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时，有人强调“重要的是立场而非姿态”，接着就有人反驳，“立场和姿态都不具有价值判断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批评家通过审美来认识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审美的品格和认知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其实，“姿态”也好，“立场”也好，“价值判断”也好，在文艺批评中不是相互排斥、对立的概念，它们都属于中性词，无好坏褒贬之分。只有追问下去，这个批评家是以什么样的“姿态”、“立场”从事批评，用什么样的“价值观”进行判断，我们才能对批评的品格做出优秀、平庸或低劣的评判。
　　面对当下批评界存在的最突出的症候，有什么样的批评“姿态”是首要问题。试想，如果一位批评家写了一辈子表扬文章，却从来不敢拉下脸来“批评”作家和作品，我们是否该称呼这样的批评家为“表扬家”？或许这样的批评家可以自辩：“我表扬的都是好作品，我说好都说到了点子上……”但从整个文艺生态来看，真的满目都是硕果而无杂草吗？那些从印刷厂里印出来的书，那些发布在各种新媒体上的作品，真的无赝品无瑕疵吗？那些顶着作家、艺术家桂冠的人，就没有平庸的乃至欺世盗名的？面对复杂的文艺生态，而只知道一味说“好”的批评家，难道不觉得自己是严重失职吗？
　　遗憾的是，现在只知道说“好”的好好先生式的“表扬家”比比皆是，而斗士式的敢于拿起外科医生“手术刀”的批评家则凤毛麟角，真正敢于“亮剑”的批评家少之又少。如果连指出问题、直面真相的起码的批评“姿态”都没有，那还用得着讨论“立场”和“价值观”问题吗？跟一个满嘴“伪词”的批评家讨论“是非”有何意义？
　　究竟是哪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批评家的激情和说真话的良知？是精于利害计算的“聪明”，擅长关系权衡的“圆滑”？抑或本身就不具备批评家的基本素质，只是混迹于批评家队伍，以“批评”作稻粱谋而已？不妨请广大的读者来观察，请批评家反躬自省。
　　伟大的艺术品往往来自于超越功利的创造，而伟大批评家的最重要的品格则是超越功利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艺术欣赏与批评的痴迷。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才能是一种稀有的、因而受到崇高评价的才能”，这种才能表现在“深刻的感觉，对艺术热烈的爱，严格的多方面的研究……”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批评家追求真理的“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的信仰”，因此他说，“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我写出一行违背信仰的文字来”。
　　可有人记得中国一位天才级的批评家金圣叹？这位早于别林斯基近两个世纪出生的中国批评家，在批评理论上的贡献迄今尚未得到学界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他对小说文本的解构式分析，“晰毛辨发，穷幽极微”，不知比西方文论中的解构理论早了多少年。他那著名的腰斩《水浒传》的一刀，堪称是精准而绝佳的“手术”。他因“哭庙案”而受牵连时，在临难前的《绝命诗》之一中写道：“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他在生命即将终结时，脑子里念念不忘的是他计划中尚未完成点评的几部“才子书”。金圣叹这样的天才批评家，也许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但他这种为艺术献身的激情、勇气和胆魄，后进的学人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汲取养分，以垫实自己的精神底蕴呢？