了这些社会邪流（social evil）以光彩照人的一面。她们不仅在勾栏世界里左右逢源、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自己的情色生意，更在公共领域呼风唤雨，引领一时潮流，俨然成了乱世里推倡公共关系与私人狂想的行家里手。其极致处，在在形塑了一种如“恶之花”般璀璨、颓废的娱乐美学。
　　
　　城市景观和流行时尚
　　
　　过去对上海大众文化的观察，大多从文化制度和工业资本的角度导入，但近来的研究却越来越倾向于从日常生活以及知识精英以外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入手，主张“现代性”的多角度、多方位并发，甚至，颠覆了之前文学史、文化史所宣称的“自上而下”式的传播模式，而改从“下层社会”进行探查，这也避免了将“大众文化”变成另一种“精英现象”。比如，在针对周慕桥画作《视远惟明》的讨论中，李欧梵曾敏锐地指出，望远镜作为一种西式科技，它的出现却完全与科学无涉，只是公众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三位盛装的妓女，成了它的有力诠释者和展示人。也许，历史的奇幻之处正在于此，往往是这些并不受欢迎的个体和流派，承载了一种必然的“历史不安”，并借用娱乐和消闲的方式，释缓了这种焦躁，达成一种“纾解性的诗学”。林培瑞（Perry Link）在《鸳鸯蝴蝶派》一书中就认为，以“消闲”著称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提供了一种“疏解”（deviation）现代性焦虑和紧张的文化功能。
　　叶凯蒂笔下的清末妓女，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她们大胆地表演西式服装，以颠覆传统性别界限的方式着男服，乘马车，出现在人流混杂的茶楼、戏院和公园。她们服色夸张而大胆，妆面出人意表、标新立异，而且出行装备也堪称奢华，不仅有装饰一新的敞篷马车，还有一位同样时髦光鲜的马夫。这种种行为，不仅是同行竞争的需要，更是一种必要的“自我标榜”（self-fashioning）。统统频频地在大众面前曝光，她们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并由此达到招揽潜在顾客的最终目的。这些新式服装，不仅改善了她们的外在形象，为其增“色”添“奇”，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身体语言和行为姿态，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欲望，提供了一种全新价值标准：不但混乱了内、外界线，打破了男、女区隔，就连牵涉民族意识形态在内的华、洋之别，亦由此变得模糊不清。她们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城市指南”和“都市画报”以此为素材，向各方游客广而告之。她们所穿的种种服装款式，也成为一般女性效尤的对象，屡屡牵动时尚潮流。可以说，历史上“靓装倩服效妓家”的风潮，莫此为甚，亦莫此为广。除了服装，包含在这效仿风潮中的内容，还有妓女所采用的家具，以及她们为拓展业务而进行的摄影活动。前者提供了组织现代家庭结构所需求的物质要素，包括西洋照明器具的引入和时钟的使用所带来的新的起居规范和时间模式，而后者则牵出技术更新、商业利润以及“文明”的新意象——“明星”等等诸多内涵。
　　叶凯蒂有意将上海妓女塑造成颇具商业意识的“独立职人”（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声言其如何懂得借用各种渠道、手段来包装、宣传、经营和巩固自己的业务，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可是，这些近乎“溢美”的表达，是否有夸饰的成分呢？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时尚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出自她们的主观意愿，而非被动防御？叶凯蒂多次使用了“夸示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笔下，是与社会结构或阶级实践相挂钩的，其功能不只是提供感官享受，而是为了阻止社会的流动，巩固上层精英的既得利益和文化地位。卜正民（Timothy Brook）《纵乐的困惑》一书讨论明代时尚时就指出，时尚并不是一个公开、普泛的进程，它随时变化坐标，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企图进入上流社会的一般民众，在接近现行标准时遭受挫折。换言之，时尚成了一种必要的捍卫机制，它是针对“社会仿效”的防御策略。回过头来看上海妓女，根据安克强的提示，整个二十世纪的风月场，“野鸡”团体不断壮大，长三、书寓、么二等相对高等的妓女不免受到冲击。除了自降身价，我们大有理由认为，其处心积虑地制造流行时尚，目的就是为了与其他的妓女更好地竞争，并循此表明自己的“崇高”地位。如此一来，海上名妓胡宝玉移樽就教，向“咸水妹”学习西式发型和装扮，乃至语言和家具摆设，其意图就昭然若揭。此其一。
　　其二，对这种追风逐浪式的“社会效仿”，上海妓女起了多大的带动作用？或者，换一种提法，还有没有其他的社会因素，推动这种奢华时尚的到来？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至少有三种要素值得注意。一是女学堂的大量涌现，二是不缠足运动的风起云涌，三是女性务工人员随经济发展而日益壮大。这些走出闺阁的新女性，特别是女学生，她们该如何着装，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许多女学生无处效仿，只得纷纷效法妓女，以至于出现妓我不分的现象，被时论讥为“服妖”。有鉴于此，社会各界从一九○六年起开始纠正时弊，讨论女学生的服制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妓女带动时尚风潮，仍有待社会变革之助力。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秩序和风气的移易，恐怕妓女的这般夸张举动，仍不过哗众取宠而已。而且，这种流行时尚中仍可能包含着疼痛感。名妓林黛玉开了画浓眉风气，叶凯蒂认为这可能是得益于她曾从事戏剧表演，但贺萧的讨论却指明，这与她得过性病有关。因为梅毒，她脸上落了疤，眉毛也脱了，为了遮丑，她不得不化浓妆来掩饰。可见，时尚潮流背后也包含有被动、负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